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星，1966年生于山东莒南。现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湖北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首届中国书法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书法创作作品2001年获得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银奖，书法理论 2016 年获得中国文艺评论“啄木鸟杯”国家级最高奖。主持国家级课题《万历书坛——邢侗个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论文连续入选全国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部分获奖。出版专著《中国书法全史·湖北卷》《万历书坛——邢侗个案研究》《淼斋书法杂论》等。主编《湖北书法史》《张裕钊法书集》《全国楚文字书法作品展作品集》《荆楚书道研究》《楚简书法论文集》等。曾应邀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纽约中国书法国际展，以及在韩国、马来西亚、埃及等国举办的国际性展览。
文机流荡生意蔚然
——孟庆星书法生命精神解读
文 | 沈凤国
书法，充满着创造生命的动感与欢乐，从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到一个字，从一字一行再到通篇，笔勾画连，彼摄此通，在知白守黑的哲学精神里，生长为一派生机世界。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必定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律动的整体。凝神屏气，执笔运腕，墨线流转，以表性情，书写者的气质、心性、学养乃至于人生、经历、人格都一一从笔端流露到宣纸上，同自然之妙有、生命之运动，上升至精神之飞扬。中国书法，真“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熊秉明）。
多年来，笔者一直十分关注孟庆星先生的书法，因他对书法气格、文化精神、人生体验的内化，其书法充盈着一种生命气质，其面貌在当下书法界是十分明显的，他也藉自身艺术之格调、学术之探索，参与着当代书法的建树。从书法的生命精神上分析，孟庆星的书法艺术大约具备以下几个层面的特点：
首先，从线与笔墨上看。 线是书家的心电图，线条质量的高低，成为衡量书家高下的重要标准。 作为学院派书家代表，孟庆星深谙此道。 此“道”无他，唯有用笔。 “笔”从何来？ 从学问修养精神气格里来。 昔日石涛论画： “人品不高，落墨无法。 ”至理也。 但以笔者理解，此“品”非惯常意义上所说的“品德、品质”，更是一种“品位”，一种学养与人格共同造就下的“品”。 没有深厚的学养，没有高蹈的情操，没有正大的人格，就不会产生高品格的“笔墨”。 窃以为，石涛此语是画论亦通书论。 作为学者型的书家，孟庆星更能体会书法之妙在乎用笔之奥义。
书法是线的雄辩，那是中国人对天地自然宇宙万象经由心灵共感之后的一种概括形式，凝聚了书家生命本体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思辨。没有对生命、自然与宇宙的感受，就没有对线的深刻体验和理解，没有对线的深刻体验和理解，就不会有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线，没有富有生命力的线就没有书法艺术的生命精神。孟庆星对线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重视，他的线，有一种流动的风采气质和生命韵味充盈其间，“象”的丰富性极强，呈现出一种中正、雍容、淡逸、悠远、韶秀、古雅的多元的“生趣”。丰富的内美，体现着中国书学对生命韵律美的推重，玩味其中的生命韵味，使人更贴近生命本身的丰富性。
再说墨。孟庆星有意突出墨在书写过程中的变化，在情绪的支配下，在轻重缓急的表达中，呈现浓淡干湿相互生发的生命之象。需要强调的是，浓淡干湿是相对独立的术语，它们之间是相得益彰相互生发的。孟庆星在强调线的变化、空间的营造的同时，在墨的变化中灌注一种活泼泼的来自于书家本人的生命气质，这使他的书法于正大含蓄的气象中又呈现出一种灵动雅致的书卷气、文人气，归结为“古意”，但这种“古意”又分明洋溢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与其它艺术形式不同，书法的“新”从“古”出，从“守正”中出，在当下书法多变的语境中，孟庆星的书法恰好起到一种观照作用。
