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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北方大地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初起于山东，蔓延扩大至直隶（今河北），1900年初发展到北京、天津附近，进而涌入这两个城市。
义和团的斗争锋芒所向，初时主要是外国在华的教会势力；在其发展进程中，渐渐扩大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各个方面，并旁及一切带洋字的事物；它的基本口号是“扶清灭洋”。
1、日本炫耀武力的借口
清朝统治者中其自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尖锐矛盾的集团竭力利用义和团，一时形成了两者之间表面上的联合，北京、天津成为举世瞩目的斗争中心，其影响所及，北方各省以及南方一些地方的群众蜂拥而起，差不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帝国主义者、首先是欧美帝国主义者从义和团活动一开始就抱着敌视的态度，他们的驻华公使一再要求清政府取缔义和团。
日本最初站在欧美这个活动之外。但到1900年4月27日，日外相青木周藏训令驻华公使西德二郎与各国公使共同行动。5月20日，西德二郎参加11国驻华使节组成的外交团会议，共同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及其支持者严厉镇压。
由此日本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走上了外交上与欧美各国联合行动的道路。28日，外交团决定从早已停泊在大沽的各国军舰上调水兵来北京护卫使馆。各国军队登陆后，先到天津，随后各抽出一部分兵力于5月31日及6月3日分两批先后到达北京，日水兵25人与俄、英、法、美、意军共337人属于第一批。另有日水兵38名留在天津与其他各国水兵一起（总共535人）护卫天津外国租界。接着，英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西摩在塘沽与停泊该地的各国军舰高级军官举行会议，讨论采取行动的办法；6月10日西摩统率各国联军千余名（后增至二千余）经天津开向北京。17日各国军队进攻并占据大沽炮台。日本军官和军队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这表明它走上了在军事上与欧美列强联合行动的道路。
列强频繁的军事调动、特别是它们的军事进攻，使中外关系急剧紧张。6月11日和20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清军杀死；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在此前后，义和团和一部分清军一起，在北京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及西什库等处的教堂发起围攻，在天津对盘踞在外国租界，以及侵占了老龙头火车站的外国军队进行反击并发动进攻，一时给北京、天津的外国军队造成很大困难；加之预定增援北京使馆卫队的西摩联军在其行进途中受到义和团和清军的强力抗拒，到达廊坊后不但再也不能前进，反而被迫折回天津，北京各使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告断绝，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决定联合起来，亲手对义和团实行镇压并制服清朝统治者。
这就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炫耀武力的借口和机会。
2、日本大规模派兵的图谋
日本统治者中的大多数是热衷于派军队进入中国大陆的，陆相桂太郎说得清楚，那将是日本掌握“东洋霸权”的必要开端。
当时列强中能在较短时间内派大军到中国的，只有日、俄两国，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只有一海之隔，俄国与中国接壤，而且在旅顺正驻有10000多名正规军；日本派入中国的兵力如果能超过俄国，那对它在华竞争将大有方便。
