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南巡，情况最复杂、最让人担心的一站，就是上海了，因为毛主席因等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谈话，硬生生在专列枯坐了近一天一夜时间。但这一站是暗藏杀机，明面上看不到危险，但就是因为看不到，所以才情况最复杂、最让人担心。
要说南巡最危险的一站，应该是杭州站了。9月3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停在铁路专运线上。列车刚停稳，住处都没来及安排，毛主席就在车上，接见了浙江省的负责人谈话。这次谈话不同以往，毛主席没再兜圈子，对一些问题直言不讳，而且态度坚决。
在杭州，毛主席住的是杭州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毛主席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布置好警戒、观察完地形后，他发现这次接触到的工作人员，如服务员、厨师、警卫等等，多了很多新面孔，少了很多老面孔。而且那些新人，一看就训练有素、精明强干。
最最重要的是，过去接触的省公安机关里的老熟人们，全都不见了。汪东兴也说，毛主席杭州住处的外围警卫系统和公安系统，全由陈励耘负责，直接指挥相关警卫工作（这点很重要，后面还会提到）。尽管出面接待和办事的干部有好几位，但说话顶用只有陈励耘一个。
汪东兴后来回忆说，一些过去接待过毛主席多次的刘庄工作人员，报上来各种反常情况：如陈励耘要求他们，随时汇报毛主席的活动情况；有人指责毛主席专列“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
而且，空五军军长白宗善（陈励耘是空五军政委）暗中传话：有人不欢迎毛主席到杭州，并装备好了飞机，希望毛主席多加小心。汪东兴说，到杭州的时候，毛主席有些“神出鬼没”了，不那么从容，别的地方谈话都是长时间的、反复地说，到杭州却是长话短说，还给人一种非常警觉的感觉。
汪东兴、陈长江等身边人，明显感觉到毛主席对掌握杭州警备大权的陈励耘很厌恶，十分反感。这是为什么？毛主席不说，没人知道。
日程本来很紧的，但9月4日到9日这五天时间，毛主席“闭门不出”，似乎在等待什么结果。
这时于新野从北京飞到上海，先跟王维国打招呼，然后坐车到杭州，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杭州讲了什么。经过后面的审查，陈励耘似乎并没有泄露毛主席的谈话内容，他也不知道“谋杀”一事。
在于新野跟陈励耘密谈时，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专列挪挪位置。汪东兴安排挪专列的时候，联系不上陈励耘。专列勉强转移后，汪东兴还在主车和餐车上搭了个棚子，美其名曰防晒。毛主席听后很高兴，说这个办法好。
9月份搭棚子防晒？应该是怕轰炸、防轰炸吧。毛主席在不动声色间，摆脱了“控制”。此举无不证明毛主席对那伙人明里暗里的一举一动都洞若观火。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主席突然对汪东兴说，把专列调过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汪东兴说我们走，不通知不行。最后，毛主席跟陈励耘、白宗善等人见了一面告别。毛主席来杭州这么久，都没见白宗善，最后要走的时候，特地点名要见，见了后还说：“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励耘顿时慌了神，连忙解释白宗善那天值班——不给白开口的机会。专列临开，真正要走的时候，毛主席没让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送行了（可见毛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在陈励耘的掌握之中）。
陈励耘来后，汪东兴没让他上专列，他也不敢跟毛主席握手、见毛主席（没有要求，过去都会提的）。汪东兴还观察到，陈励耘的神情很不自然。陈励耘的突然出现，可以说是以不速之客的面目，但他不出现又合适——因为他知道，毛主席知道他安排人，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
在纠结送行不送行之间，陈励耘选择了送行，但内心的忧虑还是被汪东兴察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