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谷广善，曾任八路军115师卫生部部长。
谷广善将军在回忆录中披露，1938年3月2日，晋绥军哨兵枪击八路军115师师长事件中，自己亲历抢救过程，很多具体细节并非如坊间所传……
谷广善，河北省高邑县人，原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25师74旅2团军医，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
抗战时期，谷广善担任八路军第115师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谷广善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后勤部部长，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获颁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38年3月2日，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途经晋绥军第19军70师防区时，在山西隰县北部的千家庄村，被晋绥军哨兵开枪击伤。
谷广善亲历抢救过程，之后与警卫连一起护送师长返回延安。
以下文字，引自谷广善将军回忆录——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获得平型关大捷后，撤到五台山休整。
此时，日军已突破长城防线，正沿同蒲线和正太线兵分两路合击太原。
1937年11月8日夜，日军攻破太原北面城垣，作为守卫太原的最后一支部队，傅作义率部突围，太原遂告陷落。
日军攻占太原后继续向西推进，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所属部队全部退往平遥、汾阳以西、以南。
阎锡山此举，顿时让仍在晋东南和晋西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各部，深陷敌后。
根据形势的转变，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决定，八路军总部于11月9日命令115师——
“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力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将成为抗战的主要力量。因此，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创建根据地，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根据军委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115师立即着手部署。
副师长（政委）聂荣臻，率部分部队继续留在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
115师主力部队，则越过正太路，向晋东南太岳山脉和晋西南吕梁山脉转进。
115师师长，率师部和343旅转至隰县、大宁地区，钳制和消灭西防黄河的日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这就是115师战史上著名的“台怀镇分兵”。
1938年1月，日军向西连续突破晋绥军防线，阎锡山在卫兵的簇拥下，骑着一匹小毛驴，慌慌张张地上船渡过黄河，逃之夭夭。
而此时的八路军115师，师长亲率师部和343旅已经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顽强阻击日军继续向西推进。
1938年2月26日，日军第20师团南下占领隰县，并于27日西犯军渡、碛口，对我黄河河防部队构成严重威胁，绥德、风陵渡、潼关更是岌岌可危。
1938年2月28日，主席紧急电令115师，并告朱德、彭德怀、贺龙：
“115师343旅应迅速以一部控制隰县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并派出足够的工作人员大力发动山西省石楼、永和两县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渡河点。主力则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相机歼敌。”
1938年3月2日，主席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和晋察冀军区负责人：
“侵入山西的日军企图南攻陕西潼关，北攻陕北。120师须按已定部署，巩固北段河防，保障后路。115师344旅立即北移，协同343旅消灭当地之敌，巩固中段河防，保障晋东南、晋西南整个友军的退路。129师位于同蒲铁路以东，阻敌向潼关进攻，并策应115师、120师的作战。”
115师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向隰县疾速开进。
