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之言有着近四十年的军旅生涯,在军校求学期间,他结识了一批电台侦听员和密码破译师,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却鲜为人知。余之言立志以文学的名义为他们树碑立传。他耗费三十余年的时间搜集史料,积累素材,并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创作,用文字为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英雄点亮了一盏灯,让后人得以透过历史的迷雾,望见他们坚毅的背影,聆听那段惊心动魄的隐秘往事。

近日,余之言谍战密码战系列小说的第四部《行走的秘符》出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余之言坦言三十多年来的写作生涯对他的健康影响很大,“但是,当我面对这些老革命而写作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一股崇高感和壮烈感的。我对家人朋友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了能塑造好这些老前辈老革命的文学形象,为了能给年轻人留下几部有分量的无名英雄史诗,我就是累死也值得!’”对于余之言,写作早已超脱了单纯的文字排列组合,而化作了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30多年前下决心

用小说揭示密码破译

这一军事职业的使命和作用

记者:《行走的秘符》是您的谍战密码战系列小说的第四部,此前的《密码破译师》《生死叠加》《隐秘人生》出版后均大获好评,影视改编权也已卖出。其中,《生死叠加》影视改编权被拍摄了《暗算》《风筝》的柳云龙团队买断。请问您创作谍战、密码战小说的缘起是什么?

余之言:我在军校读书时,在图书馆翻阅书报杂志,有几次看到类似“我军部队在陷入敌军重围的紧急关头,指挥员依据及时获得的可靠情报,果断做出决策,从而绝境求胜,扭转了战局”这样的神秘字眼。我产生了好奇,像条件艰苦到极限的长征,敌军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根本就没有根据地、交通站、情报点可依托,那么,这些“及时、准确、可靠、不间断”的情报是从哪里来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趁假期空隙,我在多地书店、图书馆和各类媒体上,查阅搜集了大量史料,之后陆续做了十余年的研究考证,最终查清了一个事实:革命战争年代,在共产党的队伍里,隐藏着一支电台侦察和密码破译队伍。这支队伍,依靠侦听敌军电台讯号,破译敌军密码电报,来获取核心内幕情报。这几乎成了长征中红军唯一的情报来源,被毛主席誉为“长征中走夜路的灯笼”。

写中国革命战争史,如果不谈及这群人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那就不是全面而公正的战争史。这一群人叫电台侦听员和密码破译师,他们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于是,我决定借用部分解密史料,从军事情报学的视角,以小说这种文学形式,通过揭示密码破译这一军事职业的使命特性、行为方式,对情报要素在革命战争中所发挥作用的直接性,对情报谋略与战争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艺术性渲染与刻画。这个决心一下,便是三十多年的坚持。


苦练五大“内功”

创作谍战密码战小说

记者:阅读《行走的秘符》的过程十分烧脑,小说里结合了密码学、符号学、建筑学、谍报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请问您是如何积累这些知识的?您现在可以说是一位密码学家、符号学家了吗?

余之言:为完成这类题材小说的创作,我做了长时间大量的相关史实和知识储备。一是对战争年代密码战、密码学、符号学、谍报学等本身知识和历史,进行了系统搜集、研究和学习,这个储备学习过程长达十多年,甚至贯穿于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之中,边写边学边研读成了常态。在书店、图书馆、网上、报纸杂志上,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中国密码战史战例和传统密码的基本知识,有了详尽而全面的掌握;还搜集购买了几十部世界范围内的相关谍报学书籍进行研读。

二是注重把党史军事革命战争史研究透。我业余研究学习党史军事革命战争史二十多年,把基本史实弄得清清楚楚,尤其把与密码战相关的各个战例研究透彻。

三是加大了习修文学的力度,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先写了三部一百多万字的其他军事题材小说。

