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热点问题升温难解。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稳中求变，努力前行。不仅立足中国实践不断创新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而且致力于超越西方“普世价值”和破除“西方中心论”，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化研究
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2024年，学术界对这一科学思想的学理化探究走向深入。
首先，进一步从整体上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郭树勇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拓展了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并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制度外化的路径给出思考。他提出，可以通过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涉外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三个方面，将科学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规范。李滨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飞跃，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大战略，这一战略与以往其他大国战略的根本不同是，它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实践方式和路径体现的是共商共建共享，而不是征服与制度输出，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道义感召力和务实性。刘传春、张敏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合作发展理念，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合作发展创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合作发展的认识，立足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地位，重塑了国际合作与全球发展的关系，超越了西方具有内在等级秩序和强烈干预改造情结的合作发展观，为全球合作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选择。
其次，多角度细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实践的诠释。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彭博、薛力以新兼容性、新差序性、新关系性为基本特征，提出分析中国外交和实践的新礼治秩序框架，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包含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内容，为新礼治秩序在新时代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财富与重要动力。王公龙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蕴含强大思想力量的新型价值体系，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之魂。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始终锚定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行，可以发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引领、力量聚合、行为规范、冲突纾解、道义彰显的功能。
最后，2024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受到学者关注。阮建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与升华。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外交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王义桅指出，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际关系准则到人间正道，中国外交理念与时俱进，日益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全球热点议题的理论回应
2024年，全球性挑战日趋增多。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带来广阔发展前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趋势，及时从学理层面回应全球热点议题是新时代学术界应有的使命和责任。
第一，“全球南方”与全球性知识生产。2024年，除了对“全球南方”具体概念的梳理和解析以外，更多学者从理论突破与方法工具创新的角度思考“全球南方”蕴含的学理价值。周桂银提出，“全球南方”国家在追求自身前途命运过程中形成的曼荼罗、乌玛、乌班图、依附论等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起点。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全球南方”国家理论、发展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复合地区主义理论，将会促使学术界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叙事，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曾维燊认为，当前国际关系学界更多地把“全球南方”看作研究对象，较少探究其在学理上的工具价值。因此，他提出在本体论上，通过挖掘“全球南方”的历史和现实，挑战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论上，考察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反思知识结构的不平等；在方法论上，提供替代性的经验材料，弥补现有方法的欠缺。刘洋、李益斌聚焦“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理论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指出，正是理论层面的“西方迷思”、现实层面的内外交困才导致西方对“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威胁”认知不断强化。对此，中国提出的国际共生理论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破解这种困局。
第二，“大金砖合作”与国际机制建设。2024年，金砖国家迎来扩员后的首次峰会，开启了金砖合作机制的新时代，“大金砖合作”由此开始谱写新篇章。卢静认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面临多元协调的难题，金砖国家产业发展内部同质性和竞争性进一步凸显，制度发展的外部压力增大。这些现实问题需要金砖国家主动思考“大金砖合作”机制建设的新路径。切实明确角色定位、健全以效率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强化机制执行力或可成为金砖国家应对挑战的主攻方向。徐秀军、周宜顺梳理了金砖合作机制十多年来探索出的对于集体行动难题的应对之道，彰显了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为国际合作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来说，“大金砖合作”通过统筹共同利益与包容利益创造了合作动力；通过创造积极效应、避免消极效应增强了合作的可持续性；以自身发展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巩固了合作基础。
