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成功吸引了国军33个整编旅回援，减轻了华东和陕北的压力。
然而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和优势国军交战，十分艰苦，至12月，为了更好的调动敌人，减轻大别山压力，刘邓大军决定分兵：
二、三、六纵交给邓小平政委，在大别山坚持奋斗。
一纵则由刘伯承率领，转战淮西，吸引围剿大别山的国军主力。
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三个纵队面对国军围剿，环境险恶。他们在野司前指的指挥下，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辗转作战，与敌人兜起了圈子。
敌人虽然来势汹汹，但大别山不便敌大兵团机械化部队行动，我军凭借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以机敏快速的行动，和敌人兜圈子，牵着敌人的鼻子到处转，使疲于奔命。
但解放军的牵敌行动，也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说是兜圈子，实际上就是躲着敌人跑，保存自己。但这也不是容易的，到处是敌人，躲过了这个，又碰到了那个，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敌人包围。
在和敌人兜圈子中，遭遇敌人是家常便饭。
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有一次去号房子，敌人也在那里号房子，双方面对面地碰上了。对方是哪个部队，有多少人，都一无所知，结果各自忙着撤退。
有次四十七团住在村庄的一头，敌人住在村庄另一头。双方都不知道。
半夜里敌人出来巡逻，手电筒照在四十七团哨兵的脸上，哨兵很不高兴：“照什么照?你再照，我把你手电筒砸了!”
谁知对方撒腿就往回跑，边跑边喊：“共军在这里，共军在这里!”四十七团这才知道，自己躲了半天敌人，现在却睡在人家眼皮底下。
战士们忙架起机枪，扫射一番，又扔了几颗手榴弹，然后赶紧撤出来了。
1948年农历大年初一，四十九团团部搞了些白面，准备包饺子。参谋长张兹一也高兴得不行，他最喜欢吃饺子，跑到炊事班和大家一起兴冲冲地包着饺子。
刚把饺子下到锅里，旁边就围上来了一大圈参谋、干事。张兹一还在夸张地假装拦人似的伸开双臂：“别急别急，见者有份，每个人都有。”
他话音刚落，枪声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通信员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敌人来了，大家快走!”
敌情似火，说走就得走，火也没熄，大家都忙涌了出去。
政治处通信员愤愤不平：“凭什么我们煮熟的饺子让敌人来吃?”说着就舀了一瓢脏水，倒在了锅里，这才跟着部队走了。
在这个时期，敌人到处在找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则千方百计地要摆脱敌人，有时半夜里敌人从东向西走，解放军由西向东走，双方擦肩而过，都还以为是自己的“友邻”部队。
六纵十八旅就在这时吃了一个大亏。
当时六纵队副司令韦杰带十八旅活动。邓小平和六纵政委杜义德都跟他明确交代：十八旅应当尽可能地多拖住敌人，拖垮敌人。
韦杰，1914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壮族，是我军少数民族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将领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班长、排长、连长。在长征途中，他智勇双全夺取娄山关险隘，为红五军团打开胜利坦途。
长征胜利大会师前，任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团长的他带队纵马挥刀夺取会宁城。
这位壮族将军，还曾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团团长，他的六八八团香城固伏击战，堪称八路军平原伏击战的得意之笔。
韦杰是一个非常坚持原则和服从命令的人，他认为带兵打仗，排在第一位的是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
而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带兵打仗，一向以机动灵活著称，十八旅的战士也很为自己这个善抓战机的旅长自豪，经常向其他部队夸口：“跟着我们旅长打仗，保你吃不了亏!”
韦杰和肖永银的个性决定了他们两个并不是一对完美组合，总要磕磕碰碰。在进入大别山途中抢渡汝河时是这样，这次也不例外。
韦杰认为这次任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打游击”，求生存，而是要靠上去，贴住敌人找仗打。
因此，他主张十八旅向东走，主动贴近敌二十八师，这样虽有危险，却符合野司交给的牵制任务的总精神。
肖永银却正好相反，他认为十八旅刚脱离野司(原归野司直接指挥)，如果掉头向东去，将会把敌人引向野司，部队应该向西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