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出海”成为过去一年的行业热词。2024年环境领域的出海订单主要集中在固废处理和水处理两大领域，多家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取得了海外项目的中标和合作。
随着原生垃圾源头的减量和垃圾焚烧电厂的超前规划，国内垃圾焚烧发电市场逐渐走向成熟，新增产能减少，一些垃圾场甚至出现了“吃不饱”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垃圾焚烧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求新的增长点。而东南亚因其地理和文化优势及较高的补贴费和明确的政策支持，成为企业出海的首选地。
业内人士向南都记者谈到，中国企业在垃圾焚烧技术、设备和服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不仅建设周期短、运营效率高，而且其固废管理模式也获得国际认可。但需注意的是，企业出海过程中也面临政局不稳、技术标准差异、ESG要求等挑战，企业需在法律合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以确保海外项目的顺利推进和长期稳定发展。
在江西南昌固废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工作人员在中控室监控设备运转情况。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垃圾焚烧发电超前规划
原生垃圾源头减量后垃圾场“吃不饱”
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截至2024年10月，全国焚烧企业数量为1010家，焚烧炉2172台，焚烧能力约111万吨/日。与1985年中国首座垃圾发电站在深圳启动建设时的情景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当时，该电站依靠进口技术，日处理量仅为300吨。在过去的39年间，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更是增长了370倍。
然而，随着循环再生利用理念的普及，垃圾处理行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趋势。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军表示：“由于可供回收和焚烧的垃圾总量上的压力，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垃圾焚烧厂）过剩问题，垃圾焚烧设施之间形成了对垃圾资源的争夺。”
由于垃圾焚烧电厂的超前规划与原生垃圾源头的减量及不稳定，很多地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出现了“吃不饱”的问题。据此前媒体报道，陕西咸阳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日处理垃圾能力为1500吨，但咸阳主城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只有800吨；山东嘉祥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计产能为1000吨/天，但实际上平均入炉量仅为设计规模的48.1%。
这些并非个例。2023年，全国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内停炉”83467天次，甚至有部分焚烧炉超过半年没有开机，这意味着有相当多的垃圾焚烧炉存在闲置现象。
2024年上半年，新中标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规模继续下滑。根据北极星固废网统计，2024年1-6月，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共开标10个，处理规模均在500吨/日以下，累计新增产能0.36万吨/日，与2023年上半年同期（新增1.57万吨/日）相比下滑77%。
“城市垃圾处理和循环再生利用是一个复杂而紧迫的问题。”马军说。历史上，其他国家也曾面临类似情况。以日本为例，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后，垃圾量大幅减少，导致许多垃圾焚烧设施过剩，日本不得不掺烧煤炭以保持设施运行。马军表示，但中国政策并不允许这种做法，中国需要在更宏观的层面进行协调和政策协同，以适应新的情况。我们需要在政策、技术和管理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和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马军认为，对于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设施，如果减少其数量可能会导致较大的投资损失，因此需谨慎考虑垃圾分类和资源综合利用后的需求，在垃圾焚烧和再生利用之间寻求协同，形成合理的安排和利益分享，以实现双赢目标。对于还未建成的设施，则应更审慎地扩大垃圾焚烧能力。
在山东启迪济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输生活垃圾的车辆在园区内行驶。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加快推进垃圾处理末端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市范围内按照“东西南北中”分布格局建成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垃圾超8000吨，年焚烧发电约8.5亿度，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出海首选地
东南亚收益率比国内高，现金流较为稳定
国内垃圾焚烧市场逐渐饱和，新建项目减少，不少垃圾焚烧企业的建设收入锐减。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人口众多，垃圾产生量大，且垃圾处理方式相对粗放，焚烧处理率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越南、印尼、泰国等国家的垃圾焚烧处理率较低，投资空间广阔，东盟五国尚需新增约15.37万吨/日的焚烧处理能力，合计拥有约768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空间。
在此背景下，中国垃圾焚烧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寻求新的增长点。根据益普索的统计数据，2024年，环境领域的出海订单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中在固废处理和水处理两大领域。
据悉，康恒环境、光大环境、中国天楹等龙头企业已在海外市场取得显著成就，不仅将垃圾焚烧厂建到海外，还提供了全套的技术和设备服务。例如，光大环境在越南已经收获三个焚烧项目，其中包括芹苴项目和顺化项目，总投资额分别约为4700万美元和7455万美元。中国天楹在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国家落地了多个垃圾焚烧项目，其中越南河内项目处理规模达到4000吨/日。康恒环境在海外中标项目总规模已接近10000吨/日。
“国内市场相对已经饱和，而海外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固废处理的认知相对更晚一些。”康恒环境品牌管理部负责人刘恒表示，现在很多国家也认识到焚烧是一种科学且可持续的方式，相对于填埋，因为填埋会占用土地，导致土地无法再利用。所以海外有很多发展空间，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需要推动垃圾焚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东南亚和中亚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主要布局地。东南亚因其地理位置邻近、文化差异较小、市场需求大，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首选地。“欧美市场比较难打入，这些地区有很多历史悠久的本土企业，而且他们有相对完整的固废管理体系，在填埋、焚烧和回收方面相对自洽，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刘恒解释道，相对来说，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更强烈。
