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苍小子 | 四个宁海人，半部民国警察史（中）

他们致力于近代警察的发展，为反抗帝国侵略、促进国家统一而不被军阀四分五裂有所贡献。他们的经历是黄埔生投身警界的缩影，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半部民国警察史。

二、筚路蓝缕，抗战育才

八年抗战，中央警校于艰难中求发展，筚路蓝缕，几遭灭顶，警校为抗日大后方秩序的维护、民众的组织与生产的开发，为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做出了贡献。

据统计，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央警校是开办战时各类培训最最重要和主要的基地，学员人数最高时达一万多人。中央军校曾因各类培训在校人数超过两万。因此，除了中央军校，为抗战作出最大贡献的便是中央警校了。据李士珍战后回忆，在中央警校受过一年以上训练出去的学生，没有发现一个参加日伪组织的。

抗战期间李士珍继续掌管中央警校育才建警，毕业的正科生虽少却精，基本担任了各地的警察局长。李士珍之毕生事业皆在于建警，然一路艰险犹如西天取经，考验种种困难重重。

中央警校建成以来在物质上经历许多困难。中央警校设立之一切，都是李士珍亲手办理的，南京、重庆校舍的建设，其事事亲躬，校舍建成前已述说。学生由一开始的膳食服装自备，缴纳学费到学校发给，无需学费，提高了待遇，而学校的经费没有特别增加，警校因学生自费改为官费，故经费非常拮据。

西迁重庆

警校大礼堂（重庆）

教职员的待遇不高，一般的底薪与其他行政机关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学生伙食亦比不上其他大学。幸赖于李士珍的勤勉团结，师生才能够共克时艰。

警校另有几次灾难得以幸免的经过。抗战西迁时，差点因为轮船失火而致被难。重庆校舍亦遇两险，二千人的警校大礼堂在学生将到以前，未完工的礼堂忽然坍塌。后来校舍又被日本敌机轰炸三次，有一次一颗大炸弹正落在大礼堂，把几根椽子打断，钻入地下五六尺深，幸运的是没有爆炸。

在人事上，李士珍之劲敌便是戴笠。两人关系，传说甚多。两人由一开始的通力合作，最后变成了水火之势。由于学识、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两人对警察教育形成了不同的主张，一正一奇，观点不同，决定了两人最终的分野，也影响了两个人物的最终命运。

其实李士珍与戴笠的关系并不仅仅反映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民国警察与特务两大系统之间的复杂纠葛。

李士珍非常重视警察教育的作用，认为国家要转弱为强，最科学的方法就是“培植成千成万的干练警察人员，一肩挑着建国的重任，一肩担起抗战的使命，去努力从事复兴民族的工作”。

李士珍认为“警察是亲民之官”，要为民师褓，划出非警察之业务，恢复警察真面目，崇尚“以法律己，以德服人”，形成了警察、军事、政治教育并举的人才培养观，警官要严格任用，必须受过正式警官教育，要提高待遇，警员与公务员相同，以维持四人生活为标准。

戴笠则更重视特种警察要能“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以“忠贞”为要，恩威并施。

戴笠藉中央警校的名义培养特种警察，与李士珍的正统警察教育颇有矛盾。不仅如此，戴笠还提出成立校务委员会并任主任委员，在警校安插亲信，监管中央警校，又在警察系统广插军统人员。两人因此围绕中央警察教育和警政领导权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斗争，甚至影响了民国警界格局。

1940年后，李士珍政治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警界政治地位最高之人。而戴笠因在战后取消特务机构的大势下，逐渐远离中心。

在1939年7月正科四期毕业时，蒋介石视察中央警校并主持毕业典礼，环顾新舍，甚为嘉许，手题“警政奠基”匾额一方以示欣慰。自是每届毕业典礼，校长蒋介石皆亲临主持，足见殷望。

蒋校长与夫人视察警校

1943年在蒋介石再次莅校时，李士珍面呈五年建警计划，受蒋介石核批“此计划可用，速拟预算呈核”。次年初改订十年建警计划，旋奉批此建警计划最重要，应即著手实施。

珍珠港事件后李士珍向蒋介石面呈建警计划

1943年李士珍提出统一各省保安部队转任警察干部训练办法，将总队长以上军官调入中央警校高等研究班参加研究，中校以下、上尉以上军官调入警校本部及东南、西北警官班训练。

李士珍对保安部队施以正规专业的警察培训，以待日后从中考察遴选战后建警之干部，清晰的呈现出他希冀警察机构系统化、警察人事专门化、警察教育统一化的目标。

1945年李士珍向国民政府保举收复区各大都市警察厅局长及各省警务处长等大批高级警政主官，其中有台湾省首任警务处长胡福相。

1944年1月国民政府于中央警校内设警政高等研究班，调训抗战将官和各省保安处长、市警察局长及本校简荐任高级警察教官，以培养国家独挡一面之高级警政干部。

此时，我们的第四位宁海人要出场了——应怀宗。

在警政高等研究班第一期33位研究员的身影中，我们不但找到了胡福相，还发现了应怀宗。

清光绪廿六年（1900年），应怀宗出生于浙东宁海县越溪山头应村，七岁丧父，母慈严且识大体，祖父系清朝金华守备（正五品）。受辛亥志士童保喧影响，应怀宗廿岁的时候考入北洋时期陆军部宪兵学校第五期。在1925年以前，浙江在北洋军阀盘踞之下，应怀宗努力无门，因此家居读书，颇感抑郁。

