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淑君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浙江大学仲英青年学者、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
本书从“大礼议”出发，针对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体系，分别从嘉靖皇帝的身份问题、尊尊亲亲的礼秩冲突、《明伦大典》的文化影响、政治权力与国家礼制的关系、皇权私化的结果等方面展开论述，因而了解名分礼秩实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就“大礼议”的身份之争来看，由于嘉靖皇帝朱厚熜是皇帝身份，本应是人间秩序的示范者，一旦身份不明，名分混淆，就难表明皇帝的职分，也无从表现“天命”的政权正当性。在尊尊的大义下，皇帝备受礼法限制，无法拥有个人性，因而丧失亲亲的空间。但“人情论”的再诠释，模糊了“统”与“嗣”的界线，亲亲的礼秩地位相对提高，嘉靖皇帝因而得到尊崇父母的权力。
《大礼议: 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尤淑君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12月
“人情论”虽让皇帝的个人性得到舒展，却让皇权得以借“人情”为由，逐步破坏名分原则，使国家礼制失去权威性，因而瓦解了名分礼秩体系。嘉靖皇帝欲重建宗统，获得皇权的正当性基础，不惜编纂《明伦大典》，钳制言路，改易国家礼制，使原有的权力分配原则遭到破坏，并引发明朝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大礼议”影响之深广，恐怕连嘉靖皇帝自己也始料未及。是故“大礼议”不应只视为政治斗争，或礼学争论，或嘉靖皇帝的一己之事，应回归于政治文化层面来讨论，方能全面解释“大礼议”的影响。
皇权的正当性来自文化认同，让人民产生精神层面的信服，不敢质疑“天命”；皇权的威势则来自军事征服，让人民在现实层面屈服，不敢犯上作乱。换言之，皇帝的权威、权力来源及其影响层面并不相同，皇权的两大根本在武力和礼教，二者互相对抗又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合理的政权，唯包含“礼”与“兵”，始能长久延续。嘉靖皇帝之所以能获得最后胜利，即在赤裸的武力外，再披上一层礼法的外衣，深谙“礼”与“兵”互用之权术。
一是以兴邸旧人掌控锦衣卫，因而能在左顺门事件镇压伏阙群臣，大举清扫“濮议论”的中坚分子，奠下“人情论”获胜的基础。
二是嘉靖皇帝以《明伦大典》重新解释“大礼议”的始末，建构“人情论”的理论体系，让儒家经典转为官方控制士人的武器，让政治行动具备道德的合理性，也赋予皇权独尊的正当性基础。同时污蔑杨廷和等人，强加罪名，吓阻士人不得多发异论，无形中剥夺了士人的话语解释权，也扼杀了士人“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使天下之是非皆出于朝廷，而朝廷之是非皆决于皇帝。尤其是“史官曰”的官方立场，让许多撰写嘉靖朝史事的明清史家间接受其影响，从而模糊“大礼议”的批判焦点，《明伦大典》的文化影响实不容小觑。
三是以“恢复古礼”和“恢复祖制”为由，不断地改变国家礼制，先重构统治者与天的关系，再大幅改易国家礼制的文化象征，改变宗庙礼秩，提高献皇帝的政治地位，改易宗统，强化君统，强调嘉靖皇帝受“天命”得位，是上天选择的中兴令主，遂得重塑皇权的正当性。
四是嘉靖皇帝为了避免与臣下直接冲突，委政内阁，又赐予密奏权，内阁权力大张，侵夺六部职权。首辅可以越级干涉言路的动向、廷议的决策及人事的升降，钳制监察系统，使官僚体系不能再非议“大礼”。
