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一生无儿子，只生了三个女儿，就因为这，街坊邻里的经常嘲笑他们。
甚至是，不管我们家日子多苦，父母都想法坚持让我们读书，街坊邻里都嘲笑我们家没儿子，嘲笑父母供我们读书。
母亲经常教育我们姐妹仨，要好好学习，争口气，考上大学，走出去看看。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80后，我的父母一共生了三个女儿，我排行老三。
八十年代的农村，重 男 轻 女的思想还很严重，幸运的是，我的老父亲并没有这种老思想，从小到大，他对我们三个都是慈祥的，从没有打骂过我们。
我大姐王静，二姐王璐，我王苗。
大姐是我们家第 一个孩子也倒好，爷爷奶奶并没有多伤心，二姐生下来是个女儿，奶奶扒着门缝听到接生婆说，是个女儿时，扭头就走了。
原本带来的鸡，也一并拎走了。
天黑的时候，奶奶来了，她说，她二姨家（我母亲的妹妹），前几天刚生了一个儿子，要不我们两家换换？
我二姨当时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三胎更是双胞胎儿子。
父亲当时表态，不换，自己的孩子说啥也不能换，别人终是别人的，自己的才是宝。
奶奶气得跺着脚走了，打那以后再也没进过我们家门。
两年后，我母亲生下了我，呱呱落地又是个女儿，母亲掉泪，父亲说，哭什么，哭什么，女儿怎么了？女儿培养得好，不比男孩差。
父亲给我提名苗苗，他说他希望我就像禾苗一样，充满生命力，积极向上。
我们这的房子都是那种一排排盖的，一排很多家并排着，一家家都有自己的小院，平房的话，站在邻居的房子上，踩着院墙走楼梯能到对方家。
我们家和我奶奶的老院子一前一后紧挨着，二叔和我奶奶住一块，二叔家一儿一女，我们家仨闺女，奶奶天天抱着弟弟坐在大门口晒太阳，我们三姐妹只有羡慕的份。
我们这边的男人，不论男人年龄大小，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随着村里的领工头干泥水匠。
我父亲也不例外。
每天早上天没亮，母亲就起床在灶屋忙活了，父亲吃了饭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母亲背着我，拉着我二姐，扛着锄头，后面跟着我大姐，下地干农活。
到了地头，母亲把我放下来，嘱咐我大姐，二姐在地头玩，带好我，不让我哭。
我们三姐妹都相差两岁，哪会不哭呢？都是正调皮的年龄，玩着玩着就开始打闹，母亲听到哭声，慌慌张张从地里跑出来，看我在地头爬来爬去，大姐二姐早没了人影。
母亲扯着嗓子喊，大姐二姐听到声音从玉米地里钻出来，一人手上几个蚂蚱，一人手上几个蛐蛐，冲着母亲乐呵呵的笑。
棉花开花了，大姐摘来花骨朵，戴在我头发上，别在我衣服上，满地的棉花骨朵花片，我们姐妹仨蹦蹦跳跳，数着花片1234567，摆着花骨朵盖房子。
母亲忙完出来，看着地上摆的七七八八的，土坷垃，棉花骨朵，玉米叶，玉米须，豆叶上的丈母虫动来动去的。
母亲看着这些，哭笑不得。
慢慢的我们大了些，跟在母亲后面干起了农活。
掰玉米时，大姐二姐在前面掰，我跟在后面在地下捡玉米，捡了玉米放到架子车里，一穗穗摆齐。
我捡一穗，嘴里嘟嘟囔囔数着数，1234567穗，母亲挎着荆篮走过来，笑迎迎问我，苗苗，数到多少了？
我看了看地上摆的玉米叶，大声说道：“妈，我数了19个50了，往上不会数了，你看我数50个玉米，就撕一片叶子，这里是19片叶子了，就是19个50。”
母亲笑着说：“苗苗真厉害。”
大姐跑过来：“妈，我这一沟玉米一共136棵，我掰了136穗，掰了四沟玉米了。”
二姐气喘吁吁露个头：“妈，我数忘了，太累了，数着数着蒙圈了。”
母亲说，累了歇会儿吧。
掰完玉米，母亲拉着架子车带我们回家，她做饭，我们姐妹仨剥玉米皮，还是老一套，剥着数着数，我剥十穗，放一个玉米 粒。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读书了。
每天早上，母亲起来做早饭，就把我们三姐妹喊起来，让我坐在门口的槐树下读书。
下午放学回来，母亲会让我们先写作业，写完作业都要拿给母亲检查一遍。
父亲有时候收工很早，到胡同口就开始打铃，我听到打铃 声，就蹭蹭蹭跑出去，坐到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二姐跳到自行车的后座上，大姐跑的慢，出来一看，没她的位置了，嘴撅的老高老高。
父亲见状，忙说，一个个来，按照顺序，你们仨轮着坐，我带你们在村里转一圈，都是一圈。
轮到我时，我小，父亲带着我在村外多转了会儿，他小声说，可别跟你姐说，爸爸多带你玩了。
我咯咯咯的笑。
我们三姐妹读书时，成绩都还可以，一个赛一个的好。
奶奶说，好有什么用？女孩子认识俩字就行了，读再多书也是人家的。
父亲笑笑不吭声。
