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1日，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Bertrand Lortholary）代表法国政府在大使官邸，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刘敏颁发“法兰西共和国学术棕榈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据悉，学术棕榈骑士勋章是法国为表彰在教育与科学工作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颁发的国家勋章，最早由拿破仑设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授勋仪式上，白玉堂大使发表致辞，高度赞赏刘敏多年来在法国教育研究和中法教育合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并感谢她为中法两国人文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期待中法两国学界可以进一步加强交流互动、增进了解、深化友谊。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的视频致辞中再提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中法精神”，这一精神也是中法建交的初心。新时期，如何推进中法教育文化交流，推动中法人文“双向奔赴”？日前，本刊特约记者对刘敏副教授进行了采访。
作者（左）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博雅特聘教授、燕京学堂院长董强
“教育研究是我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记者：首先祝贺您获得法兰西共和国学术棕榈骑士勋章，我们关注到您多年来一直从事法国教育研究，当初为什么选择研究法国？能跟我们谈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吗？
刘敏：感谢您的关注和祝福。说起来，我走上法国教育研究这条道路还略有曲折。
我对法国的印象最早来自小时候读的那些法国小说。上世纪80年代，除了流行的武侠言情小说之外，不少家庭还会置办一套中外文学名著丛书，大多会收录《巴黎圣母院》《三个火枪手》《红与黑》《高老头》这类作品。虽说那时候也就读个热闹，但也能感受到法国的文学和艺术真的了不起。这些启蒙多少也影响了我在读本科时的专业选择。
1998年，我进入山东大学法语系学习。那时候学法语的条件可不比今日，学习资料非常稀缺。我们会反复听一盘磁带（估计今天不少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磁带了）一直听到卡带，也会反复读一本来之不易的原版书，甚至把注解里的生词也拿字典查一查。当时，法国驻华大使馆提供了不少支持，包括提供录像机、录像带、图书等。
后来，我进入北京大学法语系读硕士研究生，那时候还叫西语系。在美丽的燕园，我有幸遇到了一群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老师。他们带我踏入西方艺术史、法国哲学史、诗学的大门，带我认识了福柯、巴尔特、莫兰、昆德拉、谢阁兰、程抱一……在北京大学，我逐渐“从语走向文”，算是自身的一次“语言学转向”吧。
毕业后，我进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工作。这是我国第一个中法合作办学机构。可以说，我也算是建院的元老教师了。在工作中，我对法国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开始查资料、找人做访谈。后来，我干脆辞职去读了教育学博士。就在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那年，我踏入了中国教育学科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简称“北师大”）。我所在的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是中国最早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机构，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在北师大，我实现了研究旨趣的第二次转向：从教学走向教育，投向了一种更宏大的叙事。同时，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逐渐笃定，教育研究是我真正的热爱，是我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坚持教育对外开放，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
记者：作为北师大和巴黎第一大学（简称“巴黎一大”）联合培养博士，请谈谈您的受教育经历。在您眼中，这种联合培养模式有哪些优势？
刘敏：首先，我特别想表达的是，我是国家公派留学的受益者。
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法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这类国别研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到实地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获得一手数据和本土经验。在巴黎一大，我通过上课和参加习明纳（Seminar）及国际会议等经历，更好地了解了法国大学内部管理，亲身感受法国文化、传统与教育的关系，当然也更加接近我研究的学术问题的现场。
此外，法国教育研究虽然是建立在教育学科的基础之上，但也需要跨学科的方法。在巴黎一大时，我注册的是政治科学这个方向。我的法国老师德雷福斯教授曾担任过法国政府参事，她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给了我很好的指导，还经常谈到她参与决策的经历，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当然，联合培养只是人才国际化培养的方式之一。不管是到海外攻读学位、参加短期项目，还是在国内的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中学习，目的都是为了接触优质的教育和研究资源、理解国际学术话语、做出有创新性的成果。只不过，如果联合培养的学生能够有意识地将两边导师的工作串联起来，促进中外学术圈层的交流与合作，而不是被两头拉扯而分散精力，就更加能够凸显出这种培养方式的特殊意义。
记者：中法工程教育合作是中法教育合作交流中最活跃、最富成效的领域，您也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工作过。您认为法国高等工程师教育主要有哪些特点，对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有哪些启发呢？
刘敏：高等工程师教育是法国独具特色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具有悠久的历史。法国最早的工程师学校是1747年成立的法国国立路桥学校。这类学校以培养实用型的科技和工程类拔尖人才为目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曾得到快速发展。中法合作办学首先引入了法国高等工程师教育，这可以说是极具智慧的决策。