长达二十四年的“大礼议”，最后由嘉靖皇帝取得胜利，完成献皇帝称宗祔庙的心愿，终能撇开旧宗统，建立新宗统，达成皇权重塑的目的，建构嘉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等到嘉靖皇帝重新结合君统与宗统后，皇权的基础—“天命”也由孝宗一脉转移至献皇帝一脉，使其成为上溯太祖，承接宪宗，下启嘉靖一脉之帝系。隆庆以降的明代诸帝面对祧迁睿宗问题时，几经争议，往往无疾而终，不了了之。一旦径行祧迁睿宗，就等于推翻嘉靖一脉作为帝系兼君统宗统的正当性，皇帝将处于名分不正的窘境。对隆庆以后诸帝来说，睿宗祧迁与否，成为不可承受的尴尬问题，无法得到“合礼”的解决之道，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看，正名（名即身份）始能定分（分即身份所赋予的职分义务），定分方能止争。“礼”所传达的“正名定分”概念，向来是权力原则的内在规范。换言之，只要名分原则得以落实于国家礼制之中，君、臣、民三方便有一共同遵守的权力规范，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即能安稳运行。简单来说，“大礼议”即“献皇帝正名化”之政治行动。嘉靖皇帝固然完成了皇权重塑的任务，却破坏了名分原则，动摇了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君、臣、民三方不再有合理的行事规范，各行其是，名分礼秩再难发挥功能，是故开启明中叶政治混乱、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大礼议”以亲逾尊的案例，让后人诟病不已。直到清代，还有不少礼学大家各执一词，希望能厘清亲亲与尊尊的礼秩地位，不致偏失，让政治权力和社会文化获得一共同规范，重归名分礼秩体系之中。
当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倾向以私利为重时，君与臣、臣与臣及人与人的关系往往陷入冲突之中。从动态的政治运作来看，权力结构是各方势力冲突、利益交换，以及分配再平衡的衍生物。而且，权力更迭影响的不止皇帝一人，其范围如同骨牌倾倒，在整个帝国体制内产生广泛的效应。当我们观察嘉靖君臣面临公私冲突时，其政治抉择和行动原则极富有随机性，不能以理性衡量之，全视当时的君臣关系、经典的诠释内容，以及权力分配的状态三方面来决定。由此可知，皇帝、内阁和言官三方势力的消长，确有互相依存又互相冲突的内在联结。
嘉靖皇帝整肃官僚体系，皇权看似大为扩张，得以干预官僚体系的运作，其实不然。据第四章的讨论，“大礼议”不但动摇国家礼法的基础（名分礼秩），大为贬损皇帝的文化象征，也破坏了帝国体制内的权力分配原则，让人事关系复杂化，党派分立，体制内又未建立新的分配原则和迁降管道，奔竞之风盛行，士气大衰，已出现明中叶党争激烈、政风腐败的征兆。换句话说，“大礼议”虽得重塑皇权，但却让皇权趋向私化，反而对明朝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及士人操守造成严重的杀伤力。
探究皇权私化的原因，必须回到明朝的政治体制来看。自废除中书省后，明朝的权力结构易生矛盾，既没有抗衡皇权的力量，也没有调节君臣冲突的缓冲机制，常让君臣关系趋于紧张。
及至“大礼议”发生，君臣关系濒临破裂。嘉靖皇帝为了解决君臣屡生冲突的问题，大为扩张内阁首辅的权力，让首辅充当皇帝与官僚体系间的缓冲机制。可是，事实证明，嘉靖皇帝的意图落空了。失败的原因在于首辅的身份不明，无法褪去皇帝私臣的外衣，因而无法得到官僚体系的普遍认同，既不能坚持政治理念，堵住悠悠之口，也难以充当皇帝与官僚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而且，首辅的权势来自皇帝的信任，首辅往往不得不顺从帝意，脱离不了皇权的羁绊，无法挺起腰杆成为官僚体系的领袖，或拥有抗衡皇权的力量。可以说，明朝的政治体制早有结构上的矛盾，让首辅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首辅既无法过渡成真正的宰相，也无法发挥调节功能，首辅权力的扩大反而破坏了原有的权力分配，让体制内的矛盾更加尖锐，构成党争的条件。
