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的十大元帅中，刘伯承元帅驰骋沙场、战功赫赫。凭借着他灵活的军事反应以及极高的军事素养，素来有着“儒将”“军神”的誉称。清正廉洁的他更是众多著名司令员的老师，在新中国的十一个军区里，大概有一半的司令员都是他的学生。
刘伯承在军事理论方面影响之大，不仅仅是仗打得好，治军方法更是有一套。美国军官都曾向他虚心请教，赞誉他是“东方的名将之师“。作为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的最高统帅的“儒将”，竟然在抗战后期，朝毛主席发火，实在是令人出乎意料。
勤思善学成“儒将”
1892年，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的一户贫穷的农民家庭中。艰辛的童年生活，使得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习惯。即使在后来他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却依然不忘记最初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在少年时代读书的时期，刘伯承就酷爱背书，并且十分崇尚“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刘伯承常常是学校里第一个走进课堂的，认真写字学习，成为了一名成绩出色的优秀学生。
父亲看到刘伯承如此勤奋好学，就全力供养他学习。然而好景不长，刚学习了一年的中学课程，积劳成疾的父亲就病亡了。
在十四岁，辍学后的刘伯承就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在他做家务农活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常常复习过去学习的功课，并且还读了许多书。为了能多认识字，刘伯承背下了整整一本字典。
在刘伯承十八岁，国内政局动荡，战乱四起。博览群书的刘伯承已经产生忧国忧民的思想，看透了大清政府的腐败，于是投身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
1912年进入了重庆的“陆军将弁学堂”。在军校里，刘伯承更加勤奋，各科成绩都很优异。不到半年时间，就被分配到蜀军第五师，开启了军旅生涯。
从军成为了高级指挥员之后，他仍然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常常专注于钻研古今中外的兵法。对于《资治通鉴》、《治安策》，不用看书，也能对其进行熟练的讲解，更是能做到与实际战争相结合进行发挥运用，十分得心应手。
一些国民党将领，都对他杰出的军事战略指挥感到敬畏，说刘伯承“可以指挥的动蒋介石的国防部”。
对于政治道路的选择，刘伯承小心谨慎。1926年5月，在吴玉章和杨闇公的介绍下，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党之后，刘伯承积极学习共产党的理论，因为具备勤学善思的好学精神，逐渐就有了“儒将”的称号。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派刘伯承到苏联进行学习，这个时期的他已经36岁。进入苏联红军高级部校的他，在这个年龄学习外语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丝毫不怕，慢慢地从字母发音开始，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外语，并获得了优异成绩。
留学期间，刘伯承进行了对苏联军队建设理论系统的学习，更广泛的学习了国外众多军事家的著作，军事素养得到极大的提高。
在苏联学习毕业时，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俄文教材，听懂国外教官讲课，以及做到准确的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在回国后，成为了我军的第一位翻译科长。
革命战争时代，刘伯承常常在前线“细嚼”兵书，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琢磨兵法上，枪炮声就是他阅读兵书的伴奏。刘伯承的勤奋好学就是体现在他每一次战争后，对于作战经验的总结思考。他认为每一次的战争和战役，里面都饱含了由鲜血和生命构成的深痛教育，决不可辜负。
在南昌起义的失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斗，刘伯承常常强调：用兵要从实际出发，让主观符合客观。对于这些他常常会有自己的思考与总结。
刘伯承对学习到的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加与自己的总结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军事理论。
比如五行术，就是把我军看成是战争的主体，把任务当作是中心，军情况作为前提，时间地形是物质条件。“五行不定，输得干净。”刘伯承把自己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在加入共产党之后，刘伯承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解放战争里，他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前后获得陇海、巨野以及豫北等一系列战争的成功。
“儒将”的军事指挥艺术
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用战略的眼光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的显著特点。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上的杰出之作，在这一重大战略中，完完全全体现出从全局出发考虑作战问题。
1947年，刘伯承与邓小平接到中央命令，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开展起反对蒋介石所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
