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20日的早上，朱德看着儿媳妇和孙子孙女一起来看自己，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随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妻子才小心翼翼地对他说：“因为抢救无效，朱琦走了。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现在孩子们回来看看你。”
朱琦是朱德一生当中的唯一一个儿子，这时已经88岁的朱德，身体大不如前了。在得知这一噩耗之后，他整个人瞬间又变得虚弱了很多。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朱德缓缓开口说道：“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能瞒着我呢，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这么年轻就走了，太可惜了。”
一句话说完，向来刚强的朱德总司令就哭了。唯一儿子去世，自己却在10天之后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父子15年的分别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朱德出生时，全家有11口人，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大家庭。家中成员因为都是农民，勤劳朴实。虽然家境贫穷，但却是一个彼此融洽、和睦相处的大家庭。
朱德从小就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教育，成年之后，因为不满父母包办婚姻的做法，所以最后独自离开家乡，去到成都一所高校学习。1912年，朱德投笔从戎，在云南讲武堂里期间，结识了第二任妻子肖菊芳。
肖菊芳同样也是一个接受新思想的进步青年，两人因为有着共同的思想，因此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婚后，肖菊芳仍然住校学习。1916年，两人的第一个孩子，朱琦出生了，当时国内局势混乱，朱德便给儿子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小名“保柱”，希望孩子的到来能够保住这个家庭不受战争的影响。但不幸的是，肖菊芳生完孩子后不久染上了一种热病，最后因为久治不愈去世了。
此时的朱德陷入了悲痛之中，一边是讨伐战争，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但很快，事情迎来了一次转机。朱德参加护法战争之后，一位战友向他推荐了自己的一个妹妹——21岁的陈玉珍。陈玉珍出生在一个知识家庭，曾在南溪师范读过书，而且也参加过一些革命，二人有着许多的共同爱好。
朱德后来回忆时曾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最吸引我的，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陈玉珍很善良，两人结婚之后，一直认真照顾着朱琦。但是夫妻二人一起幸福生活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朱德虽然当时已经升到了宪兵司令官和警察厅长，官运亨通，但他的内心却始终都没有让他忘记革命。
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德想要寻求新中国出路的心思愈来愈重，使他不甘心困守在小家庭生活中。于是在1922年9月的一天，朱德和他的好友孙炳文决定去到上海学习。出发前，朱德再三叮嘱陈玉珍好好照顾朱琦。
在上海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朱德又搭乘法国轮船，去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寻求真理。从此，朱德和这位第三任妻子陈玉珍，以及儿子朱琦也再没有再过面，一别就是15年。伴随着的，两人之间的婚姻也就此宣告“死亡”。
在国外留学的这段时间里，朱德逐渐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在当时周恩来的介绍下，朱德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再次开始了革命生涯。凭借他出色的领导和作战指挥才能，朱德在部队当中一直都担任的是总司令员。
而朱德的儿子朱琦，在父亲离开之后，一直把在故乡四川生活。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朱琦又被抓去当了壮丁，被国民党安排在云南的某一个部队里面。但也是因此迎来了和父亲相见的机会。
在国民党商议国共合作这一期间，朱德到南京开会时，他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龙云那里得知，自己的儿子朱琦正在他的手下当兵。朱德听到之后，内心十分激动，并立即告诉了周恩来。很快，周恩来便派人前往云南，成功找到了朱琦，并为他安排了专机送到了南京。
时隔十几年后再次见面，父子二人难掩心中思念和痛苦的情绪，相拥而泣。朱德不由自主抱着他，仔细看了儿子的模样后，激动喃喃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随后，朱德亲自安排朱琦去学习文化知识，并且在一年之后，还将他送到中央党校进行系统学习。也正是在这一期间里，朱琦的思想和人生观，都彻底发生了转变。不久，朱德就把朱琦叫到身边，说：“前线正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朱琦也毫不犹豫地听从父亲的指示，成为了一个普通士兵，去到了抗日战场的前线。
1943年 11月，朱琦在山西方山县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左腿造成了残疾。朱德得知自己儿子受伤这件事时，没有立即把他叫回来留在自己的身边，也没有因为他伤残，而去让组织为他安排到一个条件好点的工作岗位上去工作，而是一再教育儿子要服从党组织的需要和安排，不能要任何特殊照顾。
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做文书工作的陈秉忱，谈到这样一件往事：
“1942 年，朱总司令的儿子朱琦同志从陕北回到延安，朱总司令的参谋潘开文同志，见朱琦洗衣服没有肥皂，便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当我拿给朱琦同志时，正好被朱总司令在院外看见了。后来，他得知这件事情的原委之后，就告诉潘参谋，以后不能再向公家要东西给朱琦用。”
因为甲等残废的伤势，导致朱琦不能再打仗了。回到延安之后，他被派往了抗大七分校工作，在这里，朱琦认识了后来的妻子赵立平。
开国元勋儿子成为火车司机