第三，地区冲突与地缘政治风险外溢。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影响的扩散，与此关联的研究面向逐渐显现。李开盛指出，地缘政治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的地位与作用被重新强调、高政治议题地位上升、非传统安全的“传统化”趋势更加突出、安全关系中零和逻辑的地位重新上升四个方面。管传靖则关注到受地缘政治影响的全球价值链问题，认为地缘政治因素介入价值链的合作与竞争，从生产布局安全化、经济合作集团化、制度联系工具化、产业优势武器化四个方面改变了原有的市场导向模式。郭文伟、罗胜涛结合广义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间的地缘政治风险外溢进行测度，最终在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空间溢出网络中测得，美国和德国处于中心位置，不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的关联性高，而且能够快速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相互连接和影响，发挥中心行动者的作用。
第四，“超级选举年”与世界政党动向。2024年，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大选，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代表，全球“超级选举年”集中反映了世界政党政治的趋势走向。谢韬提出，随着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美国两党选民和政客对自己所属政党的认同感和优越感不断加强，同时双方相互贬低甚至敌视亦不断增加，造成了政党“情感极化”趋向明显。在此背景下，大多数选民会因此而放弃坚守民主的规范和制度。吴韵曦观察欧洲议会选举后指出，传统政党及其政治精英未有效解决结构性问题并实现可持续增长，民众求新求变的心态和青年一代选民的出现，合力打破了欧洲政治左右翼阵营的平衡，因此，2024年欧洲的议会选举再次印证了政党政治极化、碎片化和民粹化并存的态势。在有关亚洲地区的选举中，许利平关注了印尼的“五合一选举”，认为国会选举加剧了政党碎片化，同时，各个政党合纵连横，组织联盟开展竞选，强化了利益和权力的勾兑。
基本概念与基本方法的再反思
对于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2024年最突出的变化即是随着学术不断发展，学术界进一步加强了对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的反思与重构。
一是学术界对基础概念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胡波系统辨析了“灰色地带”竞争的各类概念，提出“灰色地带”竞争若要作为一个相对确定的概念，必须同时满足灰色目标、灰色形态和灰色手段的“三灰”标准。由于时代变迁、制度演进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因素，以及海洋空间行动及规则的先天模糊性，当前的海上摩擦具有更鲜明的“灰色地带”竞争的特征。刘丰则围绕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联盟体系转型所引发的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当我们笼统地运用联盟政治理论来考察美国构筑的形形色色的盟伴网络时，会存在明显的适用性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联盟理论的过时，而是提醒我们应该对美国盟伴网络中不同性质的合作类型作出必要的区分，选择合适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视角加以研究。
二是学术界不断深化对西方理论和错误认知的反思与批判，尤其是对西方学术界盛行的概念和话语的批判。例如，学者们以“去风险”“单边主义”“政治正确”“脱钩断链”“产能过剩”“小院高墙”“小多边主义”“单边制裁”“泛政治化”“丛林法则”“泛安全化”“长臂管辖”“逆全球化”等概念和“热词”为样本，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战略主张，从学理上对这些概念进行反思和批驳。
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中，理论的创新始终伴随着研究方法的变革。2024年，学者们对定量与定性方法本身的研究不断深入。庞珣、漆海霞认为，近年来的大数据潮流激发了对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热情，但建立在科学原理和累积性知识基础上的定量方法本身并不是潮流的产物。定量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吸引力归根结底在于这种研究范式和方法本身的学术之美，这也是定量研究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根源。
比较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也得到更多探索。陈绍锋指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与其主张的研究范式相对应，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打破“欧洲模式中心论”和“欧洲模式例外论”。在理论层面，新、旧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基于欧洲经验，任何一体化理论都难以绕开欧洲模式这一典型案例。比较地区主义开启了欧洲经验的脱魅化，更加关注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实践。
除此之外，学者们也关注到了社会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与局限。张胜军、平泽宇通过聚焦和分析多边国际机制成员社会网络的结构和属性对其成员政策一致性的影响，提出了多边国际机制生成性权力的概念，将权力结构化、互动机制化和信任内嵌化三个密切关联且又有自身变化规律的关键过程作为网络结构和属性等条件变量的理论依据。曹玮则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哪些因素影响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可以说，社会网络分析在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上具有较大潜力，不仅长于对网络状关系的分析，而且还能够较好地与其他方法融合，为相关研究提供交叉的方法支撑。但是，研究者在使用中也应注意其使用限度和不足之处，以尽其长而避其短。
学科对话与跨学科研究走向深入
2024年国际关系的跨学科发展取得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学科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尤其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哲学、国际法、传播学对话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
第一，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融合。学术界在关注大国战略竞争的同时，也日益关注大国竞争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互动。刘东民、宋爽结合国际金融理论的定性与定量分析，从美国政府债务压力与美元国际信用的相互影响这一视角出发开展研究，可以发现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存在一条和平、渐进的市场演化路径。田野利用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性质，整合地缘竞争、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构建了国际竞争理论。王勇、赵昌文等学者构建了一个包含国际关系动态博弈的一般均衡经济学理论框架。他们认为，当领先大国出于内生的霸权利益考虑而选择对后发追赶国家进行技术遏制时，后者可以通过补贴本国生产和研发进行反遏制，且最优补贴率随着所受技术遏制程度的增加而提高。
