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讲座题为“消逝的声音：省港澳沪的过去式”，它源自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创系十周年丛书中的一本。我的其他同事也对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段进行了一些研究。这批书主要面向香港非专业读者，所以对于学者来讲可能稍微浅易一点。今天我从西关讲起，进而向读者介绍、解读下这本书的内容。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思考的工具，用抽象的思维去定位西关。按我们一般的认识，所谓西关就位于今天广州市的荔湾区，但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西关话”或“西关音”这个主题上，我们可以把西关置于一张抽象的世界地图上重新定位。这张地图是以广东戏班的流动为例绘画而成的。从20世纪10年代初，一些叫“省港大班”的戏班开始流动于省港澳之间，它们规模比较大，资本比较雄厚，剧本会重新创作并且通常用白话唱戏。无论在性质还是表演特色上，“省港大班”都有别于“落乡班”和“下四府”（高雷廉琼）这些戏班。“省港大班”在省港澳组成一个铁三角，其都会性相当强烈。它也传播到上海、“南洋”（即东南亚）、“旧金山”（美国旧金山）、“新金山”（澳大利亚墨尔本），“湾京”（古巴）等。从20世纪初开始用来演唱广东大戏的“广州白话”，行腔乃以“西关音”为据。不论是现场演戏，还是由此衍生的歌乐产品（粤曲唱片、广播），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西关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地带，这里的口音生出许多关于声音的产品，辐射到全世界的粤人社区。
因为下西关成陆并且变成一个繁华地带是颇为晚近的事，我认为，西关话被标识出来的历史，不会早于18世纪。今天我们一般说粤语要讲的标准应以西关话为准。这种说法较早出自何处？1883年，James Dyer Ball（波乃耶）在其所著的Cantonese Made Easy一书中的一句话：“即便在省城一处——纯正广州话的所在与中心——[语音]也有细微的差异和划分，每个字词有多于一个发音，然而学习者当以西关话（Saí Kwán wá, or West End speech)为标准。”1896年，他出版的The Hong Shan or Macao Dialect稍微区分了澳门话跟香山话，与西关话相比，香山人和澳门人讲的粤语声调较低。谭荣光在1934年在《粤东拼音字谱》中说：“吾粤方言向以西关音为标准，故是书亦以西关音为根据。”值得注意的是，谭荣光特别强调的是“西关音”，而非“西关话”。宋学鹏在1934年出版的《广州白话会话》写道：“广州白话系广东省至通行嘅语言……”他还提到：“西关话好用牙音。”黄锡凌在1938年出版的《粤音韵汇》一书，“粤语所占的领域那么大，方言土语难以数计，但大家说起话来，总是以广州话做模仿的标准”。类似的意思赵元任也说过。赵元任进一步指出，西关居住了不少世家，其口音被视为具有某种身份或地位。他还提到，沿着广九铁路向南走，所经地区所讲的粤语，跟广州白话会有所偏离，但一旦到了九龙和港岛，口音又马上和广州一样。他这个描述可以帮我们去反思所谓香港话和广州话不一样的观点。
谭荣光在《粤东拼音字谱》中说：“调声之法，必须先学音律。盖凡天籁，无论山川河岳雨电风雷动植等物之声，无有出乎其外者，故以音律比人声，无不赅备矣。”意思即是，人声就是音律。以西关音为准的广州白话的九声六调，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与中山音的粤语（石歧话）比较，可看出分别如下：
我们的乐曲就是这样唱出来的。所以，西关音对理解省港澳沪以及更广大的地域关系很重要。“西关音”不只是一种口音，它是来自四面八方同称为“粤人”的社群的通行语音。它不只是一种语音，基于“问字取腔”的原则，它更是歌曲、是音乐。这个歌曲跟音乐通过各种媒体（人、留声唱片、有声电影）成为产品，200多年来跨地域流通，所以从西关音出发的世界是相当大的。就歌曲音乐而言，西关音是广东多种歌谣和曲艺，包括南音、木鱼、板眼、龙舟和粤讴的旋律凭据。香港粤语流行曲也沿着这个原则去填词、写曲，但它灌注了现代的气息。它也是广东音乐“近人声”的重要参数。它长年以来是海内外粤人社群中文教育的教学语言。所以，清代被标识出来的西关音是赵元任所说的省港两地共享的“都会之声”（metropolitan）。它是孕育20世纪的现代性的前现代土壤，尽管后来“西关话”的某些发音习惯必须甩掉，才能表现出“都会性”。
五口通商后，西关音及其它产品跟随人们一起到了香港，与此同时，香港有很多广州记忆。例如最早可以追溯到1847年的香港上环文武庙，有一块1894年的重修碑说：“香港地处广州口外”，可见它的定位是相对于广州而言；庙里的中门乃由位于西关联兴街的“许三友”造。上环中央市场旁边有几条街叫 “兴隆街”“同文街”“永安街”。对比一下西关的地图，同样有同文街、永安街、兴隆街。其实，中央市场以前就是叫Canton Bazaar。省港关系随着交通的发展变得更为紧密，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有省港澳轮船，1910年开始有九广铁路。便利的交通马上就促进了几地的旅游。省港澳轮船公司就出版了很多旅游小册，教人如何游广州、游澳门、游西江。