1946年3月，朱琦和赵立平的爱情进入了瓜熟蒂落的时节，在一个好日子里，贺龙亲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还在延安的公公朱德、婆婆康克清，终于等到了儿子新婚的佳音。后来夫妻二人一直忙于土改工作，直到结束之后，赵力平才跟随朱琦去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第一次与公公婆婆见了面。
赵力平和朱琦在西柏坡只呆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朱琦夫妇要离开西柏坡了，朱老总这才让儿子儿媳在家吃了一顿饭，算是为他们饯行。饭后，朱德问向朱琦：“之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当时的朱琦已经是团级干部了，如果继续留在部队的话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待遇。
但他觉得，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需要人才，听到铁路部需要人手之后，朱琦随即就表示要去铁道部工作。后来根据工作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到了石家庄，赵力平进入银行工作，而朱琦则按照父亲的话，去铁路局从头学起。在火车上，朱琦先从司炉做起，并且一干就是三年。接着他又被升到副司机，最后从副司机升到司机时，朱琦才终于彻底学会了开火车。从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做起，朱琦逐渐认识和了解铁路的工作。
随后，赵力平夫妇双双被调往到天津，在天津铁路局里，朱琦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依然没有脱离劳动一线，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
50年代中期，中央在北戴河建立了一个避暑区。每到夏季，中央几位高层领导人就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专列就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还没离开机车他就接到通知，说是坐车的首长要接见。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次的首长是谁，就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当时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煤油，最后没来得及清洗和收拾就去和首长见面了。
在会客厅等了一会之后，门开了，结果看到的是朱德的身影。朱琦这才知道，原来自己今天拉的这位首长是自己的父亲。朱德坐在沙发上，看着全身又黑又脏的儿子，心里瞬间明白了，随即上前十分高兴地紧握他的手说：“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好！好！你学会了开火车，学到了本领，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不懂技术也搞不好管理，这样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子二人相隔不远，但因为两人的工作都很繁忙，所以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直到1950年赵力平怀孕了之后，父子二人的相聚却突然变多了起来。这期间夫妻二人几乎都是在中南海朱德的寓所度过的。此时朱德已经64岁了，知道自己将要做爷爷之后，分外欣喜。
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正值朝鲜战争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我军不仅攻占了汉城，同时还歼敌19000余人。为了纪念战争这一阶段性的胜利，朱德给孙子起名“援朝”。
1951年，五一节之前，在朱德康克清的一再敦促下，朱琦夫妇二人把援朝带到了北京，也是在此期间，赵力平亲眼目睹了公公婆婆是如何照顾他们的第一个孙子的。特别是婆婆康克清。她每天都要到东四的机关上班，一下班回家，必先来看孙子，给他洗澡，换衣服。夏天的时候，为了给孩子洗澡，她自己已经累出了一身大汗。
赵力平当时这样评价婆婆：“像康妈妈那样细心、操心和耐心地照料孩子，即便是亲生父母也不一定能做到。”
在朱德家里，朱琦和妻子都看到了在爱孩子、在对孩子照拂的耐心和细心方面，父母几乎超过了生母的情景。后来，夫妻二人怕把老人累坏，就把孩子带回了天津。但朱德康克清却总是反复写信，表示要替他们带孩子，还一再对朱琦、赵力平说：“你们都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如果免去照顾孩子的拖累，可以在工作上有更大建树。”
最后争不过老人，朱琦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赵力平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朝鲜战场上和平前景可瞻，因而朱德为新生儿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就又在爷爷奶奶的强烈要求下送进了中南海。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那段时间，朱琦夫妇的周末和假期，再次回到了天津北京来回往返的状态。
但同时，朱德对自家的孩子也一直像律己一样严格，朱琦夫妇到北京，都是自己乘车去中南海，从不让公家的车去火车站接他们。在领导干部子女用车这个问题上，朱德也从不破格，真正做到公私分明。
他对家里的所有人都严格要求，一律不准乘坐公家的汽车上学，无一例外，就连夫人康克清都是乘公共汽车去上班。一次，朱琦跟随朱德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去看戏，返回时，朱琦和他们站在一辆公务车的踏板上回家。朱德知道后，对朱琦给予严厉批评，教育他应该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朱琦也一直都将父亲的训诫铭记在心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朱德也不让儿子、女儿住在家里，要他们在外自立；每逢他们来家度假，又总敦促他们按时回去，但却执拗要把孙子、外孙们接到自家抚养，想要他们可以无所牵挂地全力投入工作。
因此，朱德的家中总是非常热闹的，孙子、外孙、侄孙们都常常聚在一起，加起来近20人了。一旦全体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因为朱德家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于是经常会引来其他工作人员“蹭饭”，每个人来吃饭都很开心，说得最多的就是：“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