自废门下省、创都察院后，明朝的监察体系只能监察官员，在先天上已是跛足，无法阻止皇帝滥用权力。六科本有规谏君主的封驳权，虽保有权力制衡的功用，但因皇帝的威吓削弱了言官劝谏皇帝的意向，抨击的对象指向官僚体系，互相攻讦的情况越来越激烈。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让嘉靖皇帝深疾言官，屡屡打压言官的气焰，不合帝意者一律杖打、贬谪及杀戮，群臣为之股栗，莫敢进谏。同时，嘉靖朝历任首辅为能获得皇帝信任，致力于钳制言路，又兼掌吏部考察权，从内部去分化言官，甘为己用者，皆能仕途顺遂，不为己用者，一律外调他处，因而让朝廷的人事关系恶化。代表道统的言官在内阁强力的钳制下，逐渐放弃“为王者师”的政治理念，甘愿屈服皇权之下，士气大衰，以求自保。
由此可知，不管是内阁制度，还是监察制度，都没有制衡皇权的力量，唯一能规范皇帝的，即国家礼法。一旦皇帝无视名分原则，随意逞其个人意志，甚至凌驾于礼法之上，暗地操纵国家礼制时，皇帝制度的“公义”性质将随之消失，皇权势必挣脱礼法的束缚，开启皇权私化的趋势。
皇权私化的倾向，将使国家礼法的正当性备受考验。皇权私化的结果，让皇帝的个人性大增，得以独裁手段来满足其欲望，不再受礼法束缚，群臣只能消极默许，以免惹祸上身。权力私化的倾向，当然不限于皇帝一人，而是蔓延至整个官僚体系。当皇帝或内阁首辅有权力私化的倾向时，官僚体系用来分配权力的习惯法则将被破坏，帝国体制内的权力平衡面临崩溃的危机，政治生态就会出现各种权力之争。某些官员为求自保，便拉拢亲附自己的人组成一个个的小群体，私下结党，扩大力量，以谋求最大的利益。一次次的权力冲突衍生出党争，政治秩序势必随之败坏，造成人事倾轧与吏治腐败的现象。
皇帝直视天下为私产的态度，使君臣双方的政治理念渐行渐远，君臣关系趋向疏离。尤其当君臣意见不合时，又没有沟通机制进行内部协调，君臣冲突只会更加激烈，以致皇帝不再信任官僚体系，只能倚重宦官或自己的宠臣进行统治，人事倾轧日甚。随着君臣冲突越来越尖锐，宦官或宠臣越容易获得皇帝信任，便代替官僚体系，充当皇帝的左右手，甚至介入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让皇权私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资源分配也越来越不平均，因而成为党争之渊薮。
总之，明朝的政治文化体系早在嘉靖朝时就已出现崩解危机。“大礼议”破坏了名分原则，让国家礼法逐渐失去正当性效力，君臣之间的冲突也无法回归制度层面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可以说，名分礼秩的瓦解，让原本存在于体制内的结构性矛盾无法协调，形成党争不断的政治生态。党争一起，帝国的政治资源将内耗于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再也无法从体制内改革，让明朝越发陷入权力私化的旋涡之中，也让政治和社会秩序再难回归到合理的礼秩体系之内。最后，整个国家将走向内部崩解或外部叛乱之路。
不过，“大礼议”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仍有一些无法处理的问题，有待日后再予讨论。例如，嘉靖朝的政治生态有没有受江南社会风气的影响？如果有，那又以何种形式影响之？若撇开政治因素不谈，光从议礼双方的社会背景来看，议礼双方都生长于明朝经济繁荣之地，为何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是否因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关心的对象不一样？如果是同一阶级，那又出于何种动机而选择不同的政治行动？上述问题实涉及各地域社会的发展差异、士人与庶民的社会关怀，以及大文化体（国家掌握下的程朱理学）与小文化体（地方文化）的互动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尚无法顾及，只能悬而未决，有待日后研究，或能从中寻得政治权力、社会文化及个人行动互为影响的内在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