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考公报考人数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达341.6万人，竞争比例也突破历史记录，在就业、宏观经济愈发面临挑战之下，“铁饭碗”变得更香了。
12月1日，国考落下帷幕，招录与报考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这一次国考计划招录3.97万个职位，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则高达341.6万人，竞争比达到86：1，国考的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从人数上来看，今年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了近40万，但招录人数仅仅增加了160人，这是自2021年以来，国考竞争比首次突破80：1。
面对宏观经济的巨大不确定性，考公与事业编再次成为年轻人的首选，没有之一。
编制的最大优势，就是稳定，考公的人越多，理论上就意味着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越不稳定，于是参与考公。
所谓预期，不过是年轻人对自己未来所能够掌握到的社会资源的预期。工作、收入、职业前景和未来的物质生活，当这些预期越来越低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考公的确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哪怕是在今天，考公的竞争激烈程度也已经非常符合当下的社会资源分布了，但考公整体上，依然比在私营企业，拥有更好的待遇和更稳定的工作。
以一线城市为例，普通公务员的年薪约为15万到20万人民币，此外还有额外的奖金和补贴。
另外在退休待遇上面来看，尽管现在已经强调养老金并轨，但从数据上看，事业单位的月均养老金，依然是企业职工月均养老金的两倍。
宏观上，或者说单以这个时代而言，留给未来年轻人的机会，其实已经不多了，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
今天我们已经增量时代迈入了存量时代，这意味着每年增长的速度在放缓，宏观上GDP的放缓，当然就是因为一年比一年更难，这一点不管是从收入上还是从财富的变化上来看，都是如此。
和几十年前相比，年轻人所能够掌握的社会资源，也在肉眼可见的变少。换句话说，今天年轻人要想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难度无形之中变得更大。
社会的阶层流动开始呈现固化的趋势，而普通人要想跨越阶层的跃迁，自然也会更难。
考公正是这一点极致的体现。
今年考公的部分岗位竞争非常激烈，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仅仅招录1人，却吸引了16702人报名。
此外，从地区来看，北京和上海的报名考公人数最多，均超过25万人，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则是西藏，竞争比接近150比1。
理论上，当一个经济体的资源开始呈现一种固化的形式时，就必须要有一种渠道来进行一定程度的释放。过去承担这个渠道的一直都是考公，尽管里面还有“三代人”，但一些幸运儿仍然可以通过考公，来实现阶层的逆袭和跨越。
但今天，随着考公的人数越来越多，从现有的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来看，考公的人数增长至少还会持续十年左右，这也意味着，考公的人越来越多，岗位的增长却跟不上了，这个时候考公的录取率越来越低，大部分年轻人的出路，最后还是要放在市场经济的私营企业之中。
这也是我们和其他经济体最大的不同。
放眼全球任大多数国家，没有一个经济体的年轻人能够如此热衷于考公的。
哪怕是在越南、日本、美国这样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在人口和经济结构上三十年前和我们类似，但哪怕是三十年前，日本年轻人对考公都没有执着的追求。
年轻人热衷于考公，这也并非是坏事，毕竟本质上也属于“为人们服务”，但不好的地方在于，正如这几天被限制关注的两位经济学家其中之一所说，事业单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本质上就是“死气沉沉”的年轻人。
年轻人“死气沉沉”，是因为和过去的父辈们相比，今天年轻人向上的社会资源几乎都被占完了，年轻人向上的通道所剩无几，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公在内。
其次，哪怕是过去已经占据社会资源的中老年人也不好过。一些人在私企当中高层管理，也有时刻担心提防自己被“优化”，他们也开始省吃俭用，消费降级。
这层链条一步步传导，最终仍然会波及到最富有的群体，影响到他们的投资甚至是财富管理决策。
今年以来，事实上不仅仅是外商投资减少，民间投资也在减少，甚至还有大量的资金在外溢，其中不乏有外商，但除开外商，其实就是国内的富有群体在转移资产。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仍然没有变化，但由于最富有的群体开始不投资了，甚至转移资产，就会出现投资下滑，没有投资就意味着没有新增就业岗位，没有消费，年轻人的就业处境就会更难。
所以我们看到，2025年的国考当中，在开放的3.97万个岗位中，有2.67万个岗位都是专门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的。
换言之，今年的名额一共有三分之二都留给了应届毕业生。
为什么要留给刚毕业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刚毕业，年轻、血气方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一无所有”。稳住年轻人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是整个就业市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没有之一。
但每年一千多万的应届毕业生，仅靠这几万的铁饭碗，显然还不够，最终，我们仍然需要从市场经济里去找到新的增量点，把年轻人的就业稳住。
未来五年的宏观经济，求稳、求安，应该是大势所趋。
因为个体在求稳求安，自然就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安全稳定。考公本质上就是这样，年轻人不再追求职业晋升和个人发展，而是更多地寻求生存保障，这一现象背后就是经济高度不确定性的结果。
安稳好吗？看起来很好，但也不见得真的就很好。
纵观现代商业社会变迁史，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一个经济体的进步和增长，一定是需要迭代的，但现在社会资源因为贫富分化拉大，在没有打破当下这种平衡的情况下，长期来看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创新和活力。
这一点，我们已经在日本身上看到了。
日本虽然没有考公热，但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一场横跨三十年的增长停滞。资产价格暴跌带来的财富缩水，和今天的我们是一样的。
日本用了三十年，到现在经济才稍有起色，但这里的起色，指的也不是日本经济增长。
我们看数据，日本年度GDP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是人均GDP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但为什么包括巴菲特在内的人都在投资日本？
因为过去了三十年，原来掌握财富的那批人都去世了，都因为自然死亡而没了，这个时候财富开始稀释，开始释出，才有了日本经济的活力。
经济当然可以不用高速增长，尽管过去我们习惯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事实告诉我们，经济体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当增长和财富分配都开始固化的时候，年轻人只能“再等一代人”。
在这个过程中，遗产税和房地产税肯定会出来的，这只是时间问题，只有向高收入群体“开刀”，才能够在接下来的老龄化社会里，做好财富的再分配。
而那个时候，今天的年轻人都会变成社会的“中流砥柱”。今天的考公，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整体心态和个体选择。
至于未来，增长的机会不再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把重点放在分配上面。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