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特朗普的“领土扩张梦”从拉美做到了北极，他对格陵兰岛的觊觎越来越强烈，让丹麦政府紧张起来。而作为丹麦自治领地的格陵兰岛，也在此刻响起“独立”呼声。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穆特·埃格德在新年讲话中表示，格陵兰岛与丹麦的合作没有成功地创造出完全的平等，他呼吁格陵兰岛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
路透社、《金融时报》等媒体指出，近年来，格陵兰岛独立运动蓬勃发展，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丹麦政府不当行为的曝光，包括20世纪60年代对格陵兰岛土著妇女的大规模强制节育。
“如是丹麦女性，人们会有什么反应？”
据报道，在1966年至1970年间，多达4500名格陵兰岛因纽特妇女被置入宫内节育器（节育环），这个数字约占当时格陵兰岛育龄女性的一半，最小的受害者年仅12岁。这一行动通常未经女性的同意，年纪小的女孩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被置入节育环时，纳贾·莱伯斯（Naja Lyberth）只有14岁，是家里10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纳贾·莱伯斯 《卫报》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医生）从未解释过，也没有得到我的许可。”莱伯斯2022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当时她在一次学校常规体检后，被置入了节育环。
几十年来，莱伯斯一直把这段遭遇隐藏在心底。大约6年前，她决定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谈论此事，并在报纸上刊登了有关文章，成为格陵兰岛第一位公开谈论此事的女性。莱伯斯创建了一个脸书群组，很快聚集了一批有着相同遭遇的女性。
“很多女性都联系我，”纳贾说，“似乎女孩的年龄越小，节育环带来的并发症就越多。这太可悲了。”
来自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卡特琳·雅各布森（Katrine Jakobsen）说，她在12岁那年被置入节育环，那是1974年，她被一个亲戚的女友带去看医生。
此后20年中，雅各布森经历了一系列疼痛和并发症，她在接近40岁时切除了子宫。
“这件事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我从未有过孩子，”雅各布森说，“我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
阿尔南瓜克·波尔森（Arnannguaq Poulsen）在16岁那年被置入节育环，当时她并不在格陵兰岛，而是在丹麦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每年只能回家一次。
“手术前他们没有征询我的意见，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波尔森说。一年后，她回到格陵兰岛时取出了节育环。“我觉得我当时别无选择，我无法接受。”
回忆起这段经历，已年过花甲的波尔森泪流满面，“如果不是格陵兰女性，而是丹麦女性，人们会有什么反应？”
当事人争取赔偿 德媒截图
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莱伯斯终于在35岁那年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她表示，很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女性发现她们一直无法怀孕，一名女性直到2022年才发现自己被置入了节育环。
英格丽德女王医院的妇科医生阿维亚·西格斯塔德（Aviaja Siegstad）回忆，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她和同事们遇到了一些难以怀孕的患者，她们不知道自己被置入了节育环。西格斯塔德表示，有一些妇女是堕胎后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被置入节育环。
“这是种族灭绝”
据报道，对格陵兰岛女性的节育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丹麦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手段限制当地人口的增长。
格陵兰岛曾是丹麦的殖民地，1953年并入丹麦。随着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格陵兰岛的人口迅速增加，到1970年几乎翻了一番。
在哥本哈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苏伦·路德（Soeren Rud）看来，强制节育的部分原因是出于“经济考虑”，这减少了“提供住房和福利服务的挑战”，但也是殖民主义心态的结果。
随着更多细节被揭露，格陵兰岛人越来越愤怒。据“今日北极”（Arctic Today）2022年的一篇报道，丹麦议会格陵兰岛议员阿基-马蒂尔达·霍伊-达姆（Aki-Matilda Høegh-Dam）将这场强制性节育运动称为“种族灭绝”。
