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29日，联大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根据该决议正式成立。
这是历史上犹太人建立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国家。
毫无疑问，虽然这不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结束，但肯定属于这一主义下的重要成果。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
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是19世纪末产生的一种犹太民族主义思潮。
这种思想的起源可能自公元70年被罗马人武力驱逐到流浪地球后一直都有，但是零零散散，并未形成思潮，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力。
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会出现思潮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主要集聚地——欧洲，出现了全面且严重的排犹行为，德国、法国、俄罗斯、匈牙利、奥地利甚至波兰和捷克等等，都将犹太人视为眼中钉，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正是这种背景下，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的犹太人意识到，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才是长久之计。
于是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出现了。
1881年，俄籍犹太医生平斯克尔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书，提出了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想法，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端。平斯克的这一想法迅速得到了犹太富翁，大金融家莫里茨·赫尔施男爵的支持，在两人的商议下，最终选择阿根廷作为犹太人复国的第一选择地。
原因很简单，阿根廷地方不小，有山有水，土地肥沃，矿产资源丰富，而且欧洲隔海，可以原来排犹旋风的中心。最重要的，那时的阿根廷刚成立共和国不久，实力一般，而且民主主义盛行，适合从经济方面突破。
这两人制定了逐步蚕食，取而代之的渐进方案，通过赫尔施出钱在阿根廷投资，然后由平斯克号召一部分犹太人先过去定居工作，这批人站稳脚跟后，再召集第二批过去，等犹太人在阿根廷形成一定规模后，利用财力和舆论冲击当时本地政权，然后靠竞选将自己人渗透，最终形成“夺权”，夺权后再规模化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召集过来，达成最终“换国”目的。
不得不说，这个计划看起来是靠谱的，也得到了真正的实施——第一批16万犹太人确实也送过去阿根廷了。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当时欧洲排犹主义的猛烈程度而言，这进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另一个犹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西奥多·赫茨尔，这个人后来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1860年赫茨尔生于奥匈帝国的布达佩斯。从他母亲那里受到了系统的德国传统文化教育。18岁，全家搬到维也纳，进入大学学习法律。1884年赫茨尔获得律师资格，在国家公务机构中担任律师。一年后辞职，受聘为《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
在当记者的第一年，他见到两件让“震惊到颤抖”的排犹事件：
第一是在奥地利，反犹主义政客卡尔·卢埃格尔当选为维也纳市长，但没有得到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批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德意志大众再次选为市长。
第二是国军队的一名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遭遇冤案，被定成为德国作间谍的叛国罪。赫茨尔当时为报纸报道此事件，目击了德雷福斯案宣判后，在巴黎大规模游行并高喊“犹太人该死”的人群。
受此影响下，1896年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该书阐释了现代反犹主义的多面特征，这些特征之间由相互对立的元素组成。犹太人既作为资本家也作为革命者遭到仇视；既是富人，又是穷人;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无知者；既是接受当地文化者，又是依然特立独行者。
最重要的是，赫茨尔承认反犹主义来自欧洲权力分配中的新现象民众的政治。赫茨尔断言，随着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兴起，民众的力量也在增加，犹太人面临的危险随之增加。他对自己的犹太同胞发出来灵魂质问：实际上还有多少时间来真正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这本书后来被犹太人拿来和《什么是第三等级?》（该书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常识》（该书掀起了美国大革命）两书相提并论，当作是唤醒犹太人的灵魂法宝。
赫茨尔道出了自己民族潜在的生存威胁：犹太人的解放无论是已经失败还是获得超出预期的成功，它都建立在宪政平等的抽象原则之上，它并没有赢得民众的认可，那些民众拒绝接受犹太人作为公民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他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去与反犹主义做斗争，以证明它的谬误，由于它扎根于基础深厚的思维定式，它是理性难以克服的，唯一的选择是避开它。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他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