1925年，应怀宗应势入粤投奔革命，是时国民革命军急需宪兵人才。自黄埔军校宪兵营中尉排长（连附）起，应怀宗历宪警教官、上校营长、特务团（后为旅）上校参谋长等职，1935年5月任官陆军宪兵中校，1938年7月起奉命照少将支薪。

在宪兵营担任连长时应怀宗参加了二次东征惠州战役，一起参战的人员中有如蒋先云、陈诚（炮兵营长）、陈赓（连长）、陈明仁（连长）等诸多日后名将。

1932年中央军校设高等教育班，召集现职上中级优秀将校集中训练6个月，当年11月应怀宗入高教班第一期。这个学历很重要，意味着黄埔对应怀宗身份之认同。

1935年打破四川军阀盘踞后，军事委员会设重庆行营，特务团于同年夏秋从南京进驻四川，以一部驻重庆担任行营警卫，余均进驻成都，其中应怀宗任营长的第三营驻成都凤凰山机场。抗战开始，特务团出川随最高统帅部驻武汉，改称警卫团。

1939年，石祖德调应怀宗任第16补充兵训练处第六团上校团长、第一团上校团长兼渝南清剿区指挥官，驻綦江，拱卫战时首都重庆。第16补训处于1941年12月改编为新29师出征缅甸，是我壮烈的中国远征军！

抗战时期四川土匪人数多、分布广、清剿难，影响了抗战大局的稳定。1940年底因綦江军车劫案应怀宗受责任处分，次年2月他到中央警校任学生总队总队长（荐任官四级），决心于警校工作，承教育长李士珍之命，掌理学生队务及训练事宜。

应怀宗与李士珍有同乡之谊，两人老家相距不过十余里。抗战期间中央警校除了教育长李士珍为简任官外，余皆荐任而下。

1938年应怀宗已到重庆中央警校担任过荐任教官，未几又被石祖德召回了部队。1931年任职宪兵之际，应怀宗亦曾任过上海市公安局警察大队第四中队中队长，算是他从警之尝试。民国宪兵和警察是颇有渊源的。

警政高等研究班由内政部部长兼班主任，教育长李士珍兼副主任。第一期研究员分组考察了川、陕、甘等大后方各地都市警察与乡村警察的实况，以期为今后警政改良做参考。4月15日研究班第一期结束。

应怀宗得始独挡一面，1945年担任了中央警校“警察初级干部教导总队”（初干班）的主任兼总队长，培训新生警察素质，旨在参加接收各大都市之工作。初干班设在重庆丰都训练，抗战胜利时奉命还都南京。

应怀宗后来谈到了还都一路上的艰辛，“时值抗战胜利前夕，八年苦战，物质艰难，筚路蓝缕，勉启门墙，本班训练甫及一载。乃值倭寇投降，奉命还都。于是偕诸生，乘木船，浮三峡，遵川江而下，历时三阅月。途中师生，且有因覆舟而罹难者。每思及此，余虽心力交瘁，实无补于缺憾也。”

在感叹历程艰辛之余，应怀宗还谈到欧美国家之先进，人民生活之安定，令人向往，因此勉励学生们以精诚之血，干贞固之事，追求法治文明，化民成俗，使民守法为荣，跻吾国于民主康乐和现代文明之邦。应怀宗之思想不落后矣。

应怀宗1946年的手迹

同在中央警校警政高等研究班学习的胡福相也由此步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历程。这个班很重要，意味着胡福相成为了中央培养的对象，

他受评“宁静笃实、明达干练、身体结实、富有行政经验、性稍缓和、对人极诚恳、治事有条理”，最终考评为“优异”，宜于“警政高级幕僚或独挡一面工作”。在所有研究员中，这个评价很高，几无缺点，理应重用。时胡福相年方三十六岁，年轻的省部级干部呼之欲出。

1943年开罗会议宣布台湾、澎湖群岛战后应归还中国，故1944年4月1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在中央设计局内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收集台湾情报、整理资料，为收复台湾做准备。陈仪任主任委员，胡福相任陈仪秘书，身份为中央设计局专门委员。

台湾调查委员会协同中央警校研拟台湾警政接管方案及储训各级警察干部训练计划，胡福相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其对日本警政体系素有研究，故由他负责草拟接管台湾警政计划。在计划中胡福相强调了“储训台湾警察干部”的重要性，该计划经台湾调查委员会和中央警校洽商后报呈蒋介石。

1944年8月，蒋介石核准成立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台干班），由胡福相主其事，9月台干班在重庆受训。1945年1月，又循胡福相的建议在福建梅列设立中央警校二分校，台干班则隶属于二分校，胡福相任第二分校副主任和台干班班主任。