我很难用几句话描绘法国高等工程师教育的全部特点，这里仅浅谈几点个人看法吧。法国的高等工程师也被称为“通用工程师”，对应的法语词汇是“ingénieur”。这个词的词根是“génie”，也就是“天才”。而在英语中，工程师对应的单词是“engineer”，词根是“engin”，本义是“引擎”。通过词根，我们就大概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差异。之所以被称为“天才”，是因为法国通用工程师既掌握扎实的学科理论知识，又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知识迁移和应用能力，可以适应多个领域、多种场景的复杂工作。
法国工程师的培养过程非常好地体现了产教融合。比如，学生有校内的学术导师和业界的实践导师；企业界会深度参与培养全过程，包括培养方案的制定、授课、评价等多个环节，当然也包括学生的实习和就业。以“专题学习”这个模块为例，设置这样的模块就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某个特定领域的知识与方法论，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团队协作精神，以及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专题”的选择通常来自合作企业提出的实际问题，例如“大数据与健康：从获取数据到决策”。此外，他们在培养方案中设有人文社科模块，包括哲学、法律和组织社会学等。可见，他们认为面向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精英工程师必须坚守人文关怀，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我个人非常欣赏这一点。
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将卓越工程师确定为我国四支战略人才力量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法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合作属于教育对外开放中的先行先试，其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均为我国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供了有益参考。
刘敏（右）与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摄影 康丽
发扬“中法精神”，推进中法教育交流合作行稳致远
记者：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这是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年份。您认为教育在两国交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会面临怎样的未来？
刘敏：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文明传承和进步的重要途径。拿破仑曾说，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曾引用拿破仑的这句名言来说明教育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要通过普及教育，使人们在持续的格物致知中更好认识各种文明的价值，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
中法两国都是文明大国，文化教育交流由来已久，中国的思想曾滋养了法国的启蒙运动，而法国是欧洲最早建立汉学教席的国家。此外，您也一定听过20世纪初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那段历史。到2024年，两国建交已历经一个甲子，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搭建了一批互利共赢的平台，积累了丰富的交流成果和经验。
正像您所说的，中法关系来到了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节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深刻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教育亟待转型发展。这些对于中法两国未来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两国需要珍视长久以来交往建立的文明对话、信任和友谊，跨越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摒弃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对教育文化合作的破坏和侵蚀，发挥中法建交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断推进交流与合作。特别是面对当前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全球健康等全球性问题，中法只有持续推进教育对话与合作，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变革的力量，承担大国的使命担当。
正如习近平主席与马克龙总统共见记者时强调的，“中法关系具有珍贵历史、独特价值和重要使命，双方要传好历史的接力棒，弘扬中法建交精神并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中法关系下一个60年的新征程”。
记者：最后，您对未来的工作有何打算？
刘敏：我会继续坚守在自己的教研岗位上，争取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产出更多高水平成果，同时也为中法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竭尽绵薄之力。
这次能够获得法兰西共和国学术棕榈骑士勋章，我认为不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诸多从事法国教育研究、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同行们的鼓励。
我现在主持北师大中法教育创新中心的工作。这个平台是第二届中法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成果，由北师大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共同创办。该中心以服务国家战略、地方建设和学校发展为宗旨，与法国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专家学者就教育问题开展交流，目前已完成多项调研任务，以多语种发行的形式出版了多部学术成果。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和朋友参与平台建设，落实中法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两国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本刊特约记者 康丽)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1期）
作者：康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