但日本在侵华列强中还不占主要地位，它不敢孟浪行事，不敢一下子就向中国派大批部队，它决定从联络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英国入手，去摸清各有关列强的态度。6月13日，日本得知俄军已有2700名运到大沽登陆，青木周藏即向英驻日临时代办怀特海德表示：
“如果现已（在中国)登陆的各国海军特遣部队被包围或遭到其他危险，日本政府愿立即派遣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去解救，假如英国政府同意这样做的话；否则日本政府不拟派遣军队。”
英国在华利益超过其他各国，对中国的形势最为关心，但它当时正大力对付南非布尔人，所以在中国日益感到需要借助于日军。22日，英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致电怀特海德，要他把北京各国使馆及西摩联军的危急情况通知日本，向日本政府说明英国已命令印度政府派遣一支相当大的部队（约1万人）开赴中国，并探明日本是否打算进一步派一支军队前往。
索尔兹伯里强调：
“由于急需立即采取行动，而日本的地理位置有利，所以在当前的困境中日本的意图成为一件极端重要的事。”
怀特海德一收到这封电报，就立即将其内容通知青木。当时日本政府已得到它在大沽的舰队司令的电报，里面也强调“局势极端严重”，要求“立即派军”前往；然而青木在英代办等面前只表示日本愿与其他有关列强在华协调行动，却不再谈日本派兵的事；他承认日本有的是可供调遣的军队，但又说“要预见到派兵的后果是不可能的”。
如果从青木口中说出的这句话含义还比较隐晦，那么很快日本驻英代办松井庆四郎就向英国政府交了底。6月25日他访问索尔兹伯里，询问各国对“在华危机”正采取什么措施。索尔兹伯里指出，各国正在调派军队前往中国，但从印度或欧洲出发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日本则因其所处地理位置更利于立即行动。
于是松井说，他认为“需要得到某种保证，其他在东方拥有利益的各国政府不反对”日本出兵。
松井所说的“其他各国政府”首先指的是俄国，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德国：5年前3国干涉还辽一事的教训太惨痛了，为了防止历史重演，避免发生不利的“后果”，这一次日本要利用英国事先为它排除此类障碍。而英国既有求于日，也就不能不为日所用。
同一天索尔兹伯里即电令英驻俄大使去了解俄国的态度：“如果日本出兵2万到3万人去“恢复天津和北京的秩序”，俄国政府是否同意？他又电令英国驻德代办，要求德国帮助英国谋求俄国同意日本出兵。28日俄国作出答复，申明“不想妨碍日本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在其已表示决心同其他列强一致行动之时”。德国表示一时还无法判明日本出兵是否会影响第三国在华的利益，但对于为在中国“恢复秩序”而采取的任何措施，它“在原则上”都欢迎。它强调列强在华应保持“一致”。
德、俄的基本态度是相同的，即都反对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对华出兵，但如该国能“与其他列强一致合作”把一切可用的兵力迅速派往中国，他们是赞同的。这无异于英国为日本立即向中国派兵取得了国际许可证。同时法国表示希望日本能多出兵，以解北京之难。
3、增派大军的时机
就在上述列强进行外交折冲期间，日本一方紧张地进行了向中国增派大军的准备活动。前此它虽已先后派出各种舰艇多艘，并有水兵从大沽登陆，但兵力有限；6月15日内阁决定派遣陆军来华，这成为侵华军事行动大升级的契机。
此后短短几天内，日本军事当局从第五师团及第十一师团相继抽调步、骑、工兵等将校以下3314人组成临时派遣队，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率领来华，从23日起相继到达大沽，登陆后不久即渐次向天津进发。
26日，日本参谋总长进一步向山口素臣中将统率的第五师团发布动员令，命该师团全体做好来中国的准备。当天青木就将这个情况通报怀特海德，并说“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该军随时都可出动。两天后，青木又通知怀特海德说，第五师团“很可能马上就要启程”。这是日本以具体行动对英国要求其派军来华做出的实际回答。但第五师团毕竟还没有启程，所以英国的催促也没有停止。
7月2日英国政府收到其在华军事当局关于中国事态的最新报告，得知北京“所有的欧洲人都危在旦夕，形势极端严重；望救之心以小时计；德使被中国的正规军杀害；大批华军正向天津行进”。索尔兹伯里当即将此情况电告怀特海德，并要他询问日本政府“在此情况下是否打算另外再采取什么措施”。