四是特别注意研究了解国家的保密解密政策,仅保密政策这方面的情况,我观察搜集研究了四五年。

五是对古代现代建筑学知识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习研究。我创作的《一个女人的战争》,就是一个保护古城古迹文化遗产的抗战故事;后来的《生死叠加》中,一部重要军事密码编制的灵感源头,也是一座古老建筑庄园,为这两部书,我已经系统学习过大量古建筑学书籍。那么,这次写《行走的秘符》又进行了深入研究,具备了小说创作所需的基本知识。我的相关知识储备和专业程度,与真正的密码学家和符号学家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我主要是着眼实用,现学现用。

《行走的秘符》历时十四年

事事、句句、字字斟酌

记者:《行走的秘符》讲述一场护国宝、保国祚的惊险暗战,您创作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大约用了多长时间?

余之言: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份内幕资料,说二战期间,日本为了达到“即使这场战争失败,在经济上也要是赢家”的目的,秘密制订了掠夺被占国财宝的计划。这个计划由日本皇室人员亲自领导和组织实施,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军人、间谍和黑道人士参与的庞大的神秘组织,在亚洲大肆搜刮财宝。当时,共产国际情报组织里的共产党特工察觉到了这一阴谋,于是凭着信念与忠诚与这个组织进行了殊死对抗。

看到这个资料之后,我当即决定以此为背景,写一部谍战小说。自此,从积累素材到构思,到具体创作,前后用了十四年。其中,搜集素材和整体框架构思是最耗时费力的。一方面,系统搜集、深入挖掘日本在亚洲烧杀抢掠的史实;另一方面,广泛了解共产国际特工对抗掠夺行径的情况,查阅海量书籍档案,走访见证人。在第一波素材搜集之后,我写了两年,有了一个基础,然后放了几年。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波搜集素材和再创作,又写了两年。

《行走的秘符》以一对金鸳鸯展开叙事。这对十几公斤重的金鸳鸯,是真实存在的。我见过金鸳鸯的真实照片,不过见到的只有一只。这对金鸳鸯是哈尔滨一韩姓家族祖传下来的宝贝,早年他们专门在紫光寺修建了一座独乐殿,金鸳鸯被秘密筑进了栋梁关节之中,只要一拿动,整座殿便会轰然倒塌。二战期间,日本人探得了这个秘密,烧毁了这座殿,掠走了金鸳鸯,经南京、上海,带至菲律宾,送上一艘满载财宝的巨轮准备运回日本。但这艘轮船行至福建牛山岛海域时,被美军潜艇击沉。

记者:您这次写作遇到的难点是什么?

余之言:难点是采用何种创作手法来写,才能够做到与别人、与自己不雷同?《行走的秘符》是首部揭露二战期间日本皇室组织掠夺被占国巨额财宝秘密行径的长篇小说,别人没有写过,这在题材上来说,毫无雷同之处。但具体如何来写,是个愁人的事。光选择这个写法,几乎耗费了我一年的时间,开了无数次的头,都未能写下去。写作中遇到的“坎儿”真不少,比如,二战中,日本侵略者掠夺被占国财宝的这个秘密组织,是由日本皇室人员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这就需要广泛而扎实地搜集和运用史料,且要谨慎地书写相关故事。可以说,对这个背景的借用极其慎重,真是事事斟酌、句句斟酌、字字斟酌,直到确保万无一失,才写入小说之中。

此外,小说的故事背景,决定了相关人物塑造的复杂性。小说中,主人公们时刻与逃亡、追杀、厄运相伴相随,身处绝境而信仰不灭,如何揭示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尤其如何让小说人物在绝境和正邪较量中,自我冲突,自我否定,从小我走向大我,最终实现华丽蜕变和精神成长,获得道义担当和信仰力量,这是我在创作过程中时刻要重点思考的。

记者:《行走的秘符》这本书对您个人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余之言:我多年前就想写一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长篇小说。1993年在南京读书那几年,我利用课余时间遍寻当年日本侵略者兽行踪迹,查阅大量日军侵华史料,之后苦苦思索二十余年,直到2015年终于写出这个题材的长篇小说《战争画廊》,真真的字字血泪、章章扎心。之后,每到“九一八”和国家公祭日这一天,我经常会翻一翻《战争画廊》,发个朋友圈。每次翻阅,仍是潸然泪下。