赫茨尔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只有通过大国的帮助才能得到解决。他仍然相信欧洲的人道主义和进步，认为欧洲人想要使自己摆脱犹太人，方式就是通过帮助后者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告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佬，新技术在缩短距离的潜力，使在50年前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以实现。现在短时间内将几百万人从一个大洲转移到另一个大洲是可能的，无须很大的痛苦和烦恼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化运动。赫茨尔勾勒了将几百万犹太人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的过程，声称犹太人不能也不想被同化。这个过程必须得到一份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的支持，以特许状社会的模式来保证犹太人在他们新国家的权利。犹太人应组织一个代表团，与大国开展谈判以获取特许状。
很快，被翻译成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俄语和其他语言在欧洲各国出版，一时间犹太人复国情绪极度高涨。在他推动下，哪怕还没有得到莫里茨·赫尔施男爵和罗斯柴尔徳徳支持，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还是在巴塞尔召开了。
在三天的会议过程中，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模型，创建《犹太国》中提及的“犹太人协会”，它将代表犹太人根据章程进行协商。
永久性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代表大会每年或每两年召集一次；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组成了一个执行机构，以在不同代表大会期间开展活动；地方的协会也形成了，其成员交纳会费——使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货币谢克尔--和根据交纳会费的会员人数派遣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代表证和复国主义的图标也确定了——代表证一面是圣殿城墙的废墟的插图，另一面是耕种其土地的犹太农民形象，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建立在犹太祈祷披肩塔利特之上，中心是大卫之星；纳夫塔里·赫尔茨·伊姆贝尔创作的希伯来文诗歌《希望》被采用作为这个运动的圣歌。
借助自己的职业优势，赫茨尔很快邀请国际媒体的代表报道这个事件。
不过，哪怕如此，赫茨尔的呼吁在西欧仅有很少的同情者，它主要是在东欧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原因是犹太复国主义试图拯救的大众却生活在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的东欧。当地许多犹太人仍然沉浸在宗教生活方式中，遵守着哈拉哈和传统。
因此，解放后的西方领导层回归到犹太人的身份，同时又有一大批讲意第绪语的忠诚支持者沉浸在犹太文化中。这似乎证实了犹太贤哲“囚犯并没有把他自己从囚禁中释放出来”的格言和摩西先例的真实性。因为摩西的例子表明，只有自由的人才能为被奴役的同胞带来自由。
架构成立以后，赫茨尔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各个国家素不相识的犹太民众发表演说，在他极具感染力的演讲后，犹太民众几乎把他视为《圣经》中的人物——犹太人的王。
情绪挑动起来了，赫茨尔决定好好利用以敖德萨为基地的“圣山热爱者”运动，这是犹太人在俄国集体迫害的背景下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垦殖点。
“圣山热爱者”运动之前一直不温不火，原因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和可行的执行方案。毕竟就连该运动的创始人之一阿哈德·哈姆都不认为巴勒斯坦是个理想的建国之地。他发表了《此路不通》和《来自以色列地的真相》，来揭露了巴勒斯坦犹太青年垦殖事业中的所有失败，认为巴勒斯坦不能为几百万犹太人提供解决方案，犹太人应当移民到美国。
对此，赫茨尔提出了新想法，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作为犹太民族骄傲的源泉和光辉榜样。这个中心将体现出阿哈德·哈姆定义的“犹太教的精神”和发挥犹太人为了同化而放弃其民族认同倾向的反作用力。
赫茨尔意识到，为维持大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和支持，他必须提供实际的成就，犹太人问题要求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关系到实际民众的生活。他设想一场几百万人、任何想移民者都可以移民的运动。
赫茨尔尝试了与奥斯曼政权、德国皇帝和俄国内政部长进行谈判，但最终都失败了。土耳其人对把额外的非穆斯林因素引入中东不感兴趣，这将为欧洲介人奥斯曼帝国提供更多理由。1903年基什涅夫集体迫害发生后，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对当局进行抵制，赫茨尔与俄国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维进行了会谈，希望这种反犹活动能够敦促土耳其政府同意将犹太人从俄国转移到巴勒斯坦。
这次在维尔纳的会谈没有任何成果。
其实在这之前的几个月前，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给赫茨尔提供了一个有关东非部分地区的特许状，犹太复国主义将之称为乌干达的地方（实际上是现在的肯尼亚）。赫茨尔拒绝了，他嫌弃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考虑过，在他的《犹太国》里，阿根廷和巴勒斯坦才是选项。
但他由于这是大国第一次对他工作的认可，他还是先选择敷衍一下——赫茨尔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英国的提议，并要求代表们派遣一个调查小组前往乌干达，以考察它吸收大规模犹太移民的能力。
这个团体前去调查提议指定的位置，回来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不适合大规模定居。因此,乌干达计划被放弃了。
乌干达计划搁置一年后,赫茨尔去世。随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低谷期。为了应对比之前更为残暴的俄国集体迫害浪潮，以及随后到来的1905年革命，犹太领土组织成立了。它由英国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领导。他们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领土和自治。与赫茨尔一样，他们由犹太人的苦难所驱动，并相信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领土主义运动吸引了许多人的支持。但由于欧洲列强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最终还是没有成为犹太人的领土，直到二战结束，小胡子的间接助攻让善于制造舆论道德绑架的犹太人找到了契机，得以达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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