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21日，东北军在直罗镇遭到了红1方面军的一顿胖揍，包括1个师长在内，超过1000人被击毙，还被俘虏了5000多人。
张学良闻讯大惊，对部下唏嘘道：红军都走了25000里，还是能打败我们。咱们都是带兵的，你们说，换你们带，军队能跟着你们走？你们能把军队带成这样子？人还不早就没了！
由此可见，红军和长征当时在少帅心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而在半个多世纪后，老头子对此仍然念念不忘。
1991年，重获自由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在提到毛主席和红军长征时，再次感慨道：毛泽东啊，是天生的领导，有统御力。万里长征呀，换了谁领导，都走出1000里！要是我带，人早就跑了！
有句话：最客观的评价往往来自于对手。
那么，张学良为何会对毛主席这位曾经的对手有如此高的评价？
而红军为什么是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才能胜利走完长征路呢？
逆转乾坤
1934年10月，随着最后一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大转移。在此后两个多月里，红军浴血奋战，尤其是在血战湘江后，总兵力已经折损过半，仅剩3万多人。
而此时，蒋介石已纠集20万重兵，在红军的必经之路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红军掉进“口袋阵”，然后一战“定乾坤”。可以说，我党和红军在当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34年12月10日，在翻过老山界后，中央红军在通道县进行短暂休整。经过一路苦战，部队已经抛弃了绝大部分物资和辎重，而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淫威之下，又很难获得必要的补给，能吃的只有每个人自带的粮食。
如此一来，缺衣少粮、满身伤病、弹药匮乏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把中央红军推向了绝境，悲观情绪也逐渐开始蔓延。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博古更是消沉至极，甚至还时不时拿出手枪，朝自己比划，有了自杀的冲动。
面对如此逆境，无权在身的毛主席万分焦急，他深知红军要是继续按计划一路北上，和红2、6军团会师，一定会中了蒋介石的圈套，遭到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
怎么办？
1934年12月12日，在毛主席和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力争之下，包括周总理、朱总司令、博古、李德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在通道县召开了一次临时紧急会议，核心议题就是红军该往哪里走？
虽然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但博古和李德仍然无视蒋介石在湘西地区布下的“天罗地网”，仍然固执己见，要教条地继续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一路向北。
而毛主席则坚持不能落入蒋介石的“口袋”，必须放弃此路线，红军要改道向西，进入贵州。在与会的大多数领导的支持下，会议做出了最终决策：改道贵州！
这就是名垂青史的“通道转兵”。
从此之后，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便踏上了通天的大道！
那时，中央红军仅仅在通道县停留了7天，而时至今日，当地的群众还流传着一句话：有啥想不通的，就去通道，红军就是在那绝处逢生，我们还有啥困难克服不了！
在通道转兵之后，党中央在黎平会议上，彻底弃用北上路线，在猴场会议则制定了崭新的行动方略，直到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试想，当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已经身处悬崖之际，除了毛主席，还有谁能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在赤水河畔、在金沙江岸、在大渡河边、在泸定桥上一路犹如神兵天降！这不由得让人感叹，毛主席真乃“神人”也！
那么，毛主席这一连串神来之笔，到底“神”在何处呢？
神来之笔
1934年秋到1936年秋的一年间，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遭到了国民党的重兵围堵，一步一步地艰难向前挺进，如果走错一步，都将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
然而，我们发现在漫漫长征中，国民党军队竟然没有过哪怕一次成功伏击红军的战果。中央红军除了在湘江之战中，因为主力行军缓慢而遭到重大损失外，居然没有一次落入蒋介石费尽心机设下的包围圈，而且，每次都是有惊无险、精确无误地从敌人部队之间的结合部缝隙中全身而去。
后人无不惊叹，毛主席的指挥简直是“用兵如神”。莫非毛主席也如诸葛孔明那般能掐会算吗？
其实，孔明的能掐会算只存在于《三国演义》中，而毛主席的“能掐会算”则是因为他老人家对情报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国的西部地处偏僻，并没有建成有线电话线路。而且在国民党军队在围堵长征中的红军期间，几十万大军又是在崇山峻岭中不断处于运动状态。所以，蒋介石对国民党各主力的指挥和下达命令，主要是通过无线电台来进行。
如此，破译国民党军队的电报联系，中央红军就能及时地掌握敌人最新的调动状态和下一步准确的作战计划。
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通过缴获的敌人电台，建立起自己的无线电破译单位，并在历次反“围剿”中立下了赫赫功勋。在长征期间，红军的破译工作达到了建军以来的最高峰，能对国民党军队的绝大多数电报进行有效截获，破译成功率更是惊人地达到了几乎百分之百。