我创作《行走的秘符》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这部小说,撕开民族至今依然阵阵发痛的疮疤,引领读者走进民族本应具有的性格与精神世界,去认识小说主人公的伟大人格。我努力以激越的情怀和悲愤的笔触,给予为祖国、为正义而战的儿女以不遗余力的赞颂。主人公们是一个个非常具有精神高度的人物,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是永远不会被野蛮的侵略者所征服的。这一点,在我的书写中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原创构造出来密码、符号

有科学道理和真实战例参照

记者:《行走的秘符》里那些密码、符号的推理解读过程,都是您自己原创想到的吗?

余之言:《行走的秘符》里那些密码、符号的推理解读过程,都是我根据密码学、符号学原理,着眼小说故事需要,自己原创构造出来的,应该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为了体现解密题材小说的独特性,我虚拟了一部藏宝密码秘册,来架构整体小说。同时,以破译这部藏宝密码秘册为根基,以“破译者说”为引子,牵引父女两代人间隔时空交流心灵,共分四次、计26章,逐渐破解秘密、展开相应故事。

小说最核心的构思是,这部藏宝密码秘册的密钥,居然是由小说女主人公父母之间的爱情故事密语编制而成。这些密钥的设计和构思及破解,有没有科学道理和真实战例参照呢?有一个真实故事:解放战争时期,有位国民党著名将领某司令长官,我地下党不断策反他,家人也劝降他,他左右为难很苦恼。他平时爱看《红楼梦》,当时刚启用了一部新密码,于是,就把《红楼梦》第四十六回那个标题“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中的前半句,当作了他这部密码的密钥词。

这个密钥词,我军密码破译师肯定是不知道的。但作战需要,必须要破译这部密码。在那部密码久攻不破的情况下,我军破译师灵感闪现,从那个国民党著名将领当时的政治处境着手分析,又了解到这个将领特别喜爱《红楼梦》,最终破解出了“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那句密钥。这个著名将领那句密钥词及其破译过程是真实战例。这足以说明,密码既然是人制造的,那就会不由自主地浸染上编码人的某些情怀和情感。

另一方面,藏宝密码秘册中,所涉及的密码都是手工中文密码。这种密码,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中,都可以把一句话当作密钥。早年的英文密码,也可以用一句话当密钥。所以,《行走的秘符》中密码秘册的密钥,由主人公父亲母亲之间爱情故事中某些私密的甜言蜜语提炼编制而成,这是有真实的史实基础参照和密码科学技术作依据的。女主人公也正是从父母的爱情故事入手分析,才成功破译了这本藏宝密码秘册。

每个重要事件中

都有某些隐秘的内幕元素

散落于历史长河

记者:您创作的谍战系列小说,有故事原型吗?您是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关系的?

余之言:我曾连续十多年,在春节前去拜访采访战争年代过来的密码破译师、电台侦听员和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去了解他们特殊的战争岁月和相关史料。我这四部谍战密码战小说,是有故事原型参照的,但不是比照某一个人写,而是这些老无名英雄的综合比拟。真实和虚构的比例大约是1:5。小说的本质是虚构,所以,我这部小说大多数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在真实基础之上虚构的。

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关系?在这方面,可以说,我是煞费苦心。譬如《行走的秘符》选择了“日本掠夺被占国财宝”这一真实事件,进行故事构划,特别注意处理好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问题。我之所以肯下十二年的功夫去搜集史料,就是想在平衡真实与虚构的过程中,有一个丰厚的史料做必备基础,找到真实与虚构的合理关系。

记者:您的谍战小说注重把历史解密叙事、情报学史观叙事等糅合于创作之中,您为何强调以军事情报学的视角来写战争史?