格陵兰岛知名政治人物、努克市前市长阿西·纳鲁普·开姆尼茨（Asii Narup Chemnitz）说：“我最初的反应是，‘种族灭绝’可能有些夸张，但随着丑闻的轮廓变得清新，这种说法其实没有错。”
2022年，丹麦和格陵兰政府宣布对强制节育一事展开调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穆特·埃格德当时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被揭露出来。这些故事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格陵兰全体人民都支持进行历史调查。”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穆特·埃格德 格陵兰岛政府网站
调查结果预计在2025年5月公布。在莱伯斯看来，这是丹麦政府在拖延时间。她表示，这些妇女中最年长的已经80多岁，她们等不及了，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法庭寻求正义。
2023年10月，莱伯斯和另外66名女性致信丹麦政府，要求其向每名受害者赔偿30万丹麦克朗（约合4.14万美元），丹麦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
随后，越来越多的受害女性加入了维权的队伍。2024年3月，143名格陵兰女性起诉丹麦政府，指控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强迫她们置入节育环，要求获得总额近4300万丹麦克朗（约合590万美元）的赔偿。
“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想重新获得尊严和对我们子宫的尊重。”莱伯斯说。
丹麦政府对格陵兰岛土著的歧视与侵害不止于强制性节育。另一项饱受诟病的行动是上世纪50年代的“小丹麦人”实验。
当时，22名因纽特幼童被带离家园，送至丹麦寄养家庭。丹麦的目标是“培养小丹麦人，让他们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格陵兰的榜样”。
在丹麦期间，这些因纽特孩子被禁止说母语。一年半后，6个孩子留在了丹麦寄养家庭，剩余16人被送回格陵兰岛，但没有回到家人身边，而是被安置在丹麦红十字会在努克开办的一家孤儿院。在那里，他们依然只能说丹麦语，被禁止与其他格陵兰儿童玩耍，与家人的联系也非常有限。
为这一事件撰写调查报告的詹森（Jensen）表示，这些孩子中的一半人在长大后患上了精神疾病或存在药物滥用问题，生活艰难。
2020年，当丹麦政府向当年被强行带离家园的22名因纽特儿童道歉时，只有6人还活在世上。2022年3月，丹麦政府同意支付每位幸存者25万丹麦克朗的赔偿金（约合3.45万美元）。
1951年，参与“小丹麦人”实验的格陵兰因纽特儿童与丹麦王后英格丽德见面 丹麦救助儿童会
格陵兰岛在1979年获得自治权，但直到一直到1992年才从哥本哈根手中接管了卫生部门的控制权。2009年6月21日，格陵兰正式成为了国际法下的独立政治实体，自行管理自身的内政、司法与资源分配，但其国防、外交与财政的相关事务仍由丹麦管辖。
2019年，当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提出“购买”格陵兰岛时，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曾以“荒谬”回应，前首相拉斯穆森当时也表示：“这是愚人节的玩笑。”
如今，当即将再度踏入白宫的特朗普表示不排除“武力夺岛”、特朗普之子挑衅性地访问格陵兰岛时，终于触动了丹麦政府的神经，但弗雷德里克森的回应多少有点心虚，一边强调格陵兰岛是“非卖品”，一边向特朗普示好，表示丹麦希望与美国合作，并声称在格陵兰岛周边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
“作为美国非常亲密的盟友，我认为有理由欢迎美国日益增长的兴趣，但必须以尊重格陵兰人民的方式进行。”弗雷德里克森7日对丹麦媒体表示。
回顾丹麦在历史上对格陵兰岛人民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对着美国搬出“尊重”二字，可以说是相当讽刺了。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穆特·埃格德在新年讲话中提到，《自治法》的条款为格陵兰岛的独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国家宪法草案已经准备好，格陵兰独立国家的框架建设工作已经开始”。“政客”新闻网欧洲版（Politico EU）猜测，格陵兰岛将于今年4月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独立。
丹麦政府本周早些时候承认，格陵兰岛有可能走向独立。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当地时间1月8日表示：“我们充分认识到格陵兰有自己的野心，如果这些计划成为现实，格陵兰岛将会独立，但不太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联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