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的一天清晨，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正在厨房紧张地忙碌着早餐，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是一家经常光顾的中国餐馆伙计送来刚采购的新鲜蔬菜，在菜篮里还有一本华文《人民画报》。这家餐馆的老板知道钱学森夫妇喜欢看华文报刊，一有新发行的报刊便会及时送来。
蒋英送走客人，坐在一边，静静地翻看刊物。
突然，她的目光停留在一张黑白新闻照片上，那是为报道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所作的新闻配图。毛泽东和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她和钱学森都熟知的“太老师”陈叔通也清楚地出现在照片中。
蒋英激动地叫道：“学森，快来看……”
钱学森应道：“什么事这么着急。”说着从楼上快步下来。
蒋英赶忙将画报递给钱学森，指着刚才看到的照片急切地说：“快看，这是谁？”
钱学森看罢照片惊喜道：“啊，是太老师，还站在毛主席身边……”
“小点声。”蒋英用手指了指窗外，不远处隐约地有几个人在向这边探头，但很快就闪在一边。
两人相视一笑，兴奋地忘记了做早餐。
照片中被钱学森和蒋英尊称为“太老师”的陈叔通可大有来头。
清朝末年，浙江陈氏望族“一门三翰林”，父子三人先后考取当朝进士并点了翰林，说的就是陈叔通的父亲陈豪、哥哥陈汉第（又名陈仲恕）和陈叔通本人。陈汉第和陈叔通曾任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的监院（即校长）、副监院。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都在这所学校就读，是陈叔通的学生，师生情谊深厚。年少时的钱学森和蒋英见到陈叔通都会尊称“太老师”。
现在，钱学森和蒋英看到陈叔通能与开国领袖们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以推断出陈叔通有很高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他们不知道的是，陈叔通作为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也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老朋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出席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钱学森和蒋英特别关注陈叔通，还与他们目前的处境有关。
当时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十分恐惧，特别因为抗美援朝，对新中国更是采取前所未有的敌视政策。他们戴着有色眼镜，审视甄别每一个在美华人，重点是留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
钱学森作为掌握美国导弹核心机密、享誉世界的顶级空气动力学家自然未能幸免。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他被指控是一名共产党员。经过无休止的审讯、检查、听证，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不是中国间谍的事实虽已天下皆知，但从1950年到1955年，他仍先后经历了入狱、获释、监视和软禁，至今未获自由。
他对所谓的“美国民主”早已希望破灭、失去信心。他迫切地想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尽管她还十分贫穷。
但是要离开美国谈何容易，可谓困难重重。
钱学森早已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围不得超过洛杉矶市边界，甚至连到附近的橘郡海滩去走走都不行；每个月，他都必须到洛杉矶的移民局向有关官员报告一次；在他家门外，常常可以见到一辆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的深色汽车，一旦他离开，马上就会有政府派来的特工跟踪他；他的电话被监听，凡是给他打过电话的朋友都会被联邦调查局盘问。
他的妻子蒋英也由此受到了连累，成为严密监视的对象。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造诣深厚、擅长演唱古典歌曲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正是展现夜莺般歌喉，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黄金人生期。但为了爱人钱学森和一双儿女，她选择陪伴在家人身边。她不敢雇人做饭、打扫房间，生怕联邦调查局安插奸细放进家来，只好一切亲力亲为。
他们还随时备着三个打点齐整的行李箱，在担惊受怕中时刻等待着回国的机会。
现在，钱学森和蒋英通过画报看到了陈叔通，两人十分激动。他们想通过陈叔通向祖国反映他们目前的艰难处境和回到祖国的坚定决心，希望得到祖国的救助。
但怎么能与陈叔通联系呢？
电话有人监听，只能选择书信。他们想来想去，认为不能直接把信寄回国内，以免被美国政府审查没收。
这时，蒋英发现了放在书桌上的来自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来信。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决定先将信寄到妹妹蒋华那里，再由蒋华转寄给陈叔通。
6月的一天，钱学森抱着女儿钱永真，蒋英抱着儿子钱永刚，悠闲地来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他们早已打探到那里有一个小邮筒。
不一会来就来了两个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不远不近地观察着钱学森夫妻的一举一动。
快到咖啡馆门口，钱学森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对两名密探。
蒋英对钱学森大声说道：“你等我一下，我去一下卫生间。”说完径直走进咖啡馆。
两名密探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怔在原地。
蒋英进到咖啡馆，从贴身衣服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信件，迅速投进邮箱投递口，然后头也不回直奔卫生间。
很快蒋英从咖啡馆出来，招呼钱学森同孩子一块玩耍。
信寄到妹妹蒋华家中，蒋华看后立即将这封不平常的家书寄到国内。
多年后，蒋华回忆起这件事，总是一脸的自豪：“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帮我姐夫回国。我姐夫回国前，三姐常常写信说他们像是笼子里的小鸟，出不来。当时我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收到姐夫的信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我说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看到姐夫回国后做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帮这个忙。”
7月的一天，陈叔通收到这封远道而来的信。信中写道：“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纸期刊上见到您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学森等几个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一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信中还说：“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中国学生愿意回国都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求祖国帮助早日回国。”
信中钱学森还附了一张《纽约时报》刊登的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的小剪报，上面说美国政府不愿让钱学森离开是“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陈叔通看完来信，感觉情况紧急，第一反应就是要见周恩来。