其次，从生命精神上看。 书为心画。 从本质上说，书法是心灵之艺术。 因为慢生活的状态，古人对书法生命精神的体验尤为强烈。 书法是用生命精神“养”出来的。 苏东坡强调： “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 ”翁方纲认为： “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全具，而后可为人，书亦犹是。 ”他们都把生命精神视为书法的最高境界。 书法是人类极为奇妙的艺术形式，事实上，无论是从最深层的生命体验还是从终极意义上的生命思考来说，书法都体现着宇宙精神，直接打通了书家生命本体和宇宙精神的联系，呈现的内容是书家的自我生命体验，而不是概念化的情感。 张怀綇说： “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见其心”正是人的生命体验，而非某种概念化的情感。 孟庆星先生是个非常有人文情怀的人，敬仰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尤其对苏东坡抱着深深的向往，无论对其人、其诗、其文，还是其书、其画，都怀着强烈的情结。 苏东坡是何等人物？ 作为中国文人的极致，苏东坡代表着无际无涯的生命意识，故孟庆星的书法以中国文化为大背景，从“心”出发，走向生命体验，无论取其势，取其韵，取其道，归结为取其象，都力求与中国哲学精神相合，而中国哲学精神恰恰是中国书法生命精神的核心，缺失对生命的敏感，缺失修养，缺失悟性，都不能体会此中深意。
文机流荡，生意蔚然，此为书法之“道”，是咀嚼造化所蕴涵的神情、妙意，把生命精神贯注其中的结果。中国书法，乃至于所有中国艺术，最高境界都上升为这个“道”。道在象中，亦在心中，不可分，不远人，但只有通过人的心灵体验才能被“发现”。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孟庆星正是通过书法与心灵的关照与体验，表达他对生命的感受、思索和理解，将此“生意”会之于心而出之以毫，传达神采抒发性灵，而追求神采抒写性灵正是历代书家的终极追求，这正印证了孙过庭所说的“穷变态于笔端”，印证了人、天地、宇宙生命之轮转。孟庆星古雅、稚拙、清新、天然的书风，将儒家厚重中正、道家平和淡远的美学品质融为一体，具备丰富的表现力，正体现了他对书法生命精神的实践。
第三，从时代性上看。 第四， 今人学书、论书，动辄言“时代性”。 何谓时代性？ 以笔者理解，将书法传统的艺术性与当代文化语境予以观照，并催生出新的生命力，才是时代性。 时代性就是生命性。 横空出世不是时代性，是妄语，是野狐禅。 空降不是时代性，是野狐禅，时代性是一路走来走到现在的“现在时”。 换言之，时代性是一种生命进行时的状态，对于“时代性”，孟庆星是一个可做研究的案例。 因文化生态的原因，在当下书法界极重“二王”书风的语境之外，孟庆星以学者的深度直入秦汉魏晋碑版书法语境，从颜字的宽博中正气象中出，下借清人尤其是何绍基、刘墉，加之创造性的传承，他的书法成为时代书法人文精神的诠释者和实践者。 从他的书法中，你能感受到从传统古意到时代性的发展轨迹。 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当我们回望书法史的时候，发现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在承继中成长、成熟，然后自然而然形成自己的面貌，此刻“创新”就出现了。 “时代性”和“创新性”是自然而然的必然，创新不用急，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事实上，当传统发展到了极致的时候就是创新，当“传统”的量变达到质变后所升华出来的就是创新，刻意求新就不是创新，是揠苗助长。 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一定是一个心怀历史意识的人，同时他对自己的位置有一个纵向与横向的思考、关照、判断与定位，对自己的艺术之路有着明确的规划。
第五，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书法而言，要想具备时代性，其前提是“入古”，正如鲍贤伦所推崇的“最入古，最风格”。入古，是书法精神中重要的一层，决定着对书法“根性”的灌注与塑造，没有这一层，就很难进入书法道通体系，难得书法精神，“书”就“无法”立起来。在“入古”的同时，孟庆星的书法美学也呈现出饶有新意的美学特质，其前提是广博的学养、人文的风骨。数十年来，孟庆星广集博识，潜心书道，理论与实践双修，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并进，在确定自己的书学方向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良好的文化修养涵养了孟庆星书法以文雅的书卷气，道统上取“厚”字，趣味上取“淡”字，在其儒道两家之人文涵养下，其书法时而小楷，时而行草；时而精雕细琢，时而大刀阔斧；时而静水深流，时而雄放跌宕；力求雄阔气象，力追逸格意绪，故其作品面目独特，美学意味多元。在当今一片喧嚣倡新言变却流于观念炫耀、皮相构成和行为推销的风气中，孟庆星的确与众不同，而这正体现了孟庆星对传统的观照、对时代的反省、对风气的批判、对书法和中国文化的发自内心的敬畏和担当，他也因此而确立了书法的历史意识。
第六， 窃以为，当下书法有四类：一曰匠人之书。此类书法重技，囿于规矩，追求字体字势的布排与章法，但缺失才情的激发，更缺失学养的滋润，失之俗气；二曰才子之书。此类书法超出技之所囿，不乏天赋才情趣味，但缺少学养滋润，耽于孤芳自赏的浪漫或把玩，有偶尔的趣味、意外的笔墨、忽然的技巧，但有时失之轻浮；三曰学人之书。此类书法从学养里来，有深厚的学问滋养，故能得书法宽博中正气象，士大夫情怀与文人风骨出焉，可以成教化，可以助人伦，引书风之道统，因其学养深厚，故书法深邃高蹈；四曰逸人之书。如山林高士或得道的高僧道士，其书全然修为所出，心性流露，得天授，是赤子，脱略人间烟火气，独存孤迥，是为逸品，它高不可攀，只可品读观摩，但不可学。四类书法，一重难比一重，然而最终却要看修养与人格。近五十年的探求，身为湖北美院教授的孟庆星由技入艺，再由艺近道，诠释了书法生命精神的生成过程，是为学人之书，在“高书不入俗眼”的当代书法艺术语境中，可谓难得。书法是一门看似日常实则有坚固窄门的独特的艺术形式，书法固然要拼技术，拼功夫，但拼到底要拼修养、拼人格，一个没有修养没有人格耍花耍得再好的人，到底难成器，君不见当下多少人囿于才情之不足、学问之匮乏、人格之不全，而沦为书匠书奴。书法，怎一个难字了得！
