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霖是个孤儿，初中毕业后在印染厂当了一年的学徒工，后来被师傅错怪挨了师傅的打，师傅却说从古至今没有师傅给徒弟认错赔不是的。杨春霖觉的这样的师傅没有怜悯之心，且专横跋扈，脾气暴躁，他就不认这个师傅了，一气之下回家当了待业青年。
到了1968年12月下旬，杨春霖的工作还没得到落实，当时上山下乡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街道干部就动员杨春霖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年杨春霖20岁，他也觉得自己不能总在城里吃闲饭，就以社会青年的名义，跟随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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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三天的时间，杨春霖他们下了火车坐汽车，最后乘坐队里的毛驴车，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地区蒲县的冯家坡大队，他们八名北京知青被安置在冯家坡五队插队落户，王队长安排知青们临时住在了队部旁边的两孔土窑里。
那两孔土窑原先是队里养猪的地方，后来养猪场停办，那两孔土窑就闲置下来。得知北京知青要来插队，王队长提前就带领社员把两孔土窑拾掇出来，在里面搭建了土炕和灶台，置办齐了锅碗瓢盆等一应生活用品，那两孔土窑就成了北京知青的临时住所。
冯家坡距离县城不算远，可那里属于中山地带，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去县城的道路崎岖不平，中途还要翻越两道山梁，去一趟县城比干一天农活还要累。冯家坡的人均耕地面积倒是不少，可那里的耕地多为坡地，土壤瘠薄，广种薄收，乡亲们的日子都不富裕。
第一顿接风晚饭还算丰盛，半盆猪肉炖粉条，半碗咸菜，一人一碗菜汤，主食是高粱面和小米面两掺的发面窝头，可能是一路颠簸肚子饿的缘故，杨春霖他们都吃得很饱，都说猪肉炖粉条特别香，发面窝头也很好吃。
吃罢晚饭，王队长笑着对知青们说：“咱这是个穷山沟，条件差，你们北京娃要受苦哩。不过不用怕，只要有我们一口，就不会让你们娃娃饿肚子。你们的口粮都提前准备下了，队里派一个人帮教你们做饭，你们要尽快学会做饭哩。我是五队的队长，往后你们有啥困难就跟我说，我尽量让你们满意。”
王队长说完这些，看了看大家，又笑着说：“队有队长，家有家长，你们八个人算作一个生产小组，也要选一个当家主事的，你们看谁来当这个小组长。”
听了王队长的话，知青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让杨春霖担任五队知青小组的组长，理由是他年龄最大，还在印染厂推煤当过学徒工。杨春霖也不推辞，他笑着说：“只要大家相信我，我就尽力当好这个小组长。”
当王队长得知杨春霖是个孤儿时，他很同情杨春霖，也很心疼杨春霖。王队长还把杨春霖的情况告诉了他婆姨，希望他婆姨也要多关心杨春霖。
帮知青做饭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婆姨，她除了给知青们做饭，还要到村外沟坡下的水井挑水，杨春霖觉得自己是小组长，就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他就抢着去挑水。那位婆姨笑着说：“你连水井在哪都不知道，咋去挑水嘛。”那位婆姨带领杨春霖去水井挑了两趟水，杨春霖就学会了打水，知青们的吃水问题他就一个人承包了。
腊月初八那天，帮知青们做饭的那位婆姨没来，来做饭的是一位年轻的漂亮女子，她说她嫂子回娘家了，她替她嫂子给知青做饭来了。
自那天起，那位婆姨再也没来帮知青们做饭，都是那个年轻女子来帮知青做饭。有一次缸里没水了，那个女子要去挑水，杨春霖赶忙抢过水桶，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今早我忘记挑水了，我这就去挑水。”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正是山西比较寒冷的时候，也是农村的农闲时节，队里没什么要紧的农活，社员们基本就是半天出工劳动，半天在家歇着。王队长虽然说春节前就不让知青们出工劳动了，可知青们觉得既然是来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哪能天天在家闲着呢，他们也和社员们一样天天都出工劳动。
虽然一天只干半天的活，劳动量也不大，可对于没参加过生产劳动的知青来说，也是个考验，特别是那几名女知青，担一上午牛粪，肩膀压得生疼，双腿也像灌了铅一样，回到住处，躺在炕上就不愿动了，连饭都懒得吃。
杨春霖毕竟年龄大一些，还在印染厂推过煤当过学徒，这样的农活对他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了。收工回来，杨春霖除了挑水，还经常帮着那个女子烧火，帮着做饭，那个女子总是笑着对杨春霖说：“你歇着，我一个人能行。”
