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也走在人行道上，他心里充满了委屈，刚才年轻血头的话刺伤了他。他想着年轻血头的话，他老了，他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他的血没人要了，只有油漆匠会要，他想着四十年来，今天是第一次，他的血第一次卖不出去了。四十年来，每次家里遇上灾祸时，他都是靠卖血渡过去的，以后他的血没人要了，家里再有灾祸怎么办？——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1、少年卖血记
事情并不复杂。
XX省忻州静乐县的一名19岁少年，在2023年5月到12月的八个月里去当地血浆站卖了16次血。
每次从血头那里获得280-300元不等的报酬，即便按最高300元计算，一共也不到5000块钱。
2024年1月15号，这名少年在家里吃午饭的时候浑身无力，来不及和家里人多说什么晕了过去。
120急救车赶来的时候，他早已毫无尊严地死掉了。
时间过了两个月。
2024年3月，有媒体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了出来。
少年的父亲手写了举报材料，认为这个血浆站是“黑心血站”，儿子被“利诱”频繁卖血，间隔最短一次仅间隔12天，最终导致儿子血液再生功能障碍死亡。
从这封手写信里，我们才知道这名死去的少年，名叫赵伟。
2、无偿献血与单采血浆的区别
记者给血浆站打电话，工作人员回复表示一切合乎规定，如果认为不合适，可以走法律程序。
又给当地卫健局等相关部门打电话，都表示正在调查。
是啊，调查当然需要时间。
大家也都知道，调查来调查去，也不大可能调查出什么问题。
而这恰恰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很多事情都合乎规矩，事件中的工作人员也没什么责任，可是到最后总是会发生一些让老百姓的朴素认知里感到不能接受的结果。
就比如这件事里面，血浆站是合法合规的，血液制品这个行业更是属于尖端生物科技行业，国家层面对这一行业的监管不可谓不严格。
根据相关规定，单采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低于14天，全年不得超过24次。
赵伟八个月里抽了16次，平均每个月2次，正好在全年24次这个范畴内。
赵伟爸爸举报材料里说“最短一次相隔12天”，如果属实，确实违反了规定。
但仅凭这一点“瑕疵”，我估计血浆站也不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很现实，根本原因是血液制品这个行业的重要性使然，不大可能因为一个人的意外死亡而对这个行业产生什么根本性的影响。
而血液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人体血浆，它和“全血”是两种东西。
血浆包含在全血之内，大家去采血站、采血车义务献血献的是“全血”。
全血有全血的临床用途，不会用来制造血液制品。
要制造血液制品，必须通过血浆站，先把全血抽出来，分离出血浆之后，再把剩下的红细胞等液体重新输回人体内。
赵伟去的就是血浆站，而不是日常所说的“血站”。
我查了一些血液制品行业的资料，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缺乏有效的宣传手段，发展新的献浆者存在困难。庞大的需求量和有限的供给量使得中国血液制品供给严重短缺。”
对于血液制品这个行业，我们应当客观评价而不是受到情绪化的影响，尽管此前上海血槽姐的故事证明了有关系的人或许能够优先大量地使用血液制品……但这并不绝对等于普通伤者、患者就无法获得血液制品的救治……
所以不是要否定这个行业，而是正视更深层次的困难，“献浆者”或许并非因为宣传不够而数量不足，而是一些更现实的问题。
社会规则上客观存在的不公不等的问题，本文先不谈，只谈一个最直接、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3、血是穷人最后的财富
这个问题恰恰就是这件事里刺痛很多人的细节——抽一次血浆，给300块钱。
既然血液制品这个行业本质上就是一个生意，那么，提升“献浆者”的报酬或许是比“加大宣传”更有效、也更有利于行业良性发展的现实手段。
可能有业内人要说，成本就在那摆着，一次300已经不少啦。
我不同意。
一方面，从经济账上来看。
此次事件的单采血浆站属于天坛生物，这家公司是我国血液制品行业30余家企业里规模最大的一家。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该企业营收超过40亿元，全国的单采血浆站超过50个，属于国内头部的血液制品企业。
这样一家实力雄厚且客观上属于在强监管范围内有资质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每次单采血浆只付出300元的成本，这个成本，我认为不是高，而是极其低。
另一方面，从民生账上来看。
之前写卢麒元的那篇文章里也说了，“削藩均田”不是又一次土改，而是再分配改革。
啥叫再分配改革呀？
从直接税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想办法降低资本利得者的暴利，有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这个就叫再分配改革。
年轻的穷人，作为“献浆者”卖一次血仅得300元实在是太少了。
一个残酷的假设——假设他卖一次血能有3000元……可能他就不会死了。
因为很可能就轮不到他来卖血，最少也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卖了那么多次……
血是穷人最后的财富。
我不评价“该不该卖”，因为揣测穷人或者无助之人的动机是不道德的。
我只能说，至少，不该被贱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