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吴法宪,他身形较为富态,面色红润,较为臃肿,曾任空军司令。不知为何,战功赫赫的吴法宪却落得个“草包将军”之名。在被隔离审查时,有人说吴法宪就是个“草包”。然而吴法宪却只是呵呵一笑:

“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从来没有用过草包。”



吴法宪原名吴文玉,是江西省兴国县南坑乡人。1930年10月,15岁的吴法宪参加了红军,因作战英勇且有文化,被组织列为重点培养对象。1932年,年仅17岁的吴法宪便被转为共产党员,在红军广昌独立师10团担任青年干事。从此以后,吴法宪主要以政治工作出名。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而刘亚楼,便是吴法宪这匹“千里马”的好伯乐。1933 年 9 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2 师政委刘亚楼和师政治部主任史犹生找吴法宪谈话,要他到师部警通连当指导员。这是吴法宪第一次当部队的主官。

而这也是吴法宪发迹的开始,而他对刘亚楼的尊重也保持了一生。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说: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界就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父亲就是个受气包,两人不太和睦。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恩师兄长。”

吴法宪得到提拔后,一直从事着政治工作。有人认为,吴法宪之所以被称为“草包”,是因为他只懂政治工作,不懂打仗。但从吴法宪的履历来看,这是不公正的。我军与苏军不同,我军的政委不仅要负责政治工作,同时打仗也要过硬。因此还有“政委负责制”,也就是政委有最终的决定权。在战场上,吴法宪特别善于决断。



1935年1月11日,红1师3团接到命令继续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1月29日清晨,红军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前进。当时,吴法宪所在的师直属队是最后一批渡过赤水河的部队。这天下午下着大雨,山路又窄又滑,中途又遭遇四川地方军阀的突袭。一时间,我军的情况岌岌可危,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吴法宪见状,立即命令炊事班,将随身携带的铜锅全部扔掉。炊事班的战士急了:“把锅都丢了还怎么做饭啊?”吴法宪不由分说,硬是把锅抢了过来,然后丢在地上。

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红军在作战中,经常伪装成丢盔卸甲的样子,引诱敌军进入我军的包围圈,敌人也习惯了。因此当敌人追兵看到满地被砸碎的锅,一时间也没有个好主意,因此没敢追。

1935年3月四渡赤水前夕,吴法宪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吴法宪刚刚报到,团里就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



晚上九点,萧华来到红三团,代表红一军团命令红3团必须在今晚强渡乌江,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杀开一条血路。于是吴法宪率领一个连的兵力,趁着夜色到渡口侦查。到了渡口,吴法宪发现守卫渡口的川军士兵正鼾声如雷。于是吴法宪当机立断,变侦察为进攻,一举夺取了渡口,以一个连的兵力将敌人一个营缴了械。渡口被夺后,红军大部队立即跟上,强渡乌江,直插贵阳。把正在贵阳督阵的蒋介石吓出了屎。

在电视剧《长征》中有一个镜头,在强渡乌江前,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而这个政委,就是吴法宪。

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22个勇士刚刚杀到对面桥头,吴法宪便踩着摇摇晃晃的铁索桥向前冲。就这时,一颗手榴弹在身边不远处爆炸,飞溅的弹片削掉他的两根手指。吴法宪撕下一块布,将断指一缠。然后用没有受伤的手紧紧抓住铁索,继续向前冲锋。

此战之后,红一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三团的功绩,第一个名字就是年仅20岁的吴法宪。

作为一个政工人员,吴法宪无疑是优秀的,难以挑剔。他声音洪亮,即使是上千人的集会,将军亦可不用扬声器,声达数里,山间仍有回音。



他性格和蔼,没什么脾气,大家都喜欢跟他开玩笑,和战士们也能打成一片。长征时过草地,将军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将干粮分给部属;夜间露宿,他见战士们无遮无挡,被冻得瑟瑟发抖。于是他找来两根木棍,将自己的毛毯搭在上面,为士兵遮风挡雨。过草地时,他发现一个士兵的草鞋穿破了,脚都要冻坏了。他立即动员全组连夜为他打了两双草鞋。而吴法宪自己也把袜子脱了下来,让给了这名战士。

作为红一军团的先锋,红二团率先到达陕北时,吴法宪已经被提拔为红二师二团的政委了。对于这名战功赫赫的虎将,林彪是非常赏识的,从而也成就了两人的将帅之缘。

在抗战期间,吴法宪虽然担任政委的职务,但在决定全团作战决策和带兵方面,起核心作用。作战时,他也冲锋在前,这一点,对全团战士的影响相当大,因此,他们的部队,仍然以作战勇敢、能打硬仗著称。