6月30日，刘邓指挥军队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进行战略突破。在20多天的时间里，共歼敌九个半旅，与华东野战军作出配合，彻底粉碎了敌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当时解放军们刚刚转进外线作战，又开始千里行军，部队给养也出现了困难，经常吃不上饭，处在劣势中，作战十分困难。而刘伯承为了掩盖住真正的用兵计划，指挥军队做出“示假”动作，把敌军引入迷途。
首先，刘伯承指挥军队作战鲁西南战役，敌军以为我军要夺取陇海，于是派兵进行防守。
然后，他又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做出要进行攻打的样子，造成向北方行军，以回归根据地的假象，蒋介石立即调出三十个旅，分成十五路，开进巨野。
就在这时，刘邓大军突然改变了行动方向，甩掉后方的敌军直接向南方挺进。此时的蒋介石以为是刘邓大军被迫南窜。直到刘邓大军渡过沙河、涡河和黄泛区的时候，蒋介石军队在明白了刘伯承的意图。此时为时已晚。
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就好像是在蒋介石军队的腹部插进了一直钢钉，让他们时不时感到不安。刘伯承的这一计策牵制了蒋介石兵团在南线的九十个旅的兵力，为全局中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刘伯承一再提出：挺进大别山是革命历史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从全局来看大别山，我们是全局胜利中的一份。
这样的全局观念不仅统一了十万大军的步伐，更是一场战争前动员。
渡江战役中，刘伯承根据在黄山的交通和粮食状况，以及红军在渡江后的状况的分析。
决定了不用军队主力与三野军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是全力从贵溪、上饶、徽州，一直指向浙赣路到达义乌。这样一来，就能切断蒋、桂两方敌军的联系，进而采用迂回战术向蒋介石军队的侧方进行攻打。
最后，在二野和三野部队的密切配合之下，一举拿下杭州，扩大了战役规模，歼灭了更多的敌人，并且及时切断了汤恩伯与白崇禧两大军团之间的联系，及时控制住了浙赣线。在全局上形成了利于红军向西进赣，忘南下闽的优势。
由此，刘伯承的观点“处于全局，应协调局部，使局部对全局发展发挥最大程度的作用；处于局部，则要充分发挥局部力量，去争取全局的胜利”，奠定了他军事指挥艺术的基础。
“杀鸡用牛刀”，是刘伯承克敌制胜的计策之一。抗日时期的，由刘伯承指挥的粉碎敌军九路围攻的战斗，正是此计策的典型体现。
1938年，日本军队派出了将近三万人的队伍，分成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围攻，想要歼灭红军主力。129师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相继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日本重要据点。
经过刘伯承同志对于敌情的洞察与研究，终于找出敌军的弱点，指挥作战部队灵活地转出了敌军的合围圈，转到外线，采取速战速决。
刘伯承集中四个军团的兵力，分成三个方向，与敌军其中一支队伍进行周旋，最后以绝对的优势，对敌军进行包围歼灭。这次战役虽然仅仅打击了敌军的一支队伍，但是却对其他想要进犯的敌人起到了震慑作用。
1946年，我军发起陇海战役。敌军南进的部署被打乱后，迅速调集30多万人，想要消灭中原野战军。敌方司令孙震指挥了三个师准备进犯定陶与菏泽。
经过刘伯承反复琢磨，他发现徐州和郑州的敌军攻势还没有合拢，进击的敌军又比较分散，认为这是有利的时机。于是他让队伍放弃大黄集等地，布下口袋阵，以诱敌深入，将其带入我军预设的战场，最后也是取得了成功。
刘伯承一次次根据面前的作战情况分析，总能做到灵活调动敌军，给敌军产生意想不到的错觉，最后达到全歼敌军。
就连被刘伯承军队俘虏的敌方师长也不禁感叹：“八路军善用机动、明确敌情、火力强大、士气高涨、勇敢顽强，尤其是刘将军精彩的指挥，更是令人惊叹！”
刘伯承一直认为，快速机动是我军的集中优势，是歼灭敌军的必要条件。这样的行动可以有效保证兵力迅速集中与展开，使敌军揣摩不到行动规律，并且暴露出自身的缺点，方便我军寻找时机，进行歼灭。
刘伯承的指挥，令我军在敌强我弱的被动战局上将敌军的进攻，转变成为了我军在战斗上的进攻。把敌军的战略优势，转变成为了我军在战斗上的优势。也就是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斗中“以十当一”。
刘伯承作出生动比喻：在具体打每一仗的时候，一定要实行“杀鸡要用牛刀”，否则就会被分散兵力，处处防守，陷入被动的处境。
“儒将”与毛主席的误会
1944年延安整风时期，延安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批评大会，聚集了党领导人毛主席、朱德、彭德怀等各师首长，主要就是听取对于党和军队高层领导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进行对党中央主席以及军分区司令员进行批评，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
礼堂的前方有一个讲台，谁都可以上去发言。以中央党校的学员为主要代表，都可以直言不讳。在后排的位子上，129师师长正好坐在了毛主席的后方，随后刘伯承吩咐秦忠坐在自己的后边。
事情是从当时任129师的军法处处长丁武选上台发言开始说起的。丁武选是一位性格耿直，敢于说话的老同志。抗战爆发前后，国共双方的协议是：
陕北的红军改编成为八路军的三个师。其中的115师的师长与政委是红一方面军出身的林彪与聂荣臻，120师的师长与政委是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与关向应。
129师的师长与政委，是由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刘伯承与邓小平担任，而以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徐向前仅仅担任副师长。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成功会师。但就在这时，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膨胀，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逼走，甚至是想要另立中央，搞分裂。
丁武选激动发言：
“你毛泽东就是偏心！我们对刘师长和邓政委没有意见，但是我们红四方面军不是没有人！张国焘的错误是他本人的问题，中央批评他是正确的。但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只是被迫执行上级的指令，这个帐不能算在我们身上！”