很多商号、商店在省港澳联号经营。莲香茶楼老铺在广州第十甫，分铺一在香港中环大道中，一在油麻地新填地街。陈李济“广州总行负责供应国内各地的市场，香港支店分厂则为国外各地的贸易基地，凡有华侨所到的欧美各城市，香港分厂的出品，也有输到，以供需求”。商人很清楚要兼顾国内及国外东南亚以至北美的市场。省港也存在互补关系，1928年梅兰芳南来，在广州跟香港演出，他一来风头就很劲，省港大班觉得要“避之”，策略就是“梅在省则来港，梅在港则上省”。1923年9月27日的《华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与客论省港比较》，说当时广州政局比较混乱，“中上流社会，故以香港世外之桃源，而资本家之投资，又争以香港为宣泄之尾闾”。所以，大家“视香港为乐土可知，此亦港地发达之一大原因”。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上海有不少广东人，上海亦成为粤声的传播舞台。以唱粤曲为业的人为例，当时有一位歌伶名叫“白燕仔”，选择到上海谋生，因为“上海人烟稠密，粤侨旅此众多，粤商所开之茶酒楼，皆染广州化”，而且薪金也较高。上海有足够大的市场去消费粤曲演出。随便找一个上海出版的杂志都会有很多广东的食品，比如像“虾肉馄饨”“鱼生肉粥”“全蛋细面”“沙河汤粉”等等。在1920年代，上海是全国录制唱片技术最精良的中心，亦有不少粤语电台。要录一个好的唱片，就得去上海。钱广仁在上海做生意，同时创办了新月留声机唱片公司。当时上海粤语播音的电台数量相当多，宋钻友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兴广播社，该社胡章钊是著名的广播人，他不只做广播，还参与出版《粤声》杂志。“粤声”可说是一语双关，既指“粤人之声”，也可以理解为“粤人之见解，粤人之观点”。到了 1930 年代出现了有声电影。在默片时代已赫赫有名的影星胡蝶的有声电影上映，广告标榜“收音清楚，胡蝶粤语第一声”。胡蝶后来就有这样的回忆：“电影的演员以广东人居多，比如张织云、阮玲玉，所以大家非要勤学语言不可，并要请专人教授。我在这方面略占先着，幼年随父亲奔波于京奉线上，幼年时习得的广东话仍未忘却。此外姥姥一直跟着我们，她是北京旗人，家里是两种语言同时通行的。所以由默片进入有声片，由于有了这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也就顺利地过渡到有声片时代。”她又说：“没有想到， 四十年代，当我重返影坛时已是在香港。那时，在香港、南洋一带只放映粤语片，我的乡音——广东话这时又派上了用处。”
澳门地方很小，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人们“非所欲”的地方，但又总会经过路过，在非常时期甚至成为避乱之所。澳门下环华人聚居区的格局，到了19世纪中以后与广州的西关和香港的中环、上环、西环、铜锣环、湾仔等地相当类似，这三处都是填海造地，填出来的土地用作商住区，做批发零售，有茶楼、酒家、戏院，以前还有妓院；此外又有善堂——广州有九大善堂、澳门有同善堂、香港有东华医院。三地在声色娱乐等消费方面，共享相同的口味和口音。1937年11月、1938年10月、1941年12月，上海、广州、香港相继沦陷，澳门迎来了最繁华的时候，所有的戏班、曲艺的艺人和剧团都去了澳门。大家就要各出其谋，天天演一些旧戏是不行的，每天都要写新戏，用新的谱子来填粤语。比如说1942年8月在澳门平安戏院演出的大戏《武则天》剧，担纲的是著名花旦谭兰卿，广告强调她唱小曲七枝，有上海调、美国谱、广东歌。与此同时，本来在上海悠游自在的那班音乐“玩家”像吕文成、尹自重等，这个时候都来了澳门，都要为生存而挣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还留了一段时间。他们用西方乐器来演奏中国尤其是广东音乐。澳门由是在战时经历了昙花一现的繁华光景。1944年澳门的报章有一篇社论讲到澳门的“性格”，提到“世称省港澳三埠，然久居港粤者，虽仰慕乎巨大都市之繁荣，而莫不感觉纷扰奔竞，精神紧张，不似澳门之宁静安乐”，谓澳门“具乐善与安分两者美德”。的确，当回到太平盛世时，临时寓居在澳门的人纷纷离开，澳门又回复了平静。
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好像百川汇流一样，大部分人才都来到香港，例子俯拾即是。从上海来的有胡蝶，有吕文成，有新兴广播社的胡章钊；闻名省港澳的播音员李我，后来在香港电视、电影、广告界、流行乐界赫赫有名的黄霑、许冠文、许冠杰等，都来自广州西关。原来活跃于上海和广州的人才，携家带口来到香港。70-80年代香港电视、电影、流行曲发展空前繁荣，并非无因。我们也不要忘记，黄霑填词填得好，是因为他很注意选字填词要符合标准粤语声韵，不能犯“倒音”的毛病，所谓标准粤语声韵，就是西关音。
我在书里，故意不时强调各种与声音有关的现象，让读者去想象看完这本书会听到什么声音——是“18 至19世纪‘sz sz’声的西关话？19世纪末用官话唱的梆子二黄？20世纪初同时在省港澳沪唱响的由官话变白话的新式粤曲？来往广州香港的省港大班的锣鼓弦索？四地电台广播的粤乐粤曲唱片？还是20世纪40年代荟萃澳门的各色班霸大唱特唱的外江小调和中外时代曲？”我在最后一章“余音”中指出，以上种种曾几何时在四个城市齐鸣共响的声音，部分已逝去，或正在逝去，或扭曲变形，这与四地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曾有过的结构性关系已成过去是分不开的。这正是本书的题目“消逝的声音：省港澳沪的过去式”的立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