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青年是最需要的？我觉得，我们的时代特别需要建设性的年轻人。什么叫建设性的？就是他们走在这个世界上，能感受到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感受问题不是让你抱怨的。抱怨是我们的情绪，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推动社会前进，这个靠什么呢？完全不能靠抱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美好的生命，是靠抱怨去完成的。”
因深谙年轻人现状而广受欢迎的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日前因为这番话翻车了。这被广泛解读为是“爹味说教”，不知民间疾苦，难道年轻人有了牢骚，抱怨几句都不行了吗？
从结果来看，梁教授的呼吁只达到了反效果：“被要求不要抱怨的年轻人”在网上大肆抱怨这种“不要抱怨”的说教。微博上“复旦教授呼吁年轻人不要抱怨”的话题底下，最高赞的两条评论都在揶揄：
“老年人少说话就是对社会进步最大的贡献，也是对社会和谐最大的贡献。”
“我呼吁别呼吁年轻人了。”
公平地说，如果完整听过梁教授的谈话，就会发现他本意不是要阻止年轻人抱怨，而是说不能只是抱怨，要超越这个层次，以更积极的态度向前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然而，在那些正在在现实困境中挣扎的年轻人听来，这倒像是“何不食肉糜”：“解决问题？说得轻巧。我要是能解决，那还抱怨什么？”
也就是说，处境窘迫的人们首先需要的还不是解决方案，更不相信单靠自己“端正态度”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当下最需要的，其实是慈悲的共情，让他们的情绪被看见并接纳，而那就得承认，他们的抱怨是正当的。
此刻别讲什么正确的废话，“建设性”的正能量难道他们不懂吗？但是“我已经很难了，不想再听别人拿大道理来压我”——情绪都没先解决，还谈什么问题的解决？
何况，他们正确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许多结构性问题，仅靠自身努力是无法解决的。正是这种身处风险时代的无力感，让许多年轻人在上进和上学之间，选择了上香，另一些人则选择了躺平——因为既然怎么努力都没用，那还不如让自己轻松点。如果眼前的条条道路都被堵死，那么此时，“连抱怨都不被允许”就成了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难怪年轻人情绪反应如此猛烈。
不是这一代人更爱抱怨，只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问题太多，答案太少，而不少问题还是远超个人处理能力的时代症候，深感无力的人们只能自行默默消化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带来的痛苦。此时个体虽然陷入弥漫性焦虑，隐隐约约感到不适，但由于他无法指出痛苦的真正原因，所以只能抱怨。
中国人已经够任劳任怨的了。实际上，要不是现在的生活压力那么大，年轻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因为他们所要的，也无非就是能按自身意愿体面地活着，甚至已经不图如何成功了；然而现实却是从小到大读书卷了十几年，即便名校毕业也未必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面临着父母的催婚催生，这些人生关口，就没有哪一件是轻松的，解答起来从未如此困难。
近年来，焦虑、抑郁这样的精神痛苦如此普遍，这与其说是年轻人脆弱了，不如说是他们承受了转型期社会压力的重负。仅仅责备他们“吃不起苦”，只是让结构性的问题完美隐身，而由此产生的个人情绪倒是被问题化了。
在我们这个社会，情绪仿佛是一件“生活自理”的个人事务，没人在意，何况当下人人都这么忙，谁有空听你抱怨？在职场上就更是了，据说“专业精神”的表现之一，就是“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你得时刻准备好承担任何事务，压力再大都得保持情绪稳定，就算哪天公司不再需要你了，也默默离开，别说一句话抱怨。
令人惊叹的是，很多时候中国人还真的做到了。然而，情绪看上去是消除了，结果却是人的麻木。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中记录了他那时真实的满负荷工作，即便同事遇到麻烦，所有人也都只是旁观，“我们也各有各的压力，各有各家里不顺心的事，谁也没有余力顾别人。在那种工作场所里，每个人都被生活压榨着，同情心因此透支，然后不知不觉地变得麻木。”
人毕竟不是机器，情绪也总要有宣泄的出口，而让自己好受点的办法之一恰是抱怨：
和别的快递员在小区里碰面，比如一起等电梯、坐电梯的时候，我们抱怨各自任职的公司是自然而然和惯常的话题。并不是说我们心里有多么不满，只是这些话能拉近我们的距离，赢得彼此的好感和信任，建立一种同仇敌忾的阶级情谊。说白了那就是些场面话，和北京人见面互相问一句“吃了吗”差不多。
这是相当真实的感受：人们私下抱怨时，并不指望问题能解决，有时都不一定有明确的问题指向，倒不如说是表达对生活境况的不满，甚至都谈不上有多么不满，只是这能充当减压阀的功能，并在有着相同处境的人与人之间激发共鸣，这多多少少能让人感觉好受一点。
说来吊诡的一点是，像这样的抱怨，到头来可能让人们更好地忍受了现状，拖延了问题的解决。当人们感到自己怎么都无法摆脱困境时，看起来就显得像是执着地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他们已经默认无法解决问题，但现状又如此痛苦，那么本能的反应就是逃避。
正如《心理治疗如何改变人》一书所言，抱怨其实也是在逃避：“人可以触发一系列的机制来避免面对自我，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执着于抱怨。这种固执阻滞了改变过程所需的能量，因为它将人自我封锁在不可能实现的修复诉求中。”
这当然很痛苦，此时，关键之处是“抱怨必须被倾听、被接纳并被承认是真实的”，具有同情心的倾听者会发现，抱怨之中往往也隐藏着对他人的请求，只是当事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必须对自我下功夫，才能让一切得到改善”。
就此而言，抱怨可以说是年轻人处境的真实反应，至少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还在抱怨——如果连抱怨都不抱怨或懒得抱怨，那才是更可怕的。现在首先需要做的，不是指责年轻人“不够正能量”，而是去倾听并理解他们为什么抱怨，又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那些问题。
必须承认，结构性的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看看日本就知道了，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走出泥淖。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由日本年轻人默默承受了下来，他们并没有像欧美人那样上街闹事宣泄不满，而是转向低欲望、低消费、不买房，以此尽可能地降低生活风险，去做那些自己能做的事来获得“小确幸”。这些看似微不足道，但社会最终走出困境，就必须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安，激发年轻人的活力。
中国社会的情况当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面对盘根错节的问题，有必要分清哪些是需要通过制度完善去解决的，哪些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去做到的。指望年轻人热情地投入实践就能完事了，这既不现实，也是在重复中国社会一再出现的错误：制度性的缺失，要求个体超常的道德努力来弥补。
年轻人当然可以抱怨，但抱怨不应该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抱怨就完了，而是由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年轻人更好成长扫清障碍。没必要告诉他们停止抱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原因很简单：如果可以摆脱困境，没有人喜欢抱怨，何况要是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也没空抱怨。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倾听、接纳和协助，更好地应对风险，有了安心感才能勇于去尝试，在跌跌撞撞中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