4日英政府又接到西摩的电报，说北京各使馆除英、法、德及俄之一部分外，其他都已被摧毁，“情况极其严重，要求立即援助”；索尔兹伯里致电怀特海德立即将此情况通告日本政府，并说：“日本是能够向天津迅速增派援军的唯一国家，欧洲列强中无反对日本迅速增援者。”
这表明英国盼望日本行动更急切了，而且实际上做出了保证：日本大规模出兵将不会引起三国干涉还辽那样的问题。6日，索尔兹伯里电告怀特海德，英国对日本向中国增派的军队愿给予财政上的帮助。
至此，日本派大部队来华的条件完全成熟。
同一天，日本内阁正式做出决议：
从军事策略上说，我国应先派出二至三个师团救援天津，与各国军队合力，分路进扑北京，对清政府施以惩罚，以收反正之实。…从政治策略上来看，…目前各国援兵未到，天津、大沽之军方为敌军所苦，我国如能派大兵赴援，当可解该地之重围，进而平定北京之乱，则拨乱之功，盖归于我，而各国亦将永念我国之德。…要之，无论从军事策略上和政治策略上来看，我国急速出兵实为有利。因此，亟应尽先令业已动员之一个师团立即出动。
日本立即将此决定通知英、俄、法、德、奥、意、美七国，随后第五师团所辖各部即在师团长山口素臣统率下启程开往中国。
7月12日日本政府决定派参谋本部次长寺内正毅中将来华；他于1日到大沽，19日与山口一起到天津，详细调查了整个军事形势并与俄、英、法等国在华军队统帅进行磋商，主要是策划了进攻北京的步骤等，然后回国复命。这样，日军就伙同其他帝国主义侵华军，深深地卷入了对华战争，并成为八国联军中首要的一员。
日本在对抗和镇压义和团运动中从充当欧美列强的小伙伴一步步发展为在军事力量上占据首要地位，是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实现的。
4、天津战役中的日本作用
如前所说，在5月底、6月初各国为守卫使馆而调到北京的军队中，以及6月初在守卫天津租界的全部外国军队中，日军所占的比例都是很小的，西摩统率的八国联军总数2054人中，日军只有51人，只比意军(40名)、奥军(25名)多一点；而在全军伤亡总数290人中，日军只有5人（伤3亡2）。这反映出日军在这支军队中所起的作用不大。
6月17日联军进攻大沽炮台之役，日本军舰没有直接参战，只有“爱宕”号担当保护塘沽的任务；但事先在塘沽登陆，由6个国家的陆战队组成的近900名地面部队中，有日军300名，超过其他任何一国。战斗中，各国陆战队从背后进攻大沽西北炮台；在交战的关键时刻，日军冲锋陷阵，首先攻入该炮台，其指挥官海军中佐服部雄吉当场战死。这个战役开始表现出日军狂热好战的特点。
外国侵略军强占大沽炮台，是中外关系的一个转折，这等于是列强向清政府的宣战，它们由此在中国海口建立了军事据点，打开了随时可向天津进军的通路。但这并没有立即改善它们在天津的困境。
当时义和团及清军在天津外国租界附近与各国军队的战斗刚开始，8个帝国主义国家进驻天津的军队经陆续增加虽已达数千之众（连同6月26日回到天津的西摩联军共约7300人），但他们基本上处于守势。日本临时派遣队的到达，使这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日本派遣队于6月24日开始在大沽登陆。到30日止，在该处登陆的日本官兵总数达3828人，仅次于俄军，在全部由大沽登陆的8个帝国主义侵华军中居第二位。这支新到的部队除少数留驻大沽、军粮城外，其余从29日起陆续开往天津，7月初在天津集结完毕。这是对列强在天津的军事力量的有力增援，他们由此得以由守势转为进攻。
日本临时派遣队到天津后，很快就在外国租界及天津城附近投入了对义和团及清军的战斗，并参加了炮轰天津城；同时福岛安正与英军司令官等开始策划对天津城进行攻击，最后的决定是：
具体的攻城任务由日、英、法、美四国军队去执行（奥军56名与法军共同行动)。7月13日攻击开始，次日晨天津城陷落。这次战役，联军出动兵力5055人，其中日军为2700人，占一半以上；14日凌晨的最后突击战，福岛实际上担任了联军总指挥的角色，而轰开天津南门、首先攻入城内的又是日军；从这时起，日军开始显示出是镇压义和团、侵略中国的主力。
联军攻陷天津城后，福岛提议将全城分区，由日、英、法、美四国军队分别占领，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于是以连接东西、南北城门的道路划线，将天津城分为四区，日军占领东北区，是天津城内最殷富的地区。紧接着，8国侵略军的指挥官议定设立行政机构天津都统衙门（即临时政府），7月30日该机构在原直隶总督衙门正式成立。日军青木宣纯中佐与俄、英委员各一名组成委员会（后来成员有增加），从这时起对天津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整两年的殖民统治。