第二，国际关系与人类学的交叉融合。学术界重新审视了人类学对于国际关系的独特价值。赵旭东、刘雅婷认为，线索民族志的八大特征：可观察性、可理解性、可追溯性、可关联性、可启发性、可把握性、可容廓性以及可改变性，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研究。赵少峰、贾保磊对田野调查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价值进行了阐述，包括田野调查对收集研究数据至关重要、田野调查对于更新检验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有利于掌握国外政治动态并开展概念创造、田野调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具有推动作用。
第三，国际关系与伦理学的交叉融合。学术界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伦理研究路径日益重视。余潇枫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伦理研究有其独特的使命，是为国家间的现实关系确定一条可能的价值“边界”，为全球社会向善之道的寻求与道德行为的选择提供积极的人性解释与辩护，推动国际关系“和平、和解、和合”的伦理取向，越来越成为全球社会向善、求善、行善的价值导向。
第四，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交叉融合。国际关系学界在吸收国际法学科的理论范式基础上，开始日益关注研究议题的边界。何志鹏认为，国际关系对于法律操作领域的运行有很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这恰恰说明了国际法的边界和局限。朱杰进指出，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际法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一方面，这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权力和法律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学科发展中追求科学化与多元化、学科独立和跨学科发展之间的相互平衡。
第五，国际关系与传播学的交叉融合。国际关系学界早已将“大众媒体”“国际舆论”“媒介技术”和广义的“传播”纳入其研究视野，并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理论范式之中。赵思洋认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大众传播作为国家实现利益、争夺权力的工具和手段，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范式下的国际传播始终围绕国家、权力斗争和安全三个要素展开。
此外，除了在学科层面进行跨学科研究外，学术界也在探索不同学科来解决具体议题。例如，刘铁娃引入区域国别学的视角，分析不同国家地区对联合国政策制定及其落实的差异性表现，继而为联合国的结构性改革提供新视角。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断推进
学科建设是国际关系科学化研究得以延续的保证，也是推进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源泉。2024年国际关系学术界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依托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两大一级学科，实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进一步突破。
第一，与2023年学科发展的困顿期相比，2024年的国际关系学科定位更加鲜明，学术界开始整合已有知识体系，在巩固好学科概念、学科范式、学科理论、学科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建构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张宇燕指出，国际关系学术界提炼和发展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袁正清、谷翔宇表示，利用“跨太平洋对话”，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模式将迎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也将在多元文明中得以延续。宋德星提出，国际关系的思想、理论、范式建构尤其需要关注同一理论传统内以及不同理论传统之间的争论所催生的思想理论课题。
学术界在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成果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白云真、张旗认为，中国学术界需要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中国具体政治社会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中国国际政治社会学未来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与方法。潘忠岐认为，在汲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时，必须摒弃基于“西式框架”的方法论，坚持用“中式方法”开展真正的中国研究。季玲指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理论以其 “中庸”和“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全球关系主义对话提供了重要基准线。彭成义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不同进路都从各自角度挖掘了传统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有一定程度的自觉反思。
第二，2024年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础研究稳步推进，与国际问题研究的互动更为强烈，尤其在助力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上，学术界形成高度共识。杨洁勉指出，区域国别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助力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此外，学者们开始反思区域国别学科发展。邢广程认为，从时空架构出发，区域国别学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一是区域国别学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二是“国别”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单位，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国别”体量不均衡的问题，即国家的“大与小”问题。
关于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方向，杨成认为，区域国别人才不是英文字母“T”字形，而是汉字的“杰”字形。与彰显知识广度和深度的“T”字相比，“杰”字是实现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转型的关键。陈杰、白鹿探讨了“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的二级学科人才培养问题，他们认为，具体应涉及课程模块设计、教材体系、师资体系、基本文献等相应安排。在智库建设上，翟崑认为，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的合法性、重要性和迫切性显著提升，其再升级需要各层级主管部门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扬长补短，系统推进。在方法论融合上，罗圣荣、廖宏瑞认为，新时期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可以尝试采用世界主义范式与共同体范式，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折中主义，秉持包容与共的价值取向。曾向红提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可以运用焦点—场域法，进而获得有关该国或该区域生动与丰富的知识。