余之言:这是我多年来一直的想法,应该更多地从军事情报学角度,去研究一下中国革命战争史。也就是说,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叙写,应该充分考虑战争情报保密性这一要素。

从科学角度讲,公开呈现出的战争历史,往往不一定就是战争的全部,也不一定全部是战争的真相。总有那么一些战争历史片断,因其保密性,而暂时或永久封存。而这些片断,或许就曾改变某次重大战役和事件的历史色彩及某个历史人的政治面目。历史档案工作者、史学家、文学工作者,他们看不到也不知道某些不能公开的战争秘密,那么,仅凭手里掌握的自以为是全部的史实,去叙写战争史,就难免会有缺失,可能会不公正、不全面。所以,倘若条件成熟,解密政策允许,从情报学角度,去叙写一下革命战争史,可能会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记者:您的《密码破译师》《生死叠加》和《隐秘人生》都将被拍成电视剧,您参与编剧工作吗?您觉得自己作品自成风格,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余之言:我从未写过影视剧本。将来,我也不想参与任何改编工作。我要集中精力把我的小说写好。

这些年,我一方面习惯在公开的历史史料中对那些别人没写过的素材加以利用。另一方面,由于工作之便,接触了大量历史内幕解密材料,就自然地把散落于历史文献中的隐秘史料,运用考证的方式加以推理和虚构,从而建造起某些富有历史逻辑和艺术逻辑的故事链条,在此基础上调动文学想象力,来勾画小说文本。哪怕是一句微不足道或模棱两可的隐秘史料片断,也能还原某些历史背后的真相,用小说手法写出逻辑可信的故事篇章,揭示出隐藏于历史中伟大的信仰力量。

我的信条是,历史上每一个重要事件都有某些隐秘的内幕元素散落于历史长河里。关键是作者要精于打捞,善于寻找,勤于创新。

《行走的秘符》就是这样写成的。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会拿出极大的精力和心思,极大限度地把相关专业性问题和宏大抽象叙事通俗化,但又不能一味追求通俗,你要时刻考虑所写作品是谍战密码战小说,故事得有一定的嚼劲和韧性,也要适度设置烧脑情节,目的是启发读者自己动脑融入故事,以增强小说的吸引力;同时,我还会特别关切小说的文学性问题,通俗化以不能伤害其文学性为最大前提。

把每一部作品

都当作生命中最后一部来写

记者:阅读您的作品,读者经常感到脑力激荡,心潮澎湃,能否请您讲讲在写作过程中体验的焦虑和激动?

余之言:会焦虑和激动,以至于影响到了身体健康。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搜集和回忆这些无名英雄史料、勾画无名英雄故事、塑造无名英雄形象、提炼无名英雄精神的过程中,受到了荡涤灵魂、融入血脉的革命传统教育。这种教育是刻骨铭心的,成了我生命中最根本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是在用心、用情、用命来写作的。

在作品中,我与这些崇高的老革命,一起喜怒哀乐,患难与共,同生同死。我常常走进这些革命者的故事中出不来,很多时候,坐下一写就是十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最多一天能写一万多字,写到生动处、激动点,常常不能自已,泣不成声;有时夜里三四点钟爬起来,把灵感闪现的人物故事精彩片断记下来,然后再也睡不着,干脆就接着写,一直写到大天亮。

因长年超负荷写作,我身体出了些问题,经常严重焦虑和失眠,医生下医嘱说,“只有一味药能救你的命,那就是停止写作。”然而,对于我来说,停止写作,等于要了我的命。一旦进入写作,脑子里全是这些老情报工作者的年年岁岁、日日夜夜、人人事事。我对家人朋友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了能塑造好这些老前辈老革命的文学形象,为了能给年轻人留下几部有分量的无名英雄史诗,我就是累死也值得!”所以说,当我面对这些老革命而写作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一股崇高感和壮烈感的。我是把每一部作品,都当作我生命中最后一部来写的。我总想把自己最奔放的情怀、最大一股力量、最后一滴心血都投入进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供图/余之言

编辑/张楠 张嘉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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