1970年的一个寒冷早晨，周纯麟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重要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直接来自周总理的指示：他被选中担任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深知，上海的复杂性远非其他任何城市可比，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巨大舞台。在确认这一重大决策前，他请求与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司令员和周贯五副政委进行一次详细的会谈。会谈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决心，但在最后，他提出了三个具体条件。
随着会议室的门缓缓关闭，紧张和期待的气氛开始弥漫开来。在这关键的时刻，周纯麟究竟提出了哪三个条件？
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的周纯麟
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周纯麟的军事生涯开始了新的篇章。1937年，他被任命为新疆红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为“新兵营”）的一大队政委，负责这支部队的政治工作。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职责也在逐步扩展。
1938年1月，按照党委的安排，周纯麟化名为周玉龙，被派往新疆祁县的喀什48团担任少校骑兵连长。他率领的骑兵连，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负责执行边疆地区的巡逻和抵抗敌人侵扰的任务。周纯麟在部队中实行严格的军事纪律，确保每一名士兵都能在恶劣的环境下保持战斗力。
然而，1938年9月，周纯麟的军事生涯遭遇了重大挑战。由于当地军阀盛世才的部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周纯麟被诬陷参与了政治阴谋，并被捕入狱。在狱中，周纯麟面临了极为严峻的环境，但他的坚持和党组织的及时营救，使他最终被释放。
出狱后，周纯麟重新被任命为“新兵营”干部大队的政委，继续他的政治工作，领导士兵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他在部队中推广党的政策，强化士兵的革命意识，使部队保持高度的战斗士气。
解放战争时期，周纯麟率部参加了多场著名的战役，包括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杭州战役和舟山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周纯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他的部队多次取得关键的战斗胜利。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他的部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效地切断了敌军的退路，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周纯麟的军事成就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他还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纯麟调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背景
1970年，周纯麟在南京的办公室接到了组织的通知，将被调往上海担任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重要职位。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周纯麟一直活跃在炮兵战线上，曾先后担任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及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等职，对于推动中国炮兵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极大。他在炮兵部队的建设和战术革新上有着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提高火炮精准度和反应速度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在接到新的工作通知后，周纯麟开始准备接管上海警备区的职责。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和贸易中心，拥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保障这样一个城市的安全稳定需要极高的政治敏感性和行政管理能力。与此同时，上海的国际地位也使得这一职位具有更高的外交和安全要求，对此周纯麟感到非常忧虑，担心自己做不好。
上级的鼓励与支持
当周纯麟向南京军区的领导表达了自己关于新职务的担忧后，许世友司令员和周贯五副政委很快安排了一次会面，希望亲自与他交流并解释这次调任的重要意义。这场会议安排在南京军区的一间宽敞的会议室内，环境庄重且充满正式的军事氛围。
会议开始时，许世友司令员首先阐述了调任的背景。他详细说明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在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这一岗位对于军队和政府之间桥梁作用的重要性。许司令员强调，这一决策得到了高层的一致同意，特别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指示，显示出党和国家对周纯麟个人能力和忠诚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周贯五副政委接着发言，他补充说明了上海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周纯麟的军事经验如何能为上海的安全稳定带来新的活力。周副政委详细描述了部队与地方政府在安全、治理等方面需要更紧密的合作，以及周纯麟在这一领域中能发挥的关键作用。
面对两位高级领导的鼓励和信任，周纯麟感受到了来自组织的厚望。在这样的气氛下，周纯麟当场作出了坚定的表态。他说自己到上海的工作可能有三种结果：第一种，如果他能成功履行职责，希望军区能为他举办一个欢迎会；第二种，如果他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他请军区组织一个批判会来公开批评他；第三种，如果他在任上壮烈牺牲，他希望军区能为他举办一次追悼会。
许世友司令员和周贯五副政委听后，对周纯麟的决心和勇气表示肯定，他们再次强调了对周纯麟的全力支持，并承诺将为他在上海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和资源。
上海警备区的工作开展
周纯麟一到任就开始了对上海警备区的全面检阅，他在短时间内访问了所有主要的军事设施和部队驻地。通过实地考察，他对部队的当前状态有了直观的了解，并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首先，周纯麟开始强化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安排了一系列讲座和学习班，邀请了多位资深的政治工作官员来讲解党的最新政策和指导原则。这些活动旨在确保官兵们对党的方针有充分的理解和正确的执行。
同时，作风建设也被置于重要位置。周纯麟亲自监督了一系列作风整顿活动，如整顿军容、严格执勤纪律和提升日常训练的标准。他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检查官兵们的训练情况，并亲自参与某些训练课程，以身作则，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
在军事战备训练方面，周纯麟根据上海的地理和战略特点，设计了一系列适应城市环境的战术训练。这包括了反恐作战、城市巷战和大规模紧急疏散演习等。通过这些特殊训练，部队的应对能力显著提高，为可能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
周纯麟还特别强调了党委在部队中的领导作用。他支持和加强了党委在部队管理中的决策权，确保所有决策都能得到党委的审议和批准。这一举措加强了部队的政治统一性和组织纪律性，使部队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
这些措施逐渐展现出效果，部队的整体作风和战备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官兵们的政治觉悟得到加强，执行任务的能力和效率也大幅提高。上海警备区在周纯麟的带领下实现了质的飞跃，成为了一个模范单位，被上级和同行广泛认可。
周总理的关心
在繁忙的工作中，周纯麟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的肾脏上长了一个不明的肿块。然而，上海警备区的工作紧张繁忙，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医院检查。尽管身体不适，周纯麟依旧坚持每天奔波于各个军营和会议室，协调部队训练和地方治安工作。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的外宾访问上海。作为总理，周恩来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但他一直非常关注下属的健康状况。当他得知周纯麟一直在带病工作，并且尚未进行详细检查时，他感到十分担忧。
一天，周恩来安排了一次与周纯麟的私下会谈。会谈地点选在了上海的一间安静的会议室，外面有两名警卫站岗。周纯麟准时到达，见到总理后，立正敬礼。周恩来温和地示意他坐下，脸上带着关切的表情。
“纯麟啊，我听说你肾脏上长了个东西，这可不是小事。”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为国家和军队做了这么多工作，但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没有健康，一切都无从谈起。”
周纯麟刚想解释自己工作忙碌，周恩来就打断了他：“工作再重要，身体更重要。你这段时间一直没去医院检查，这样下去可不行。我已经安排好，今天下午你就去医院，检查清楚再说。”
1971年10月，周纯麟住进了上海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经过详细的检查和诊断，医生告诉他肾脏上长了一个囊肿，幸运的是，这个囊肿不是癌症。这一消息让关心他的家人和同事们都松了一口气。然而，周纯麟的术后恢复情况却不如预期。
手术本应顺利解决问题，但是在术后，周纯麟的伤口却持续渗血和尿液，无法正常排尿。这不仅让他在身体上感到极大的痛苦，也使得治疗和恢复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尽力照顾他，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这时，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得知了周纯麟的病情和恢复情况，感到非常忧虑。周总理素来重视下属的健康，对于周纯麟的状况更是高度关注。他立即指示中央保健组的吴阶平教授前往上海，为周纯麟进行会诊和治疗。
吴阶平教授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医学专家，经验丰富，医术精湛。他接到指示后，迅速整理好医疗设备和资料，乘坐最早的航班飞往上海。抵达上海后，吴教授直奔医院，立即投入到周纯麟的病情研究和治疗中。
在吴阶平教授的悉心治疗和指导下，周纯麟的病情逐渐好转。伤口渗血的情况得到了控制，排尿也逐渐恢复正常。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护理，周纯麟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