抗战期间,吴法宪所在的部队打了很多好仗。在萧县伏击战中,他和彭明治一起巧妙设伏,打死了700多个鬼子。

皖南事变后,吴法宪被调往新四军第三师当政治部主任,也打了许多胜仗,比较著名的有刘老庄战斗、大胡庄战斗、阜宁战役、淮阴攻坚战等。

吴法宪不仅勇猛,而且多智。1945年春,新四军三师围伪五军于苏北阜宁城。吴法宪组织部队于射阳河上放“孔明灯”,灯上载宣传品,顺流而下,直达阜宁城。又,集中冀鲁豫地区士兵于夜深人静之际,同声合唱伪军家乡民歌。歌云:“黄河流水黄又黄,黄河两岸大麦香。别人都在打鬼子,你怎么反把伪军当?”又,动员伪军亲属写信,以竹箭射进城内,并于宣传站喊话,曰:黑牛啊,丁狗啊,赶快回家吧。不出一月,伪五军即有两千人投诚。

抗战胜利后,吴法宪被调往辽西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之后,他随三师奔赴东北,再一次成为了林彪手下的战将。

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整编,新四军3师8旅、10旅、独立旅编为第二纵队,共3万人。而这个第二纵队,也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这可是我军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刘震成为第一任纵队司令员,而吴法宪则是第一任政委。

林彪用人,从来都是能者上,不能下,从来不徇私情。打不好仗,即使资历再高也不好使,也会被撸掉。如果吴法宪是草包,林彪又如何会让他担任第二纵队的主官呢?



在东北战场,2纵享有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的名声。攻打锦州时,1纵是总预备队,由2纵、3纵负责攻坚。当时,林彪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伤亡非常大,就连久经战阵的林彪也为之动容,他说:“刘震、吴法宪真是调教出一支好部队。”

有趣的是,2纵不仅功劳多,受处分也特别多。在攻打沈阳的战斗中,2纵和1纵共歼灭国民党军3.1万余人,俘获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周福成等将官18人。在进入沈阳之前,吴法宪玩了个心眼,他不让架设电台,唯恐受到总部不让2纵进城缴获物资。

当时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基地,储存了大量战略物资。进入沈阳后,2纵官兵发了洋财,香烟、饼干、酒水、衣服应有尽有,都是美国货。吴法宪亲自坐吉普车查看仓库,看了九个,将三个不大不小的仓库给了1纵,而其他几个仓库都由2纵包圆了。

2纵六万多人,全部换上了美式装备,人人都发了皮靴皮毛睡袋。他们不仅穿得好,吃得也好。上顿吃饺子,下顿吃烙饼,直到北京解放了还没吃完。有的部队南下来,还拉着加拿大的白面。其他兄弟部队看到了,酸溜溜地说2纵真是“爪子长”“抓得快”“铁爪子”。但2名将士却骄傲地说:“我们真能抓,也真能打啊!”

吴法宪知道,私分战利品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迟早受处分。

为此2纵召开党委会,专门为此事商量对策。刘震和吴法宪一致认为,要认错就应早认。后来,东总在九王庙开会,强调要严肃部队纪律。吴法宪霍的一下站起来,主动作了检讨,报告了2纵接收沈阳仓库的事。



林彪听完,脸一沉,也没说什么,之后还是给吴法宪做了一个处分,成了“本位主义”的典型。之后,吴法宪也发了狠:“到时候打下了天津,谁再敢发洋财,我就毙了他。”

在2纵期间,吴法宪是光荣的、是智慧的。39军老兵一致认为,吴法宪确实没有架子,为人随和,能联系群众。他非常幽默,爱开玩笑,有时候见了下级也敬礼,没大没小,和谁都处得来。

若吴法宪真是“草包政委”,那么没有主见和魄力,如何能当上主力纵队的政委呢?我军难道没人了吗?

作为吴法宪的老搭档,刘震是最有发言权的。在纵队开干部会议时,他作报告后,总要征求政委意见,请他讲一讲。对于政委分管的政治工作,他也大力支持,因此在部下的眼中,司令员和政委,不论工作关系、同志感情都非常融洽。

1979年,一些在2纵受处分的老部下找到了刘震,说吴法宪是草包政委,自己被处分是受他的迫害。但是刘震却严肃地说:

“吴法宪犯错是后来的事,在2纵当政委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当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的脸上抹黑吗?”

