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古拉格群岛》《第一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楼》。他被称之为“俄罗斯的良心”，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成书于1968年，于1973年在法国出版。《古拉格群岛》其实是索尔仁尼琴的报告文学，全称是《古拉格群岛，1918-1956，文艺性调查初探》。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
《古拉格群岛》中有专门一章谈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里告密者被叫作“斯图卡奇”或者“塞克索特”。当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么人打算逃跑，什么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什么人心怀不满在背后骂等等。
而掌握告密的接受者就是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的权力很大，根本不用依照法律和制度可以随意去审问民众，可以绕开法律和制度，将人随意的带起来，然后投入到古拉格之中。他们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与人民的“敌人”斗争。虽然人民不能确定谁是敌人，但“敌人是永远需要的”，因为没有敌人，契卡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契卡的实质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其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现实意识形态完全融合在一起。
契卡“把恐怖与不法行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而且有时候看起来特别的荒诞不经，据说有一个人，此人喜欢在笔记本上画画。有一次，他先画了一个动物。于是旁边有人问，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又画了一个斯大林。结果被人告发，笔记本被送上去检查，他因此而获刑。
现在看来，这事情特别的荒谬，荒诞，就是随便花了一个人和动物在一起，就认为是侮辱，而被契卡带走，投进了古拉格。
这样的社会荒唐吗？当然荒唐。我们不仅看到了荒唐，更看到了告密，谁告密的呢？肯定是看到的人，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热衷于告密？专制和权力垄断的社会。
为什么专制社会热衷于告密？
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权力是垄断，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权大于法，为了维护这种强制的高压统治，必须依赖铁血和高压依靠国家机器和统治工具对民众进行无所不能的权力渗透和控制。必然要依靠秘密而且非法监视民众的言论、思想、通讯、交往等自由，并以它认为民众是否有“异向”为标准来惩罚。不仅要消灭“敌人”，还要消灭思想。
契卡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作用于所有民众，不仅仅是因为契卡机构手段无所不至，作风神秘恐怖，还因为它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帮助。
许多人为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地监视他们的同事、邻居、朋友，真诚地认为这是为祖国尽着神圣的义务。教师们日复一日地让学生牢记敌人无处不在，敌人必须被消灭；新闻工作者则言不由衷地歌颂着层出不穷的成就，根本不理会社会制度的缺点。任何一个普通人，要么照社会和“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就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人不存在的状态。
告密越来越普遍，告密制度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收买面如此之宽，都快要使每一个黎明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个人可以随意窥视他人行踪，偷看他人日记，记录他人言语，私拆他人信件。而亲属之间，妻子出卖丈夫、丈夫出卖妻子、子女与被抓捕的父母脱离关系等等都是常出现因而见怪不怪的事。
因为多年不断地为自己和家属担惊受怕，人们开始向恐惧纳贡称臣了，此时告密其实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告密除了邀功之外，都是为了自保，因为告密的材料可以作为判罪的法律根据，这样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先下手为强，用密告他人来保自家的安全。
当背叛成为常见现象，人与人的关系便产生变异了。人们之间是互不信任，互相隐瞒，因为隐蔽性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天然保护伞。而背叛、谎言和残忍成为了一种生存方式，出卖成了部分人的选择。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顾及其他，在“我亡”与“他亡”之间选择“他亡”。
当然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传统美德也就不复存在。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堕落，人性中的恶空前地膨胀起来。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
本文参考文献：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刘洪波.《契卡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