天津之战意义甚大，这标志着以义和团和清军为一方、以8个帝国主义的联合为另一方的斗争形势以及相互力量对比都开始发生有利于帝国主义方面的转变。
5、派兵最多的列强
天津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朝廷中的“温和派”重新得势，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外国的畏惧增长，谋求妥协的倾向加强了。从7月17日起，清军对外国使馆的炮击停止，枪弹的射击也大大缓和下来，清政府开始用各种办法同使馆联系，但对使馆的包围依然如故。列强既占领了天津，进军北京自然就提上日程。经当时正在天津的日本参谋次长寺内正毅与俄军等有关方面商定，8月初首先进占杨村，第一个目标是北仓。
8月3日8国司令官会议，就攻击北仓做出具体安排：由天津出发，兵分两路，夹北运河而进，左（西）路（沿该河右岸）由日、英、美三国军队担任，右（东）路（沿该河左岸）军由俄、法、德、意、奥五国军队组成。参加此役的总兵力18000余名，以日、俄、英、美、法军为主，其中日军为8800余名，大大超过俄军数(3700余名)而稳居全军之首，几乎占到全军的1/2。这是日本向中国大增兵的结果。
原来由山口素臣中将统率的日本第五师团自7月上旬起即相继离日来华，7月14日起陆续在大沽登陆，随即移驻天津及其附近。21日福岛安正辖下的临时派遣队的战斗序列解散，全部并入第五师团的战斗序列。
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中一支精锐部队，随着它的到来，侵华日军达到22000多人，一时成为所有列强侵华军中最大最强的队伍。这样一来，日军充当8国联军向北京进军的全过程中的主力军，也就为各国所公认了。
8月5日联军向北仓发起进攻，当日占领。次日侵入杨村。9日继续北上，相继侵占河西务、马头、张家湾，12日进入通州。13日，日、俄、英、美、法五国军队向北京进发，投入战斗的共15000余人，其中日军7200人，俄军3400余人，仍分别居于第一、二位；日军约占联军总数的一半，超过俄军一倍以上，仍保持了北仓之役时的突出地位。
14日北京城首先被英军从广渠门攻破，日军攻占朝阳门、东直门，接着占领安定门、德胜门，又根据各国指挥官会议的决定而占据西直门。
这时以慈禧和光绪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已仓皇逃走，中国的首都成为外国侵略军的天下，他们将北京城划区分占，上述朝阳门等几个城门以内即大体相当于内城北半部这一大片地区（皇城范围除外）成为日军占领区。以后几个月间，日军又在北京、天津、山海关附近参加了几次对义和团等反帝武装的“讨伐”。
北京的陷落标志着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绞杀了。它是被8个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绞杀的，而日军是这个联合力量的基干。从7月中旬的天津之战到8月中旬的北京之战，在这关键性的一个月之内所进行的几次决定全局的战斗中，日军不但投入的兵力最多，而且打得也最卖力；在整个这场战争中，日军的伤亡也最重；8国军队共伤亡3411人，其中日军为1282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8国军队被打死共757人，其中日军为349人，几乎占了二分之一。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日军在8国联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是当时侵华列强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在西方社会正叫嚣义和团运动是“黄种人敌视白种人”的一场“黄祸”时，日本竟心甘情愿地来一次名副其实的“脱亚入欧”，派来8国联军中唯一的一支纯粹由黄种人组成的大军，与欧美各国军队结合一起，向它自己原来称作“同文同种”的“兄弟”之国大张挞伐，非常突出地充当了远东宪兵，即使给自己几年来的对华“友好亲善”活动造成损害也在所不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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