第三，2024年的国家安全学建设略显沉闷，与2023年的研究议题多元化相比，本年度学术界关注的议题单一，学者们的发力点多聚焦在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上。
唐永胜认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建设要以做深决策咨询为牵引检验，逐步构建起具有“高、实、精、深”特色的理论体系。肖晞、刘治辰指出，要以探索学科基础研究范式为主线，立足学科自身的交叉属性、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推动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学术共同体建设，促进学科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周丕启认为，构建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需要从逻辑起点、核心概念到基本范畴进行演绎推理，核心概念的界定依据逻辑起点，基本范畴的内涵是核心概念内涵的延伸，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新趋势与新挑战
总体上看，2024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以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服务现实中寻找学术增长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趋势和特点。
首先，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不断发展，中国视角有待进一步拓宽。任晓指出，在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国际关系学界较早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学派”的主张和构想，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等原创性理论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然而，在积极肯定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建构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我们还需时刻提醒自己，国际关系理论生产模式并不是唯一的，国际关系学面向的是一个多元多维的世界，存在着无数实践和理论的可能。与此同时，学术界亦不断丰富对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应用。王存刚、孟凯强指出，构建社会科学核心范畴是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种可能路径，它通过有限抽象的优化机制，将社会科学的原理内核抽取出来，从提供思想基础、激发问题意识和进行方法增补三个方面，能够系统推进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持续发展和自主创新。
其次，跨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成为学术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源泉。然而，学科边界和方法论问题一直是跨学科交叉融合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虽然学术界对跨学科交叉融合已经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和探索，但是对于国际问题研究中存在的跨学科挑战及出路缺少广泛的共识和探讨，一些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方法层面的借鉴和运用上。对此，石斌指出，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很少出现标志性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主要原因或许在于，一是现有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专业更多地是形式上的组合；二是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的理论创新不足，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学术共识或者“经典知识”也非常有限；三是国际问题相关学科的学科特征不够鲜明，彼此边界非常模糊。在如何以学科交叉融合推动研究创新方面，不划定区域、不过度追求学术分工可能是学科开放、促成国际关系学潜能开发、推动知识生产不断向前的有效路径之一。
再次，世界局势变迁带动议题领域的多元化发展，如何提出中国方案是学者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局势变迁为国际问题研究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24年，在有关技术变迁影响、国际竞争、国际谈判、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等议题上，亦呈现出共同关注的特点。学术发展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空中楼阁，只有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发挥学术本身的价值。唐士其指出，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任何追求简单性、普遍性和体系性的方法可能都未必真正有效，能够切合国际关系实际的，也许是一种更注重复杂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方法。
最后，以深耕式研究做实学科建设。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研究“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日益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能否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关键一环。阎学通指出，国际关系专业具有一定的学科特殊性，放弃国际化方向，学科进步会遇到较大困难，学科建设也会有盲人摸象的危险，而坚持国际化方向是国际关系学科建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必经之路。因此，要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精度与深度，尤其是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我们不仅要“走出去”，深入了解特定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还要通过“引进来”的方式加强学术交流，不断夯实国际关系深耕式研究基础。总的来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唯有实现中西方知识体系之间的平等对话，才能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关系学编辑部（执笔：国思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汪书丞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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