抗战之初，在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前，为避免与晋绥军发生误会，中央曾多次与阎锡山交涉，要求阎锡山明确八路军在山西活动的区域范围。
阎锡山是个“猴精”，他打的算盘是——既要八路军帮他打仗，却又不想让八路军盘踞他的地盘。
因此，一番算计下来，阎锡山只允许八路军在山西21个县的区域范围内活动。
而这21个县，有的是全县，有的却只是本县的一部分区域。
几番交涉下来，延安要求阎锡山把八路军可以活动的这21个县的区域范围，用命令的形式下达驻晋的所有友军以及地方政府，否则会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从而发生纠纷。
而115师此时正要赶赴的隰县，并不在规定的这21个县里面。
隰县虽被日军占领，但仍属晋绥军防区，并不在八路军的活动范围之内。为此，115师还专门派人员前出与晋绥军联系。
1938年3月2日，115师疾速向隰县方向前进，准备发起“午城战役”的途中，听到前方传来零星枪炮声，但并不激烈。
于是，师长推测前方有晋绥军和日军小股部队交火，便让侦察科长苏静带一个骑兵班到前边侦察。
苏静从前方返回后报告，说前面并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更没有发生交火。
师长心急，听完汇报后说道：“那我们先走，先到了，可以提前看看地形。”
说着骑马就走，只带了个通信班，参谋处长王秉璋紧紧跟在师长后面，一共就12匹马，12个人。
随后，就发生了晋绥军哨兵王潞生枪击八路军115师师长，这一本不该发生的事件。
当时，115师派出的联络人员已经通报了驻扎在隰县附近的晋绥军第19军军长王靖国部，讲明八路军即将从此地经过。
但一贯懒散成性，行动迟缓的晋绥军，并没有及时通知担负警戒任务的各连哨兵。
由于师长喜欢走快马，马鞭一扬，没一会儿就已经冲到了晋绥军哨卡跟前。
于是，造成师长后半生疾病缠身的始作俑者出现了……
1938年3月2日，在山西隰县北部的千家庄村，师长被阎锡山部第19军70师哨兵王潞生，一枪从马上给打了下来。
关于王潞生开枪误击八路军115师师长一事，晋绥军后来给出的解释是——
“师长身上穿着一件黄颜色的日军佐官呢子大衣，使得哨兵王潞生误认为是日军军官。”
但这个解释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颠倒黑白。
当天，师长并未穿着日军黄呢大衣，而是穿着一件八路军制式干部棉大衣，灰布面料、丝棉里子。
由于整件大衣都是血污，军医为师长裹伤时，师部的一名干部将这件带着弹孔的大衣收走了，后来就不知道扔哪去了。
为师长实施战地急救的，是和司令部一同行军的师卫生所长彭芸生。
当天，师部的行军顺序是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
由于卫生部落在了最后，我（谷广善）是稍后才赶上来的。
师长受的是贯穿伤，子弹穿透了身体，没有留在体内，不需要做手术。
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缺乏设备进行进一步检查，只好先止血、消毒和包扎伤口。
当我赶到事发地点时，卫生所长彭芸生已经为师长裹完伤了。
师长躺在担架上，神智是清醒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作战科长王秉璋等一大堆人围着他，师长非常虚弱，但仍在向他们交代工作。
我在现场查看，从一滩血迹中拾到一截半寸长的肋骨，这显然是师长的身体被子弹射穿后，冲击力把打断的碎骨从出口处带了出来。
彭芸生为师长裹伤时，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伤情。
我将肋骨包好，随后返回卫生部拿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后，迅速赶回师长身边。
而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因此停下来，仍然按照预定计划继续进逼午城，准备发起战斗。
这时候，罗荣桓告诉我：“师长的伤不能耽搁，组织上决定由你护送师长回延安。”
我自从捡到那块碎骨，就知道师长的伤势很重，并不是普通的贯通伤。我怕路上再遇到什么意外情况，于是要求保卫部长朱涤新和我一同护送师长返回延安。
罗荣桓叫来了朱涤新，让他率一个警卫连，我带着两名医护人员和一名勤务兵，当日就离开师部，一路护送师长西行。
我们是3月2日当天就离开师部的，但后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的疏漏，后来所有的记载都说我们是“3月5日前后”才离开。
而师长所受的枪伤，也并非是前胸中弹，子弹是从背部射人，穿过肺部，击断了一根肋骨，从胸前透出。
关于这一点，我还和师长详细讨论过。
当夜，为看护师长伤情，我与师长住在同一个屋里，他睡在炕上，我在地上搭了一个草铺。
师长半夜醒过来，问我：“我负伤了吗？”
我说：“是的，还伤得很重。”
师长说：“那我怎么不觉得痛呢？”
我说：“我给你打了止痛的吗啡。”
师长想从炕上坐起来，我赶紧制止他：“你的伤口才缝合，坐起来会引起伤口大出血。”
但师长不大相信我的话。
第二天，师长真的坐了起来，结果伤口裂开了，又开始往外喷血。
我为他止住血，重新缝合伤口后，说道：“真的再不能乱动了，你不怕，可我担不起呀！”
从这之后，对于自己的伤情，师长一路上都对我的意见言听计从。