过了几天，杨春霖和那个女子渐渐熟悉了，也知道了那个女子的名字，她叫李巧英，当年十七岁，虽没读过书，但她认识不少字，还会写自己的名字。
腊月二十三那天中午，杨春霖收工回到住处后，挑着水桶就去水井挑水。过了好一会子，杨春霖才挑着两桶水来到住处。李巧英猛然发现，杨春霖身上都是泥土，脚上的棉鞋都湿透了。
看李巧英一脸疑惑，杨春霖不好意思地说：“不知谁把水洒在了沟坡上，结了一层冰，我挑水上来时不小心滑倒了……”“你赶紧把湿棉鞋换下来，我帮你烤一下。”李巧英一边说一边把两桶水倒进了水瓮里。
杨春霖没去换棉鞋，他扛起窑门口的那把老镢头和一把铁锨就跑了出去。杨春霖担心他洒在沟坡上的水结冰后会更滑，他要去把沟坡上的冰刨掉，免得别人再摔跟头。
等三名男知青小跑着来到水井旁边的沟坡时，杨春霖正在用力刨冰，一名男知青上前抢下他手里的老镢头说：“春霖哥，你快回去把棉鞋换下来，我仨把这里的冰都刨干净，再撒上一层黄土。”
原来，杨春霖扛着老镢头和铁锨走了以后，李巧英就到窑门口喊男知青，把杨春霖摔倒弄湿衣服和棉鞋的事情告诉了男知青，那三名男知青赶紧穿上棉袄，就小跑着去了村里的水井。
杨春霖有点不放心，主要是沟坡上的冰太坚硬，很难刨，他担心那三名知青清理不彻底，老乡来挑水就容易滑倒。可他的两脚都冻木了，裤腿也冻得梆梆硬，只好三步一回头地往住处跑去。
那次李巧英帮杨春霖烤干了棉鞋，烤干了棉裤，杨春霖很感动，他发自内心地感激李巧英。
春节过后，天气渐渐转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生产就要开始了。那时知青们基本学会了做饭，杨春霖能发面蒸窝头，也会炖菜熬菜汤了，李巧英就不来帮知青们做饭了。春耕春播是农忙季节，李巧英也要参加生产劳动，知青们只好自己动手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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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巧英给知青们做了一个多月的饭，她和知青们都熟悉了，因为杨春霖经常帮她烧火，帮她一起做饭，李巧英和杨春霖最熟悉，对他的印象也最好。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李巧英给杨春霖缝了一个棉垫肩，上工和收工回家的路上，李巧英还经常跟杨春霖说笑。那个年代，青年男女之间是有距离的，就连女知青和男知青都很少一起说笑，何况李巧英还是一个农村女子。
渐渐地，村子里就有了闲话，说李巧英大字不识一箩筐，竟然想跟北京来的知青谈恋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自从有了这样的闲话以后，杨春霖就不敢跟李巧英说笑了，上工收工的路上，李巧英也不敢和杨春霖走在一起了。
1971年秋天，冯家坡小学需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大队书记就安排杨春霖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杨春霖虽然离开学校好多年了，但他在学校时学习就好，毕业后也经常看书，让他教三年级学生，他还是能胜任的。
在学校当民办教师不像社员们那么辛苦，时间也宽松一些，星期天还能歇一天。杨春霖当上民办教师以后，每天放学回到知青点后，他先帮大家做好饭，让知青们收工回来吃现成饭，吃完饭他还抢着刷锅洗碗。知青们觉得不好意思，杨春霖却笑着说：“你们干农活比我累，我理应替大家多分担一些，咱们在一起吃住，就是一家人，大家都不用客气。”
过了一段时间，杨春霖掌握了教学方法，也熟悉了教书流程，他渐渐喜欢上了民办教师这个职业。
农村的冬季是农闲时节，地里没什么要紧的农活，社员们虽然也天天出工劳动，实际上就是干半天歇半天，纯属是磨洋工混工分。
冬季昼短夜长，社员们基本都是一天两顿饭。一天晚饭后，王队长来知青点串门，他看杨春霖在看书，就笑着说：“春霖，看什么书呀？这么入迷。”“队长，我看的是《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还是有文化好，能看书。我老汉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王队长笑着说。
杨春霖把手里的书放在旁边说：“队长，你想识字吗？你要是想学习识字，我来教你。”“那感情好，那感情好。那年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县里的干部递给我一支笔让我签到，我说按手印行吗？人家说按手印不行，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引的旁人哈哈大笑。”王队长笑着说道。
那天，杨春霖教会了王队长写自己的名字，王队长高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他说那次去县里开会要是会写自己的名字，也就不被旁人笑话了。
从那天起，每天晚饭后，王队长就来知青点跟着杨春霖学习识字，王队长还喊来好几个人一起学习识字。杨春霖利用星期天不上课的时间，跑到公社供销社买来很多铅笔、本子和橡皮，谁来学习识字，他就给谁发本子，发橡皮和铅笔。