他边发言边流泪，接着又说：
“你毛泽东在前年发出电报，说的什么对于原四方面军干部和战士的工作分配，应该与其他部队有所不同。这个‘有所不同’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明明就是不信任我们红四方面军！就是因为这封电报，搞得我129师军心不稳，这么多年，直到现在，你毛泽东还是不相信我们！”
这番话令会议上的气氛达到了紧张的极点，会议下出现一片携带怨气的窃窃私语。
陈赓在一、四方面军中都担任过职位，人缘很好。所以不少人把目光转向陈赓，希望他站出来缓和一下气氛。可此时，陈赓也是不知所措，低着头一言不发。
毛主席的后脖颈上流淌了不少汗珠，转过头压低声音问刘伯承：“伯承呀，部队的情绪竟然这么大，问题变得现在这样严重，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刘伯承的心里也是一直窝着火的，就把手中的笔记本丢在一边，当着会堂众人的面直接气冲冲的说：“电报是你拍的，你叫我说啥呢？”
由于丁武选提到了电报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表示希望得到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这是全场的目光都转向了毛主席身上。
毛主席叹了一口气，对刘伯承说：“唉，我真是冤枉，我电报的意思不是那样的，怎么能搞出了现在这么大的问题呢！”
会堂里面一片寂静，主席沉重的站了起来，说道：
“同志们，这件事情是个误会，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百张嘴都说不清楚了。中央发出的电报都存的有底，请原来的四方面军同志派代表进行查实。如果我的电报中是‘一视同仁’，就请同志们表示谅解；可如果，我的电报内容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们处置。”
听到主席这番话，原四方面军干部选派五位代表去电报局核实，大会不欢而散。
直到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代表在会议上宣读了电报原稿，在电文原稿上，清清楚楚写着“一视同仁”。原来，是在译电收发中出现了错误，出现了与原来意思相反的句子，“一视同仁”变成了“有所不同”。所以，这并不是毛主席的错。
经过这次的事件，毛主席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主席的心胸宽广，平常都是很反对搞小团体的。正是毛主席，把一盘散沙的百姓聚集在中国共产党身边，变成一团火，带领贫穷的旧中国走向欣欣向荣的新时代。
“儒将”发火：枪声太小
1945年抗战胜利后 ，国内的两个政党间的较量拉开了序幕。蒋介石一方面借着和谈的幌子，邀请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去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却私下调集兵力，向我军的解放区进攻。
上党位于山西省内，是共产党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地界，却由国民党军阎锡山驻守。阎锡山当时受到蒋介石的命令，趁着共产党向周边的日本军发动总攻的时候，慢慢侵食周边部分地区。
于是在无可奈何下，共产党军队对阎锡山发起了自卫反击。在战争最初，刘伯承元帅就作下指示：不惜一切夺回失地。
当时的晋冀鲁豫根据地部队装备十分简陋，人员也是分散的，许多队伍人数都不够，超过一多半的队伍不仅没有迫击炮，就连步枪也不能人手一只，子弹奇缺；而国民党阎锡山部拥有1.6万人的军队。在兵力和装备方面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我军的形势处于刻不容缓阶段。
刘伯承准备使用围点打援的战略，尽最大可能消灭敌军。
国民党军史泽波被包围之后，向阎锡山寻求救援，阎锡山派彭毓斌率领两万人支援。陈赓率领部队对敌军进行阻击。
在10月2日，把敌军困在了屯留西北。因为敌军的数量实在太多，又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术。不出所料，彭毓斌率兵向北进行突围。我军一边堵死敌军的逃跑路线，一边又从各个方向对敌军进行包围。10月6日，彭毓斌负伤自杀，其队伍全部被歼灭。史泽波看到援军还没有到，只好率部突围，结果被俘。
在这次实力悬殊的战役里，所有人都不看好共产党，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军依然歼灭国民党军3.5万人，俘虏国民党军官27名。
其实，国民党军的失败是必然的，阎锡山在山西的日子过的平静顺遂，再看到共产党军装备简陋，一开始就表现的骄傲自大但其实所有人的不看好是有道理的，当时的我军的武器弹药装备奇缺，作战困难程度难以想象。
在战斗刚开始的时候，刘伯承发了一次火，质问陈锡联：“枪声为什么如此稀少，是不是都没有尽力。”陈锡联叫屈：“子弹不多，不敢放枪。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骄兵必败，国民党军怎么都想不到共产党会给他们来一个绝地反杀。不仅是收复了他们夺取的解放区，随后，共产党将主力逐步转移到北京和汉口，阻止了他们的北上之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将原来在太行、太岳、冀南军区的纵队和地方武装集中在一起，从北边下到南边的路线夺取长治外围，最后一举歼灭长治守军。
国民党军为他们的骄傲自负付出了代价，事后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能被装备这么差的共产党所打败，直到后来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们终于知道了“民心”的重要性。
其实，共产党不仅仅是武器装备欠缺，在兵力方面与其相比较也有不足，而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站在身后的人民多。在大战前都会有大型工事建筑，这里的战壕和弹药装备运输，都离不开沿线的九万多百姓自发为共产党军提供的帮助。
不仅如此，在那个物资本就匮乏的年代，300多万斤粮食、4万斤食盐以及150万双军鞋，这些物资愣是被凑齐了。
有了百姓们的慷慨付出，原本后勤补给不足的共产党军们没有后顾之忧的上了战场，使得战士们激情高涨，士气高昂，奋勇杀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