在回延安的途中，有一天晚上，师长躺在铺上回忆是怎么被子弹从马上打下来的。
他说：“子弹应该是从右前方射来的，击中了胸部，从后背穿出。”
我说：“不对，子弹是从背部射进去的，穿过肺部，还打断了一根肋骨，再从前胸冒出来的。”
师长不同意我的看法，争论起来，他坚持说子弹不可能是从背后打进去的。
我给他解释道：“你是行家，贯穿伤的特点，是入口小，而出口大，这是规律。你背部的伤口比胸部的伤口要小很多，这说明背部是入口，前胸是出口。”
师长还是不相信，我只好从兜里拿出从现场拾到的那截半寸长的肋骨，再三向他解释：
“如果子弹是从胸部打进去的，这截肋骨就会掉进内脏，那就要动大手术了。幸好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因为子弹进入人体后翻滚，所以碎骨才会被带出体外。你前胸的伤口比背部大很多，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师长看到这截半寸多长的肋骨非常吃惊，但是仍对我说的话半信半疑。
我只好向他讲出了第三条理由：“你棉衣上的弹洞，你仔细看一下丝棉的朝向，就会清楚了。”
师长穿在最外面的大衣因为血污太多，已经被师部的一名干部给扔了，但棉军装仍然还穿在身上。
我帮师长把棉衣脱下来，他仔细查看了背部和前胸的两个弹孔。
果然，背部那个弹孔的丝棉，都是朝里。而胸部弹孔的丝棉，全都朝外。
师长这才信服：“你说的没错，真是从背后打进去的。”
我说：“你的马快，应该是越过了哨兵，哨兵从背后开的枪。”
师长说道：“这就对了，阎军瞎说，说我穿着日军大衣，远处看不清，全都是托词，是在为他们自己找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把我们的通报当回事，哨兵就根本不知道我们部队要过来……”
在我们返回延安的路上，晋绥军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专程派他的参谋长赶来，当面向师长道歉，并表示慰问。但说辞和借口仍然是那一套……
只可惜中枪时，师长穿着的那件八路军制式棉大衣已经被扔了。否则，我一定拿出这件大衣来，堵住他们的嘴。
师长伤后六七天，前胸、后背的伤口基本上已经愈合。他躺在担架上，总是问我：“我想试一下，看能不能站起来，你看行吗？”
我估摸着现在应该可以了，说：“那就试试看吧，你慢慢的，别使猛力。”
在两名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师长从担架上先坐了起来，然后又慢慢地站了起来。
师长问我：“我想走两步试试，行不行？”
我说：“行！”
师长推开两名医护人员，往前走了好几步，长舒一口气，说道：“谢天谢地，真的没事，我悬了好几天的心总算放下了！”
我们到黄河边的时候，延安派来的医疗专家江一真，已经带着医疗组早早就等在那儿了。
江一真当年是中央红军总医院医务主任，后来又担任八路军野战医院院长，见到他，我就放心了。
我把师长交给江一真院长带来的医疗组后，就和师长告别，我还要原路返回，去追赶部队。
临走，江一真院长详细地询问我，师长受伤的具体部位，这一路上给他采取了哪些医疗措施？
我一一如实回答，江一真院长听完说道：“好险，再偏一点就打中脊椎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黄河边上与师长的这次分别，再次面对面说话，已经是11年之后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虽然还是他的部下，但他那时已经是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了。
我那时候虽是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却也只能在远处远远地看上他一眼……
直到1949年4月，四野大军南下到了武汉，我俩事隔11年之后，才第一次有过面对面的交谈。
我当时是四野的运输部长，想以司令部的名义向三野借调一批油桶，我草拟了一份电报，找到参谋长萧克。
萧克说，这个电报得林总签署才能发出，你找林总去吧！
我只好拿着电报去找他。
我俩一见面，他劈头就说：“东北三年，你怎么从不来看我？”
我说：“我知道你忙得很，不想打搅，加上我这个运输部长也忙得不得了，实在没得空闲。”
他听完，笑道：“那你现在怎么又来了呢？”
我拿出电报说道：“萧参谋长要我找你签字。”
他看完电文，一刻不耽误，马上签字。然后说道：“看来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以后你有空就来走走。”
我说：“好！”。
敬个礼，我就走了。
因为我和他在一起，总是会觉得莫名的拘束。
我和罗荣桓政委在一起，就没有这种拘束的感觉。
建国之初，我被调到空军在北京工作时，罗荣桓曾要求我每周末上他家去聚一次。
我去了一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说：“老政委，我不想再来了。”
罗荣桓问：“为什么？”
我说：“你太忙，虽是在家休息，可找你谈工作的人太多。你们地位高，谈的都是国家机密大事，我不该知道。可是，别人说话，我捂着耳朵也不好呀！”
罗荣桓非常理解我，笑道：“既然如此，就不为难你了。不过，不要隔太长时间，毕竟是老战友嘛！”
——本文资料引自《谷广善将军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