门口的槐树下，胡同口的墙边，院里的葡萄架下，都有我们读书的声音。
母亲在院子里洗衣服，父亲帮着拧厚的床单被罩，我们坐在边上读书写字。
大姐读五年级时，父亲从房上摔了下来，摔坏了腰，泥水匠是干不了，在家休息了大半年，愁的头发都白了。
一家的吃穿，我们三姐妹的学费。
村里有个老光棍天天卖酱油醋，父亲没事就去人家里，帮人家干家务，洗衣服做饭，砍柴，连着去了半年。
老光棍心善，教父亲做起了酱油醋，父亲学到了手艺，在家里就开始做了。
架子上梁绑了又绑，放了几大缸的酱油醋，他天天吃了饭，拉着架子车，走村串巷吆喝着卖酱油醋。
那时，街坊邻里都说，东头老王家大儿子，天天卖酱油醋供仨闺女读书，真不知道图啥？女孩子能上出什么名堂呢？
父亲听听，笑笑，坚持让我们读书。
父亲拉着架子车，转一天回来，坐在院子里，靠着猪圈，累得懒得动。
大姐去灶屋拿火柴盒，二姐去找烟，我站在父亲身后给他捶着肩，捏捏腿。
父亲穿的鞋是母亲纳的千层底，二姐给脱了，端来一盆水，让父亲洗洗脚，解解乏，父亲那脚跟，那脚趾缝，全是大大小小的水泡。
我轻声问：“爸，疼不？”
父亲笑着说：“不疼不疼，只要你仨好好学习，听话，我累点也高兴。”
大姐说，你俩谁乱花钱谁挨揍。
二姐说，你俩谁不好好学习，看我刮谁的鼻子不。
我扑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心里记下了父亲脚下的水泡，手心里的厚老茧。
父亲当天卖的钱，总会铺在小方桌上，让我们姐妹仨数数多少钱。
大姐扯着布袋口，呼啦啦倒出来一堆零钱，一毛，两毛，五毛，有硬 币，有纸钱，都是毛票，一块的很少，都是一毛，两毛，五毛。
我们分了类，一毛的放一起，两毛的放一起，五毛的放一起，数够十块钱就绑起来。
交学费的时候，班里五六十个学生，只有我们姐妹仨拿去的是零钱，老师摆在课桌上说，同学们在下面蛐蛐：王苗苗家里好穷啊，她爹卖酱油醋的，是吧，怪不得，酱油醋啊，找王苗苗。
我心里恨得痒痒的，想起母亲的话，要争气争气再争气。
大姐读到初二时，母亲在家开了小菜园，春夏秋冬，她拉着菜去镇上赶集，去县城走街串巷吆喝着卖。
父亲卖酱油醋，母亲卖菜，供我们姐妹仨读书。
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的学费，生活费，每次都是拿一个小袋子，装一捆捆的零钱。
好在，我们姐妹仨学习一直都很好。
大姐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英语老师。
二姐考上了北方的名校，出国留学三年，回来后留在了上海。
我考上了南开大学，从研究生读到了博士，完成学业后去了北京工作。
我们三姐妹一人一个地方。父母在老家，闲不住，酱油醋是不卖了，几亩地一直舍不了。
大姐商量着，我们三姐妹回家把房子拆了，盖上了两层楼。
父亲说，盖楼干啥？这不是费钱吗？你们都在外面，就我们俩在家。
二姐说，楼是要盖的，还得盖好，盖高，装修好。
房子盖好了，我们三姐妹都回去了，买鞭炮时，大姐挑了最 长的一褂，二姐在边上说，有点儿短了。我说，那来三挂长的，一褂没放完，那挂鞭就接着。
母亲把鞭炮放到院子里，她点了火，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了好久好久。
胡同里挤满了人，有人说：“老王弯了一辈子的腰直了。”
久不登我们家门的二叔，佝偻着身子来到了我家，看着一地的鞭炮碎片，递给了我父亲一根烟，父亲手擦着衣角，憨憨的笑着，泪水湿润了他的眼角。
二叔说：“大哥，你算是苦尽甘来了”。
胡同口的街坊邻里慢慢散去，有人小声说：“老王家三个闺女可比三个儿强多了，看咱们村三个儿的，书没读出来，房子也都没盖。”
“是嘞，老王家仨闺女能顶人家一群儿了，老王吸不完烟，喝不完的酒。”
“那是，那是，烟是好烟，酒是好酒。”
奶奶在二叔的院子里住了一辈子了，听见鞭炮声，爬到房顶看了看，我隐隐约约看见个身影，往这边看了一会儿又下去了。
二姐指了指那身影，大姐看了看，没说话，母亲站在大门口，笑迎迎的跟街坊唠着嗑。
现在父母轮着在我们姐妹三个家里生活，他们干了一辈子了，老了，也该歇歇了。
大姐和姐 夫都是高校老师，寒暑假带着父母四处玩，二姐有年休，时间也很充足，休年假就带着父母到处逛，我也会抽时间带父母出去转转。
父母身上的钱一直都足足的，大姐，二姐，我，三个女婿，隔三差五的给他们一些钱，人老了，孩子们陪着，兜里再揣点钱，安全感足足的。
父母含辛茹苦养我们长大，卖酱油醋，卖菜，托举我们读书，现在我们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他们操劳了一辈子，也该享享福了。
女儿也能顶半片天，是不是？女儿也能为父母撑起后半生是不是？
只要你肯争气，你父母所有的尊严你都能挣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