周恩来仔细地看着这封信，眼中噙着泪水动情地说道：“钱学森受苦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从美国救回中国。”
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将于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的主题是关于遣返美国战俘和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回国问题。
周恩来当即就把赴会的王炳南大使叫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看过后，严肃地说道：“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看他们还怎么抵赖！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公民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戳穿他们的谎言，一定想法把钱学森从美国要回来，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早日回国。”
王炳南提出，本次谈判是否先进行谈判，如果达到我们的要求，再释放美国战俘。
周恩来经过慎重思考并经中央批准，决定“先放人，后谈判”，争取外交主动。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终于再次复会。会谈开始后，王炳南首先发言：“尊敬的约翰逊大使先生，我们在正式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之前，我奉命通知阁下：中国政府已于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钱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当天离开北京，预计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有利影响。”
中国政府首先释放战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国际舆论对此给予正面评价，认为中国政府对中美会谈是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美国人开始感受到压力，接下来要看他们的表现了。
8月2日，双方开始讨论两国平民回国的问题。王炳南首先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并将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名单提交美方。这一举动使得美方十分尴尬。因为美方至今没有向中国提供在美中国侨民的详细名单。
面对被动局面，约翰逊声称，美国是法制国家，国务院已经在1954年4月份发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他向中国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回共产党中国的中国人都不会加以任何限制，所有在美中国技术人员，如果他们自愿回国，已经得到通知可以自由离境。
王炳南当即宣读了钱学森的来信和所附上的简报，并将原件及翻译件拍在美国代表面前的谈判桌上，义正辞严地说道：“尊敬的大使先生，你的国家早在去年4月份就发布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份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实际情况并不像刚才大使说的那样。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正当要求不仅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至今仍受到严重侵害。你说美国是法制国家，那么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面对王炳南的质问和书证，约翰逊一时无言以对，耸耸双肩，两手一摊说道：“有这事吗？我们会认真核查的。”
会谈匆匆结束了。
接到约翰逊的汇报，美国政府就钱学森的离境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
一方说，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
另一方说，钱学森已经被迫远离军事核心机密多年，从事相关研究的资料早已被没收，他当时掌握的军事机密很可能已经被后续研究所超越，或者已经为苏联人所知，利用价值不大。中方已经释放了美方11名飞行员，但我们还有好多战俘在中国，放掉钱学森也能显示我们与中方继续谈判的诚意。
最后，是否放钱学森走的最终决定权交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手上，权衡再三，他无可奈何地痛哭决定：让他回去吧。
8月4日，也就是中美会谈的第三天，美国官方正式通知钱学森一家：准许他们离开美国，解除限制自由的一切措施。
9月份，中国政府宣布再释放12名美国人，美方宣布钱学森的离境许可正式生效。
几年后，周恩来评价王炳南与约翰逊会谈的结果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当钱学森获准离境的消息被公之于众后，国外媒体纷纷猜测，这是否是一项交换条件，整件事都不过是一场交易。
美国政府马上予以公开否认。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我注意到了报纸上关于钱学森博士是释放11名美国空军飞行员的交换条件之一的报道，这与我们的原则完全相违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政府都不会以人作为交换条件。”
美国海军部长金博尔听到钱学森就要离开美国的消息后，感慨地说道：“这是美国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了。与其说钱学森是个共产党员，还不如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竟把他给逼走了。”他曾在1950年对他的多位朋友如此说过：钱学森知道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了。不管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他的家人手持三等舱船票，站在洛杉矶港口，等待上船回国。
1935年，他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到美国留学，今天他将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祖国。光阴似箭，时光荏苒，他24岁时到美国，现在离开时已经44岁，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20年。
此时此刻，钱学森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就要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了。他早已暗暗下定决心，倾其所学，实现科技强国的梦想。
码头上挤满了记者，有记者问他在中国待不下去，是否还要回美国。钱学森对他们坚定地说道：“我不打算回来，我没理由再回来。我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恨。我的动机只是寻求和平与幸福。”
钱学森和他的家人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照片里的钱学森身着西装领带，微微卷曲的头发向后梳着，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蒋英站在他的右边，身穿小礼服，优雅贤淑。7岁的钱永刚留着小平头，穿着条纹衬衫和短裤，抿着嘴，一脸严肃。他旁边的是4岁的钱永真，留着童花头，穿一件白色小洋装正开心笑着。
下午4点，随着长长的汽笛声，轮船正式起航。船后掀起冲天巨浪，发出雷鸣般轰鸣声，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