在赤水河边，国民党军队与中央红军的总兵力对比，达到了空前的13比1。蒋介石已经坐等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喜报”。结果，毛主席愣是把这步“死棋”导演成了变被动为主动、以少胜多、永垂青史的经典战例。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追踪主要靠空中侦察，而红军的特长就是晓宿夜行，于是，蒋介石对红军的动向就像盲人摸象。反观中央红军，则通过无线电情报工作，及时为毛主席提供了敌人的准确作战部署。这下，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就成了有利于红军的“单向透明”。如此，蒋介石哪有不败之理？
1935年5月，在中央红军“插翅高飞”后，指挥滇军“围剿”中央红军的龙云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叹曰：我军的密电都被共军破译，难怪共军对我军的行动了如指掌，总知道该往哪跑！
后来，在抵达陕北后，毛主席得知红15军团还没有电台，便当即拨了一部电台给徐海东，以便在方便联络的同时，加强对敌人的无线电情报侦查工作。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对情报工作的高度重视，时刻做到知己知彼，雄才伟略的毛主席才使出了一连串“神来之笔”，使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一次又一次有惊无险地冲出险境。
不过，知己知彼还不是毛主席率领红军走向胜利的唯一法宝。
朋友的力量
在长征之前，毛主席看了列宁的两本著作，一本叫《两种策略》，一本叫《左派幼稚病》，然后叹道：能早点看就好喽！
老人家为何这么说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我党致胜的一大看家法宝：统一战线。
这个概念是在1840年，由恩格斯首先提出的。毛主席早在1923年也曾重点提出过革命成功必须依靠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
不过，在建党初期，由于受“左”的影响，我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只会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把很多“中间派”都视为敌人，认为只有依靠纯粹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加之，在斗争中又采用了冒险主义方针，这导致我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九成以上的根据地都被敌人破坏。
正是由于这些血淋淋的教训，毛主席才说要是早点读过列宁的那两本书就好了，我党就不会犯下早期的那些错误。
长征开始后，我党开始频繁提倡“统一战线”。而在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则敏锐地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并坚决反对“唯成分”论和“关门主义”倾向，同时，在强调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先锋队地位的基础上，明确纠正了“中间派是敌人”的错误主张。
由此，我党开始重视“中间力量”和敌人内部矛盾在革命中的作用。
在红军长征的途中，最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或历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不但地形复杂，而且民族关系也异常复杂。对此，红军一改过去打倒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采用了与他们建立联盟的政策。
例如：1935年5月，在彝海边，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歃血结盟，随后，小叶丹率领当地的彝族群众一路护送中央红军顺利直达安顺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创造了先决条件。
而对于普通的少数民族百姓，红军更是在尊重当地信仰和习俗的同时，尽一切可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少数民族群众也从中发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间的天壤之别，并开始衷心拥护我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至少有5000多少数民族青年加入了中央红军。
在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援下，中央红军成功强度大渡河，使蒋介石妄图在彝族地区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幻想彻底破灭。
对于敌人内部的矛盾，毛主席则在长征前就提出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强统战工作。
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红军巧妙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巧妙地与粤系、滇系、川系、桂系达成了各种“默契”，才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有力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另外，在毛主席统战方针的指导下，各路中间人士也纷纷支持我党的抗日主张，加入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
著名的史学家胡绳曾哀叹过：我们之所以失败，是没有把中间势力拉过来；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我们，共产党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我们却不知道中间势力的重要性！
好了，综上所述，论雄才伟略，毛主席可以说是五百年一遇的伟人。老人家的功绩自不必多说。而张少帅的总结确实非常到位，换成其他人，长征是真的连1000里走不到。
能有毛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真乃我们的民族之幸也！
素材来源
新华网 红军的对手——国民党人看长征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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