失去唯一的儿子
就在朱德一家人正享受幸福的生活的时候，一个突然的决定却打破了这段美好的日子。1969年10月14日，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中央认为很有可能会引发突然战争，因此做出了在20日之前，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都要疏散出去。
毛泽东当时在接见了部队指战员之后，去到了湖北，朱德则去到了广东省从化，并从此搬出了中南海，再也没有回去过。朱德离京后不久，朱琦被强制调到了山西的铁道部干笑学习半年，妻子赵立平也被下放到天津的五七干校。
但在这段时间里，朱琦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导致他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变得更加糟糕了。从山西回到天津之后，朱琦被安排为一名仓库保管员。由于工作强度很大，朱琦的身体逐渐落下了很多毛病。一直到了1972年，朱琦才被恢复工作，但因劳累，此时的他已经患上了心脏病。
1974年6月10日，朱琦和以往一样去上班，在和一位同事谈话的时候，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随后因为抢救无效去世，58岁的朱琦，没有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就离开了。
当时朱德已经88岁了，为了他的安全和身体着想，当时所有人都对他说朱琦因为心脏病住院了，正在医院抢救，并没有告诉他儿子去世的真相。随后的每天，朱德都会问康克清：“朱琦的情况怎么样了”，“在服用什么药”等等，得到的回答，也都是“正在抢救”。
一直到10天之后，朱琦的追悼会、所有的后事都处理完毕，康克清和儿媳赵力平才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朱德。朱德听到后，内心非常悲痛，还责怪他们为何不早点向他说明真实情况。
朱琦的一生也是十分艰难的，很小就和父亲分开，20多岁父子二人才再次相聚，在火车司机的岗位上一直默默奉献着，并且没有丝毫怨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父亲的好儿子，值得让人尊敬。
朱琦逝世后，组织上考虑到朱德当时88岁的高龄，子孙后辈们又都在外地工作，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因此决定将在青岛海军当兵的小孙子调回来到北京工作。回到北京的第一个周末，小孙子就去看望了爷爷奶奶。一进家门，朱德看到他就很是惊讶地问：“你怎么回来了？是出差，还是开会？”
孙子知道爷爷要求严格，没敢说实话，于是就撒了谎说是临时到北京部队来帮忙。但是两个月后，朱德再次看到孙子的出现，就瞬间感觉到这里面有事情，就立即问起他：“你在海军帮忙多长时间了？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调回北京了？”
招架不住爷爷一连串的问题，孙子最后只好说明是组织上的考虑，交代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我调到北京了。”朱德一听，便严肃地说道 ：“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哪里去！”因为不放心，朱德还专门把部队的领导请到家里来，对他说 ：“请你们还是把他调到部队基层去锻炼吧，年轻人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不要留在大机关里。”
领导当时依旧非常关心地劝他 ：“您年纪大了，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但朱德却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组织上的照顾，用不着他们在我的身边……一个人浮在上面时间久了只会做官做老爷……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北京，这不是在搞特殊化吗？那谁还去保卫祖国的边疆和海防？”
最终，海军领导还是被朱德说服了，并遵照他的意见去办。两天后，小孙子重回基层部队继续工作。失去自己唯一的儿子之后，晚年朱德忍着丧子悲痛之情，仍严厉要求着子孙后辈：“不要因为去世了一个人，自己也倒下去了，这样不是共产党员。”
1975年的时候，朱德已经89岁的高龄了，但他仍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3月6日，他在工作期间，奋笔书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1976年7月初，病情加重的朱德躺在病床上，依旧坚持提出要看文件和报纸。对来看望他的家人以及同志们，他总是会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革命到底。”
这种战斗和工作到最后一刻的精神，不仅是朱德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家人、子孙后辈的鞭策与教诲，更是对朱家家风的一种传承。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将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思想来源于他自己的家庭，同时他也把此作为好的家风往下传承。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朱德一直都服从组织的任何安排。而作为一家之长，朱德却对自己的后辈有着严格的要求。他要求孩子们不要有特殊思想，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朱德一直对他们强调：“生活上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也不要靠我去当官，一定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实干为国家作出贡献”
1976年7月6日，朱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病逝后，康克清让孩子们和秘书、卫士们给朱德换一身新衣服，可是大在家里找来找去家，都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的。
孙子泪如泉涌：“爷爷辛苦了一辈子，一定得让他穿身新衣服！”这才临时在服装店给朱德做了一身内衣，但他的外衣中山装，仍是他穿了多年的那件。遵照朱德生前遗愿，康克清把他多年积攒下来的两万多元 银行存款，全部都上交给了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的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