从睡虎地秦简看秦汉时期的书法教育
■孟庆星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主张重法教的文教政策，提出“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以为天下师”，并付诸实践。同是法家代表人物的韩非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纳了李斯“以吏为师”的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制度推行于天下。
“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的制度是一种将仕途和教育合二为一的构架，在这个构架中，一方面法令几乎成为各级教育的唯一的内容，故睡虎地秦简大多为当时的法律条文。另一方面各级官员作为“师”其所作所为就成为人们直接仿效的对象。不仅如此，这个时期“吏”的身份还与工匠一样具有世袭性。如睡虎地秦简《内史杂》称：“非史子殹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意谓不是史之子不能在政府设置的官学“学室”中学习。
睡虎地秦墓的主人叫“喜”（公元前262年—公元前217年），他就是秦国统一全国前后“吏”群体中的一员。根据《编年纪》可知其一生基本情况。喜不是外迁来的“秦人”，而是生活在湖北安陆的土著居民。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在秦王政元年即其十七岁时登记名籍；十九岁始为吏，二十二岁任安陆令史，二十三岁任鄢令史，治狱；二十九岁从军，投入统一六国的战争；大约三十一岁重返安陆任文职小吏；四十六岁卒，葬于睡虎地。
就秦书法来说，它也主要是遵循“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条制度主线而往前演化的。它对书法的影响最起码有四个方面，一是书法教育与“以法为教”的实用性职业教育融为一体，这使得秦书法打上了法家的审美特征。秦简牍书法笔画的简直、平行组合、结字规整等特点皆是其具体的反映，故近人马宗霍称秦书为“法家之书”。二是一种文字书法样式借助“以吏为师”制度会获得高效传播。白起拔郢之后秦国书风迅速地实现对荆楚故地楚风的覆盖原因就在于此。三是如“喜”之类的所谓“刀笔吏”实际上就是当时书家，尤其是以擅长书法者更是人们追摹的榜样。秦汉时期书体变化剧烈，如喜、程邈之类的“刀笔吏”成为传承书法、改进书体主流书家。这些各级“刀笔吏”之所以擅长书法，与政府对他们“能书”的要求分不开的。睡虎地秦简《内史杂》有：“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这从反面证明，做吏能写、写好文字书法是基础。四是目前出土的相当多的由“刀笔吏”书写的秦简牍作品相当于后人追摹临习的字帖。
以睡虎地秦简为例，根据学者的研究，《编年纪》（图1）自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到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后半段为墓主人“喜”所书，这部分的风格潦草率意，虽系多次书写，但笔势意蕴变化不大。除此之外，其他绝大部分非“喜”所书，只是他的收藏品而已。对于喜所收藏的简牍功能，夏鼐较早提出的汉简中的范本现象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夏鼐认为“字体工整”的汉简“疑为供初学者练习写字及草撰公文之范本”。汉简是如此，秦简同样是如此。秦汉文书范本也称为“式”，如睡虎地《封诊式》。因此喜所收藏的简牍就是习字范本的字帖，尤其是具有手写体楷模特征的《秦律杂抄》（图2）、《效律》（图3）其范本的特征更加显著。睡虎地这些版本性的秦简牍作品有的书于喜做吏乃至出生以前，其来源应该多样。考虑到当时吏员的世袭性和喜的楚人土著属性，这些简牍尤其是《日书》很可能是由喜的父亲或关系极近的长辈书写完成的。
如此说来，湖北安陆的喜可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有其名有其事又有其书迹的书家了。
图1 睡虎地秦简《编年纪》
图2 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
图3 睡虎地秦简《效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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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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