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李巧英在路上截住了杨春霖，红着脸问：“春霖哥，我能去你们知青点学习识字吗？”杨春霖犹豫了一下，笑着说：“可以呀，你看谁愿意学习识字，就带他们一起来嘛。”
每天晚饭后，李巧英就第一个来到知青点，帮着知青刷洗完碗筷，和王队长他们一起跟着杨春霖学习识字。李巧英很聪明，也认识不少字，她比王队长他们学得快，一天能学会十多个字。她不像王队长，一天最多能学会五个字。
跟着杨春霖学习识字一年多，李巧英发自内心地喜欢上魁梧善良有爱心的杨春霖，杨春霖也很喜欢开朗又漂亮的李巧英。只是李巧英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文化，觉得自己配不上杨春霖。
别看王队长天天嘻嘻哈哈像个大老粗，可他粗中有细，杨春霖的婚事他一直挂在心里。杨春霖没有父母，王队长觉得自己是队长，就得为杨春霖的婚事操心。当地后生过了二十岁就订婚，杨春霖都二十三、四岁了，早就该结婚了。到了这个年龄再不订下婚事，就该打光棍了，王队长绝不能眼看着杨春霖打光棍呀。
一天晚饭后，王队长早早就来到了知青点，他看李巧英正帮着知青刷锅洗碗，就故意大声对杨春霖说：“春霖，我给你说个事情，你这也不小了，该把婚事定下了。蛇家坡有一个叫玉玲的女子，长得很漂亮，赶明我让你大妈（王队长的婆姨）去给你提亲。”“队长，我还不到二十四岁，婚事不着急。”杨春霖不好意思地说道。
王队长又笑了笑说：“还不着急，等你着急了，就该打光棍了。这个事情不能依你，我是队长，就是你的家长，我不能眼看着你打光棍，你的婚事，我说了算。”
那天学完识字回家的时候，李巧英故意和王队长一起回家，王队长明白了李巧英的心思，她一个劲夸杨春霖好，就是在向王队长暗示，她喜欢杨春霖。
在王队长的撮合下，杨春霖和李巧英定下了婚事。1973年秋后，杨春霖和李巧英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婚房就是队部旁边知青刚来时住过的两口土窑，王队长亲手把窑里的墙壁用小板镢刮了一遍，窑里焕然一新。王队长还安排社员重新搭建了土炕和灶台，还换上了新门窗，李巧英和杨春霖对他们的婚房很满意，他俩也发自内心地感激王队长。
婚后的生活简单又快乐，李巧英承担了所有家务，还要出工劳动挣工分。有时杨春霖想帮着挑水做饭，李巧英却不让，她说做家务的男人没出息，她不希望自己的男人围着锅台转。就连挑水推磨的重活，李巧英都不让杨春霖动手。
李巧英还经常去知青点给知青们送好吃的，帮知青们钉纽扣缝补衣服，知青们都亲切地喊她巧英嫂子，大家也很羡慕杨春霖，说他娶了漂亮、勤劳又善良的好婆姨，算是掉到福囤里了。
到了1978年，在冯家坡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都陆续招工进城了，杨春霖因为和农村女子结婚，他失去了招工进城的待遇。王队长怕他心里难受，就来安慰他。杨春霖却笑着说：“我娶了这么好的婆姨，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有什么可难受的。再说了，我当民办教师风不打头雨不打脸，除了全年的工分，还有教师补助金，我已经很知足了。”
1982年秋天，杨春霖通过考试取得了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的资格，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杨春霖被分配到他们乡里的一所联中任教，转成了公办教师，转成了非农户口，端上了公家饭碗。
1994年夏天，杨春霖的儿子杨汝明考上了山西大学，硕士毕业后留在太原工作，后来调到省政府机关任职。
目前，杨春霖和李巧英都在太原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当有人问杨春霖婚姻生活幸不幸福时，杨春霖笑着说：“我有一个勤劳善良通情达理的好婆姨，我的婚姻能不幸福吗？我的儿子有出息，儿媳很孝顺，我的生活能不快乐吗？你若问我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夫妻间有疼有爱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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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霖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他六岁就成了孤儿。杨春霖的人生是美好的，因为他娶了一个好婆姨，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他很有成就感。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也很羡慕杨春霖，大家都说杨春霖幸运的，他下乡插队最大的收获就是娶了一个好婆姨，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北京知青张明月老师提供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