另外，东南亚的补贴费比中国高一点。刘恒表示，这与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密切相关。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均有较为明确的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政策支持，包括垃圾处理费政策、垃圾焚烧发电开发流程、上网电价的标杆指导电价等必备要素。
康恒环境国际事业部总经理詹亮也阐述了企业多选择东南亚的理由：东南亚上网电费略高，垃圾处置费差不多，包括融资成本在内的投资成本略高，运营成本差异不大。总体看，企业出海东南亚收益率比国内略高，项目顺利运营后，现金流较为稳定。
工作人员驾驶垃圾运输车往垃圾仓里倾倒垃圾。光大环保能源（天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目前，日进厂垃圾处理量约为1800吨，覆盖天津市西青区的全部生活垃圾和津南区的部分生活垃圾，并且通过垃圾焚烧发电每年可产生电能约2.8亿度。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出海优势
技术领先、垃圾成分相似
过去，垃圾焚烧确实被认为是一种对空气质量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技术，主要是因为早期的焚烧技术不完善，可能导致有害物质如二噁英、重金属等排放到大气中，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威胁。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垃圾焚烧设施已经能够实现更加充分和高效的燃烧，显著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据刘恒介绍，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坚持在垃圾焚烧技术路线上进行研发与更新，通过采用先进的燃烧控制技术和尾气净化系统，如电除尘器、布袋过滤器、脱硝装置等，可以有效去除烟气中的颗粒物、酸性气体、重金属和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确保排放符合严格的环保标准。
相比之下，垃圾填埋虽然在初期投资和运营成本上较低，但长期来看，其环境风险不容忽视。刘恒指出，填埋场容易产生甲烷和其他有害气体，这些气体如果未得到妥善管理，会逸散到大气中，加剧全球变暖。此外，填埋场还可能渗漏有害化学物质，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对周边生态系统造成长期损害。因此，在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现代垃圾焚烧作为一种更清洁、更高效的垃圾处理方式，正逐渐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固废管理”模式已获得了国际认可。刘恒介绍，在埃及·开罗举办的联合国第二大会议——世界城市大会WUF12期间，联合国人居署（UN - Habitat）正式与康恒环境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基础设施开发与投资建设。
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垃圾焚烧行业技术不断进步，产业链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凭借成熟的技术和设备以及高性价比的优势，中国的技术和设备也受到了国际市场的青睐。“在发电效率、碳减排成果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中国企业表现突出，与全球其他区域的企业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刘恒说。
刘恒进一步表示，目前垃圾焚烧还实现了“AI+智慧焚烧控制”技术。垃圾焚烧是一个全流程，包括发酵、燃烧、烟气处理和排放。每个过程都可以使用AI技术进行实时监测，确定最适合燃烧的时机，以及温度、湿度的最佳点，以及排放温度对二噁英最低的影响。
在产业链方面，中国企业的建设效率和运营效率均高于国际水平。刘恒举例道，常规垃圾焚烧项目的建设周期可控制在13至16个月，远短于海外企业的平均建设时间。此外，中国企业的优势还体现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上。中国拥有广阔的地域和大量的实践案例，使得垃圾焚烧发电总规模已经超过欧美日的总和，积累了丰富的不同应用场景经验。
“中国垃圾成分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相似，这为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业务拓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相较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更适合这些市场的需求。”刘恒说。
深圳龙岗能源生态园占地面积约54万平方米，日处理生活垃圾5000吨，是目前国内单体建设规模最大的超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近年来，深圳创新“能源生态园”建设模式，以超欧盟标准建设多座能源生态园，在国内大城市中率先实现生活垃圾分流分类后全量焚烧，不仅彻底解决了“垃圾围城”危机，还打破了人们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固有印象，变“邻避设施”为市民游客争相参观的“网红打卡地”。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出海面临多重挑战
政局不稳、技术标准差异及ESG要求等
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出海东南亚虽然充满吸引力，但也伴随着多重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出海目的地的政局动荡、吸引外资政策的不稳定性、宏观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知识产权争议以及合规经营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海外扩张能否顺利进行。
采安律师事务所战略合伙人李琛表示，出海企业最为关键的法律挑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适用性、合规风险、地缘政治等。环境企业需要遵守目标国家的财税合规和行业监管要求，包括环保合规、劳工权利保护和市场准入等。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环境、健康和安全合规体系，企业必须符合这些标准以避免经济损失和商誉损害。
营商环境的稳定性问题是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出海面临的重要考量之一。刘恒指出，部分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例如，政局变动可能导致政策方向的突然转变，影响项目的审批流程、土地使用权获取、税收优惠等关键因素。此外，政治不稳定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增加项目施工和运营的风险，甚至导致资产的安全受到威胁。
在技术标准方面，海外市场的标准体系大多以欧美国家的标准为基础，这与中国现行的国家标准存在差异。这意味着企业要在技术层面达到或超越国际标准，刘恒指出，中国企业出海在技术标准上，包括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都需要做更多的补充和调整，以满足国际市场的准入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ESG已成为全球投资者评估企业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对于希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良好声誉和持续发展的中国企业来说尤为重要。未来，中国垃圾焚烧企业需要加强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等方面的工作，确保其海外项目符合国际最佳实践，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长期稳定发展。
采写：南都记者王玮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