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思想先驱”，胡适的这些头衔，是改革开放后部分投机文人特地给他戴上的大帽。目的，当然与改开后中美关系缓和，以及“效仿美国”热潮袭来有关。
在这种背景下，胡适被捧上了神坛。胡适上了神坛之后，“精日”、“精美”分子心里就舒服了，毕竟，自己兜售西方自由化主张，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招摇撞骗之时，可是有“神”引领了。
胡适
可历史从来会回归其本来面目，胡适的真面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显露出来。于是，这些捧胡适脚的人发现：胡适怎么洗都洗不白。
胡适洗不白，乃是因为：无论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投机文人如何替他洗白，都无法抹掉他在一些特殊历史节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
胡适最大的污点，是在抗战时期一路投降、一路卖国，且还引领着一众读书人这么干。而这件事，胡适在1915年5月，北洋政府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时，就已经开始做了。
《二十一条》的内容，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知道。但在此，依旧将主条贴出：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二，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等。
二十一条
这是日本人摆明了想灭亡中国，可胡适却在得知北洋政府签下这条约后，大赞他们英明，他当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
显然，胡适把《二十一条》的签订，认作是“成功”“外交开明”。作为那个年代的舆论领袖，胡适的“大赞”却没有被有良知的青年学生接纳，他们毅然在此后掀起了“爱国反日”浪潮。反对声最响亮的，湖南位列其中。
当时还在湖南读师范的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明耻篇》，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发出了一声怒吼道：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显然，毛泽东觉察到了胡适等公知靠不住。胡适多聪明，他立马进行了反击，他发表了《致留学界公函》，给爱国学生戴了一顶可怕的帽子，直接称他们为“爱国癫”。意思是：这些掀起“爱国反日”浪潮的学生是病态的，他们有病。
这里，胡适的逻辑就非常可怕了：爱国是病，对日投降才是正常的。
胡适
16年后，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东三省沦陷。此时的胡适正在北大文学院做院长，他还有一个职位，即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用一句通俗的话讲，此时的胡适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了，他是一个政客文人。
而当时，胡适的顶头上司，正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
到此，继续补充一下九一八事变的相关：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炸毁了一段铁路，嫁祸给中国军队，并且以此为借口，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后又占领了周边城市、地区。
这事发生后，但凡任何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会忧愤难当。可胡适却未表现出愤怒，他表现得非常平静，甚至还想在这事后给上司“进言”，得点功劳。于是，他就对上司宋子文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和他在《二十一条》被签订时的那番话一脉相承，只是程度更深了一步罢了，他说：
“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故主张放弃东三省，以换和平。”
胡适这话说得清楚明白：反正东北都丢了，我们军力不如日本，人家多强大啊，我们打不过他们，干脆啊，就顺水推舟，把东北送给日本人换取和平。
宋子文虽然是买办财阀出身，但他这个人有个特点，那就是“大门从来关得很好”，大门关好，就是要点脸面。既要脸面，肯定是站在大局这边。所以，他听到胡适这番话后，立马质问胡适：
“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
宋子文的意思是：东北是中国国土，事关所有中国同胞，岂是你我说送就能送的？这话等于变着法说“胡适你真没脑子”。
胡适与宋子文
胡适一看宋子文生气了，就只好写信去道歉了，信上，他说：
“适之细思斯君之言，颇为感动，因寄书谢过。斯君善意，至今未敢忘。”
1934年，坚信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的胡适，撕毁了北大校园里的抗日标语。这下糟了，学生们怒了，任何年代的有志青年都不愿被“公知”牵着鼻子走，他们把胡适围住，以示抗议。胡适无法，只得威胁说：“要把你们这些抗日学生开除！”
胡适做梦也没想到，这群被他称为“爱国癫”的学生根本不怕开除，他们非但没有被吓唬住，还直接把胡适轰出了校门。
当时，学生们还写纸条痛斥胡适道：
“唉！我的胡适之老师！今天一院的通告，你亲自撕下去了！……胡先生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
事后，胡适并未“气馁”，他转而在北大课堂开始大肆鼓吹“抵抗三日亡国论”。当时有听了课的学生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胡适在台上面激动非常，脸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学生嘘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
胡适在拼命劝说国人不要抵抗的同时，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加快，他们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进行了多次军事行动。
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危难之际，胡适的脊梁彻底弯了，他喊出了“我情愿亡国”的字句，还说“绝不主张对日作战”。
为了佐证自己的主张之正确，胡适还把秦桧搬出来，直接来了一个“现场洗白”。他说：
“中国历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成功议和的政治家仍被视为叛徒，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与金人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七百五十年来，秦桧从来没有得到原谅。”
这里，胡适实际直接把自己和秦桧划了等号了，他还顺道给全中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只要不抵抗，就会有和平，而且还是一百年的和平。
这里，不得不感叹：胡适对政治和人性真的了解太浅薄。
胡适
多数爱国分子都不同意胡适的主张，很简单：被抢劫时双手奉上财物，只会被打劫更多，甚至因此丧命，而不会换来“平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亦是如此。他们侵占中国，中国国民将领土双手奉上，最终结果只能是亡国。
