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出版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当晚，胡愈之起草了一份掷地有声的抗议信，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暴行，并邀集郑振铎、章锡琛、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签署，寄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在4月15日上海《商报》上公开发表。
此事被周恩来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壮举”。1933年9月，中国共产党吸收他为特别党员。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胡愈之是领导成员之一。不久，经潘汉年授意，胡愈之为救国会领导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后经章乃器修改，题目改为《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在香港《生活日报》上发表此文。由于此文表达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获得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许多在沪的救亡团体和爱国人士转移到内地或香港。胡愈之仍然留在上海，负责救国会的领导工作，并继续秘密从事革命宣传和教育活动。
沙千里著《漫话救国会》
以下为如去注：
关于救国会。救国会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团体。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上海文化界立即行动，于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妇救会”）成立；该协会由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王伊蔚、陈波儿、陈维姜、邓裕芝等发起，上海的一些妇女文化团体如中华妇女同盟、妇女生活社、妇女园地社、妇女文化协会、妇女新地社、微明社等团体共同组织成立。参加者多是各大中学校女生、女教员、机关女职员、女医生、女护士、女律师、女工人及家庭妇女等。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参加者中，有许多知名作家、新闻记者、导演和演员、教授、律师、宗教界人士等。大会推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厉麟似、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江问渔、胡愈之等35人为执行委员。
接着，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也纷纷成立。在形势推动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妇救会”、文化界救国会等并入其中。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都纷纷成立了各界救国会。
1936年5月31日，由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参加者为爱国知识分子，各阶层、各党派的民主人士。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成立后不久，毛主席即致函表示中共愿同救国会更亲密的合作，并派潘汉年与救国会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此后，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在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中，也都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
全国各界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1936年底，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抗日救亡的民间组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沈钧儒的主持下，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办理，举行了三天的群众吊唁。安葬那天，送葬队伍达五六千人，沈钧儒和蔡元培、宋庆龄等走在队伍最前面，群众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走狗！”“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鲁迅葬札实际上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
日本政府对救国会的存在非常不安，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逮捕救国会负责人。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抗日烈火，会同美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逮捕。当日，因国民党当局既拿不出证据，又无拘票，法院被迫裁定七人无犯罪行为，先交责付律师保释。
不料，七人出来后不到十小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三分院又分别开出拘票，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七人，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这就是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事情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声援“七君子”。潘汉年受中央委托亲往苏州探望七君子。
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沈兹九、彭文应、潘大逵、张天翼等16人在上海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并呈文苏州高等法院，申明“七君子”的救国行为无罪，如若有罪，他们甘愿与“七君子”同罪，并等候传讯。后来，宋庆龄、胡愈之、胡子婴等12人还自携行李，乘车到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
当时，陶行知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正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外出访，得知“七君子事件”后，他征得老师杜威的同意，以杜威的名义联合了爱因斯坦、罗素、甘地等16个世界著名的知识界人士给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等人拍发电报，营救七君子。
在中共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大力营救之下，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释放沈钧儒等7人。出狱后，在社会各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上，沈钧儒说：“国难严重，心里非常悲痛。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出狱与不出狱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1945年冬，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鉴于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北京宣告结束。
如去注毕。
七君子
一天，埃德加·斯诺交给胡愈之一本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刚刚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看后决定设法尽快把此书翻译介绍给我国人民。1938年2月，在胡愈之的筹划组织下，埃德加·斯诺此作的中译本以复社的名义出版发行。为迷惑敌人，使书顺利出版，将其易名为《西行漫记》。书印出后半年内，先后出版了五六次，售出八九万本，还运到香港、南洋销售，在当地华侨界引起了轰动。随后，胡愈之等又翻译出版了《续西行漫记》，同样受到国内人民和华侨的欢迎。
以下为如去注：
关于西行漫记和复社。出版社“复社”是郑振铎、胡愈之等一些文化人集资办起的一家小出版社，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巨鹿路（原巨籁达路）174号，现已融入延中绿地。这是胡愈之的私人寓所，《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本、《鲁迅全集》《论持久战》等均在此秘密翻印。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轰炸华界、抢掠上海，大批难民涌向租界，上海成为被日本帝国主义四面包围的“孤岛”。1937年年底，胡愈之得到斯诺寄来的“特殊礼物”——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样书，斯诺告诉胡愈之，他写的这一本书，两个月内发行5版。
胡愈之早已听说过这本书，书一看完，他立即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即商请胡仲持等10多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将全书30万字拆分成若干部分，夜以继日在一个月内将全书翻译成中文，书中的译者之一“陈仲逸”即为胡愈之笔名。
为了掩护，中译本书名改用《西行漫记》，出版用“复社”的名义。在印书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向读者发预约券。书定价为2.5元，如果用预约券买，只需1元。1938年3月，《西行漫记》第一版印了2000册，书很快售完，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
如去注毕。
1938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精装，袁牧之签名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不包括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那时，已在南洋生活和工作了八年的胡愈之正在香港向民盟中央和中共华南分局汇报工作。同时，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于当年6月颁布了“英属海峡殖民地紧急法令”，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不能再返回南洋。所以，中共华南分局要求他先去华北解放区，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洋和港澳的工作和情况。
经周密准备，8月，胡愈之从香港乘船北上，踏上了到解放区的旅程。途经大连时，他与在大连市委主持工作的李一氓谈起了战局。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逐步向有利于我党、我军发展的一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估计，从1946年7月算起，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胡愈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李一氓说：“毛泽东同志估计的胜利时间从现在起还要两年，在我看来，胜利时间不要两年。”
胡愈之胸有成竹地分析道：“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了，经济也崩溃了，因而人心亦崩溃了。你们没有看见在国民党区域不论哪一个阶层，都希望解放军胜利，希望蒋介石垮台。现在统治阶级已经到了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革命正在走向质变，只需对国民党军队再施加一点压力，它必然很快地全被消灭无疑。因此，估计还要两年时间，可能长了一点。国民党区域的人民大众已经等不及了。”
刊发“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
<全文共两部分、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续>
文后说明：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