平津战役胜利后,吴法宪就任14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吴法宪担任空军政委,与老上级刘亚楼一起共事。刘亚楼脾气火爆,动辄批评人。一些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找吴法宪说情,于是吴法宪就好言劝说一下。



吴法宪和刘亚楼私交很好,他每次在外休养,都是刘亚楼一手安排。而刘亚楼无论在哪休养,总会叫上吴法宪。如果吴法宪不去,就会把他的儿子吴新潮带上,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刘亚楼去世后,林彪又将吴法宪提拔为空军司令员。

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认罪态度。每次问他问题,他必然回答,回答时,是从心里悔罪的。吴法宪在回答提问时,还一边讲,一边往前移动自己坐的椅子,以便靠近提审的同志。往往谈到最后,吴法宪已经坐到了提审同志的这边,成了和提审的同志面对面谈话了。这表明,吴法宪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靠近组织,诚恳认罪的态度。为了认罪,吴法宪光是材料就写了一百多万字。

鉴于吴法宪认罪态度较好,而且也立下了很多战功,因此组织允许他保外就医。此时是1981年8月。

为了照顾他生活,组织为他在济南找了一处房子,大约四十平米,锅碗瓢盆俱全。组织还让他的子女照顾他的生活。吴法宪和他妻子的感情一直非常好,被隔离后,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子。听说马上要出狱了,他高兴得一连几晚都没有睡好觉,急切盼望早一点儿见到妻子。

自15岁从军开始,吴法宪就一直过着集体生活。后来官越做越大,生活无需自己料理。到了社会上,吴法宪不会做饭,不会烧水,甚至连人民币的元角分都分不清。由于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因此吴法宪老两口都精打细算,买一斤肉要分成十块,每次只吃一块。

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但是吴法宪心宽体胖,适应能力极强。他很快就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家务基本都被他承包了。他与邻居们的关系也非常好,都叫他“吴大爷”“吴老头”。有时候也有人叫他“吴司令”。吴法宪一听,连连摆手“别、别,别这么叫,我就叫吴法宪。”

吴法宪有时候自己去买菜,总会被好事群众围得满满当当。副食店的营业员认识他,专门会为他留下好菜,还不让他排队:“让老红军先买”。



有一次,吴法宪到商店买了一条棉被,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里赶。一个青年不由分说,将棉被扛在肩头。然后说:“我可不是抢东西,看您那么大岁数了,我帮你送回家去。”

友善的山东人民让吴法宪深受感动,有人曾问他:“是北京好还是济南好?”吴法宪回答:“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济南算是来对了。”

在家中,吴法宪特别喜欢看电视。当时他的孩子们凑了一千多块,给他买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从此看电视成了吴法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往往能从“你好”看到“再见”,一直看到预告第二天的节日。

到了晚年,吴法宪迷上了书法。在当红军之前,吴法宪读过几年私塾,已经算是少有的“知识分子”了。当时吴法宪的毛笔字只是描红水平,当时行军路上刷的标语,却全由他经手。而这也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了基础。

吴新潮复员后,在艺术学院做事。他为爱好书法的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个书法界的朋友,教他入门。不久后,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书法有阳刚之气,中锋用笔,结体严谨,线条饱满圆润,气质沉雄朴茂。常书“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鹰击长空”等赠人。

凡是来求字的,吴法宪总是有求必应,因此引来很多慕名求字者。他的一篇“墨宝”,竟在香港卖到了2万美元。而在济南书画市场上,也出现了吴法宪的赝品。他无不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进入了90年代,吴法宪的待遇又提高了一些。组织为他换了个住房,一户独门独院的小楼。医务部门为患有多项老年病的他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服务。吴法宪虽然犯过错误,但他的战功值得让他享受这样的待遇。

吴法宪的晚年生活平静而幸福,但战争给他留下的烙印却总是挥之不去的。2000年,吴法宪因脑梗住院。睡着很久的吴法宪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喊道:

“起来、起来,赶紧调车,蒋介石的飞机来了,我得赶紧去指挥所……”

随后吴法宪跑到走廊上,挨门挨户地敲病房:“快起来,快起来。”后来还是他陪床的儿子将吴法宪连拖带抱地弄了回来。180多斤的体重,可难为吴法宪的儿子了。

2004年,89岁的吴法宪在济南去世。他的晚年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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