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构建自主话语体系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法治报道的理论、历史与实践》评介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构建自主话语体系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法治报道的理论、历史与实践》评介

文 | 李晨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时值《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法治报道的理论、历史与实践》一书入选重庆市高校本科重点建设教材并再版加印，作为本书编辑，借推荐此书之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时代背景，谈谈对如何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几点思考，希望我们的时代涌现出更多与时代共振，留下擦痕的优秀作品，更好地观照社会愿景，书写时代的“风雅颂”。

其一，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要坚持“现实书写”。

现实书写，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所倡导的原则和方向，也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这既是对中国传统精神内核的承袭和弘扬，也是对法治规律的本质勘探。现实书写与现实主义息息相关，然而现实书写并非讲好法治故事的独有专利，其他写实类评论、阐释同样应持有这样的创作态度，只是切入的路径、视角、点位以及呈现的方式不同。

除了深入社会法治实践，“现实书写”同样意味着应关注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和精神成长，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内涵，书写人类丰富、饱满的心灵世界，为民族的法治精神树碑立传。

有人认为好的、震撼人心的法治故事一定要有宏大叙事，笔者对此难有共鸣。会讲故事的人应能够在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的细微处洞悉社会的变化，关照人类日常生活、社会形态、思想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深层次演变。现实不是空泛而虚假的概念，而是如土地和庄稼一样，是我们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坚实基础。

台湾散文家张晓枫曾说：“怀不世之绝迹，目高于顶，不肯在凡夫俗子身上浪费一丝一毫美，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但肯起身为风雪中行来的人奉一杯热茶，看着对方由僵冷而舒活起来，岂不更为感人。”关照凡常的社会中的人、讲述生活中的法治事件，未必不是精彩的法治故事，对社会小人物的援笔勾勒，从个案中推演出的法治逻辑，未必不能“兼济天下”。

其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要有道德的尺度。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向来是法学家尤其法理学者探讨的焦点之一，法治故事在书写现实之余，是否要有道德倾向和舆论引导功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社会转型已趋向立体和深入，行业细分和渐趋定型的社会形态带来了丰富的新问题、新经验，在新的社会矛盾和诸多法治事件中展现出法律人道德的标尺和道义的力量，应当成为法律共同体的意识自觉。法律事件和法律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法治报道的方向、原则和态度应该立场鲜明，一个真正优秀的法律媒体人和传播者应责任在肩，道义在胸，不唯美是骛，而是敢于涉笔丑恶，爱憎分明，有儒家之担当。

创作最大的奖赏来自读者，是口碑而非奖杯。好的法治故事时而让人会心而笑，时而也心如捣臼，热泪进涌，它不是冰冷的法律教义学，而是能够唤起民众群体性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共识，直抵人心。

其三，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要坚持“以立为本”。

所谓“以立为本”，就是建构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要根植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提出带有鲜明标识的“中国方案”，为世界话语体系的重塑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需要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背后的内在逻辑与思想理论，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总结、挖崛、淬炼中国法治故事背后的一般普遍性理论。中华文明绵延传承从未中断，中国国情构成中国理论最深厚的基础、最充分的根据，理论工作者只有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才能把中国发展的故事讲述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并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和观点。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法治报道的理论、历史与实践》一书第一次对法治新闻的概念和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纵向”考察了与“法”有关的新闻信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媒介传播，真正做到了“以立为本”，在该领域做出了难得的学术贡献，值得点赞。

其四，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要做到“以破促融”。

所谓“以破促融”，就是自觉摒弃当前国际传播话语框架的西方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叙事逻辑，运用中国话语增强叙事表达的说服力；同时，在讲故事时注重“人·事·情”的融合，关注海外受众想要了解的中国故事，在国际社会上及时发声，以情直抵人心，以理心悦诚服，用“彰显中国特色、展示中国风格、体现中国气派”的中国叙事，将中国国家形象改“他塑”为“自塑”、改变西方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刻板印象。

在做到“以破促融”方面，本书同样可圈可点：通过通俗平实的语言和鲜活的案例，让国内受众提升法治思维的同时，使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法治建设成就被国外的受众所认识和理解，以“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基调，彰显了中国立场，弘扬了中国精神、中华文化、中国担当。

其五，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应构建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

新闻报道作为一种文类，在文学殿堂中大抵只能叨陪末座。因为强调客观立场，自由发挥的空间有限，因此这种文体看似似乎无人不能，可真正在该领域大量涉猎，会发现一篇好的法治报道，却是易写难工。

中国方块字的世界里流金溢彩，法治报道不及经诰典谟之肃穆，也没有唐宋文学的神韵，因此在某些人看来，这种写实类文体实难登文学正殿。但细考究起来，“载道”未必等同于陈腐，法度也不应被视为桎梏，法治故事，在语言上完全可以有自身的恪守与品格。

首先，讲述法治故事，不应追求刻意“为文造情”，但注重立场鲜明，不失中国笺疏写作的传承之精神。

其次，法治报道不比小说、诗歌有思潮有流派，往往形成一波波潮流，讲述法治故事，应避免为吸引眼球而过度市场化、产业化，文风益清真雅正。

再次，法治事件往往有时效性，因此一篇好的法治报道没有必要在语言上刻意求工，而是讲究文言句法的简洁浑成，保持明白如话的阅读效果。这种明白如话并非完全失了“情致”和“趣味”，而是间有曲折成趣的书面美感和“入木三分”的辛辣酣畅，它是比西方所谓“抒情性”更为细腻微妙的美感，属于中国美学的特有范畴。

苏轼提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说自己下笔如山泉一日千里，但也即刻补充道“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随物赋形，也就是有规范有约束，于方圆内收放自如，这正是讲述法治故事应坚持的文风。而要臻于这种大家境界，需要对社会长期的浸淫和洞悉，考验的是讲故事的人本身的胸襟与视野。

结语

作为讲述中国法治故事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本书的出版为法治新闻报道的演进史赋予了全新的维度。该书总结了以法治视角报道我国重大事件的方法和要点，并且将个案的方法上升为一般性的方法论，用这一方法论对他国新闻和国际法治新闻进行了评述，这些在业内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在当下的时代，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正是我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项重要实践，是国家法治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每一位中国法律人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应担当的责任，以讲述法治故事促进司法公正，尺幅寸心，正是文化传播的意义之所系，也是民众对司法公正信心之基石。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当代学者对中国伟大法治进程中蕴藏的内在逻辑做出深刻解读，讲清楚中国法治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为新时代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形成真正的“理论自信”，通过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让世界看到“发展中的中国”“学术中的中国，从而真切地走进“法治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