台干班设在福建，是因台湾民情风俗与福建相似，学生可以耳濡目染，熟悉台湾，而且台干班招生时对会讲闽南话的优先录取。台干班学员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在职警察干部和高中毕业生，共932人，其中福建籍的656人，加上教官，台干班总计千余人。

台干班创设仓促，处处困难，物质条件尤为艰困。在此环境下，台干班先后开训了讲习班（将来派充各县市警察机关之高级干部）、学员班（中级干部）、学生班（中级干部）、初级干部训练班（初干班，初级干部），打造了日后接收台湾的警界班底。

台干班后来影响台湾警政数十年，学生中佼佼者如庄亨岱出任过台湾省警政署长，王善旺任过内政部常务次长。在收复台湾后，台湾省又举办了省警察训练所，胡福相兼任所长。

台湾警政，胡福相是奠基者。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胡福相出生于浙东宁海县孝孺乡胡家村，1930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浙江省警官学校毕业，深受朱家骅赏识，是年秋被派赴日本留学，先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翌年又考入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后称日本警察大学）学习，与李士珍同学。

宪兵学校教官照（1935年）

1932年返国后胡福相获母校浙江省警官学校留用，任学科教官，发表有论文《改革警政之我见》，又为浙江省会警察局做警政设计，很有成效，之后于1935年在宪兵学校任警察法、外事警察教官，1938年到重庆中央警校任过教官。

教官期间胡福相有很多警政实务文章面世，警政思想逐渐成熟，而且对日本警政颇有心得，写下《日本对于殖民地之警察设施》一书。该书竟十余年之功力，洋洋洒洒十余万字，朱家骅、李士珍、谷正伦皆为之作序。

惟当时中日关系适在微妙时期，书店以此未敢承印。直至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胡福相任职中央设计局后，该书才交刊印。时陈仪又为其作序一则，为日后收复台湾有所作用。

1934年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后参访日据台湾，胡福相随行。胡福相对日本在台警政的成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返陆后在宪兵学校期间写下日警一书，估计有此原因。

胡福相在中央警校担任教官时间不长，之后就赴福建任省保安处警务科长，1940年起又先后署任福建省建阳县县长、永春县县长。

上述三位陆陆续续的都进了中央部门独挡一面工作，而秦友庸整个抗战期间都还在浙江地方奋斗。

桂系黄绍竑主政浙江时，与黄埔系、CC系、地方士绅之间矛盾重重，黄埔系被有所抑制。然而浙江又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地方，京畿之地。

黄埔系还年轻，在八年抗战中黄埔系才逐渐成长，从低级军官逐步升至师军级主官，渐渐地成为抗战之中坚力量，然与中央决策层还有距离。

归还秦友庸义助学生路费的汇单

全面抗战初期，抗战救亡成为首要急务，各地保安团队重新整编，“裁团改警”虽未放弃，然形成了“全面复团”的局面，保安团队除原本维护地方治安之责外，还新增了守土抗战之责。1938年秦友庸被简派为浙省第七区保安副司令（上校）驻台州海门，辖浙东沿海大部由北至南从宁海到温岭等地。

当时七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是邢震南中将（保定军校毕业）。第七区主张国共团结，支持共产党创刊《力行》宣传抗日，同时加强海防，严防日寇侵略。抗战初期浙省首当其冲，渐渐地半沦陷，日寇近窥浙东，分路窜扰宁绍及沿海各区。

1938年9月，日机大规模轰炸台州，海门被炸死34人、伤28人，日舰登陆大陈岛，还驶至海门港开炮。原定在日机轰炸的掩护下，汉奸勾结日寇，由日舰护送大批土匪在海门登陆，同时汉奸指挥潜伏各处的土匪乘机暴动，以期在台州城成立伪政权。

幸赖发现及时，秦友庸指挥肃清了沿海各岛土匪，当时《申报》以“浙七区保安副司令秦友庸肃清沿海各岛土匪，匪火拼后投诚自新缴各枪械安护地方”予以报道：

“（台州通讯）海门浙省第七区保安副司令秦友庸，自奉令派驻温岭松门剿匪以来，迄今将近三月。当时除小股土匪十余班外，尚有大股土匪小眼三，及福来小玉等百数十人，枪械齐全，持强顽抗，似不易破。

继则秦司令设计攻击、饬属进剿、购线通报，并另招抚自新土匪。无何匪众果意见分歧，自相火拼，而逃出匪窟自新投诚，遂至薄弱，所以乘机进剿，匪胆寒心。由此上大陈、下大陈、琅矶山、黄礁山、道士冠、白岩、披山等海岛土匪，如张老五等，次第肃清，现东南沿海各地，平靖如常，民皆安居乐业。

闻此次秦司令亲赴温岭剿匪，总计缴来小钢炮、机关枪、木壳枪、手枪、步枪等，有一百四十二支，枪毙土匪五六十人，救回难民数十人，投诚匪首福来小玉等四五十人，近因剿匪内有伤亡，现尚有三十六名，均明大义，痛改前非，听政府命令，保护地方，实属难得。于投诚匪首福来小玉等，令饬回转大陈山，从事国防，并使其保卫地方。现秦司令奉邢专员电召，业于前日返海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