眼见日军侵略中国步伐越来越快，胡适生怕中国人“耐不住”进行抵抗，他更加频繁地鼓吹自己的主张了，他还为此给蒋介石写了信。其信是他和陶希圣联合写的，通过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传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信里，胡适给蒋介石进言颇多，其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政府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
这话和胡适说给宋子文的话一模一样，只是语言更精炼罢了。胡适这段话中的“力所不能及之地”，就是东北。
蒋介石当时刚刚因为把东三省丢了，承受了外界的庞大压力，他已经在“被骂”的“实践”中尝到了“大局”的“厉害”。所以，哪怕他打心眼里并不想抗日，但他和宋子文一样，也非得关好“大门”。
于是，就有了蒋介石在后来的国防会议中，将胡适等的“求和”意见拿出来讨论的史实。蒋介石当时的语气还略带讽刺，参谋总长程潜听了，气得直骂胡适是汉奸。
胡适的“风骨”，这时候体现出来了：他并未因为学生、上司等反对他的不抵抗政策而妥协，他开始尝试其他方式宣传不抵抗政策。
什么年代里，文人都是最厉害的，因为他们有嘴、有笔。胡适很快和众多名流组织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专门宣传对日投降政策，倡议东北三省应由国际共管，实行自治。所谓的“低调俱乐部”，是相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而言的，旨在与抗战唱反调。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事变“逼蒋抗日”。胡适得知后大惊：这若真遂了张学良他们的意，可不得抵抗到底了，与日本和谈可如何是好？他对张学良颇为“恨铁不成钢”，于是，他提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几句：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从信中可知，胡适是真着急了，他直接骂张学良“逼蒋抗日”是“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还让他以戴罪之身，护送蒋介石归去。
张学良
如此胡适，也难怪鲁迅会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讽刺他说：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西安事变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发出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抗日号召。
在国民政府里任职的胡适却依旧想要“对日妥协”，他继续依靠低调俱乐部进行反抗战的宣传。大势之所以是大势，乃是因为：它从来不可挡。胡适很快领教了“大势”的威力，先是上海《申报》发文讽刺胡适说：
“前几回国难严重的时候，胡博士还明明暗暗的说，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劝国人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可是这一回，连文化城的北平和天津都沦陷了，我们再照老样子，“卧”下去，“尝”下去，直到四十五、六年以后再抵抗吗？”
关键时刻，蒋介石帮了胡适一把，但他的“帮”实也是迫不得已，他非常清楚：不听话的胡适再留在国内，迟早彻底走上汉奸之路。胡适若当真如此，对国民政府也没有任何好处。
思来想去后，蒋介石只得委任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把他送到美国去发挥点作用。胡适上任后，倒也确实进行抗日宣传，并做出了相应贡献，但这些之外的任务，他一个也不理会。他当时甚至还制定了“四不政策”，即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
从1938年1942年，是胡适任驻美大使的5年，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全面抗战时期。这5年，胡适长期在美国的大学，除了做些演讲之外，他所有的时间都拿来研究《水经注》，他还说：
“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胡适在美国
如此胡适，与他自己的名言：“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是完全反过来了。
醉心于各种走穴演讲的胡适，为自己集齐了36个“荣誉博士”学位，至今仍为世人称道。可惜，蒋介石对他的博士学位不感兴趣，他大骂胡适不做实事，还批评他说：
“（胡适）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蒋介石火冒三丈之际，胡适在美国悠哉悠哉。不过，胡适也并非全没有做“实事”，关键时刻，他还是帮了蒋介石一把的。而且，关键时刻，他选择了跟蒋介石跑。
原来，就在1948年平津解放时，共产党劝胡适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他严词拒绝，并说了一番话，他说：
“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这种种，定然让蒋介石觉得非常欣慰。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之际，在台湾岛内搞独裁，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情绪。原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赴美后，将这种种抖了出来，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一时间，台湾岛内舆论哗然。
关键时刻，蒋介石通过俞国华先后给了胡适15000美金，让他写文平息舆论风波。胡适拿钱后，挥笔写了一篇名为《台湾多么自由》的洗白文。
胡适与蒋介石
到此，胡适天天挂在嘴边的“民主自由”，是帮助他“发了小财”了。
胡适总共靠他宣扬的“民主自由”得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世人只知道，根据台湾解密档案的史料来看，仅仅从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就可知：50年代蒋介石共给了胡适9笔钱，每笔5000美金，共4.5万美金。
如此胡适，也难怪蒋介石在日记里忍不住破口大骂说：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因心脏病暴毙后一星期，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可正是这样的胡适，却在近些年被捧上了神坛。可惜，在史实面前，其真实面目终无法被掩盖。
“洗不白”的胡适，留给后人的启示是深刻的。它启示我们：真正衡量一个人有无风骨，不是看作品，也不是看他说了啥，而当真要看他在重担压下来时究竟做了什么。
云淡风轻时，文人的脊梁往往都可以挺直。要判断这些文人的骨头是否是真硬，非得看国家面临危难、重担压到他们肩上时，他们的脊梁状态。
鲁迅与胡适
可叹：胡适若未生在乱世，而是生在和平年代，他的地位和评价，定然会高很多，他也不会落到非要被“洗白”才能看的地步。
如此说来，胡适其人，也算是“生不逢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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