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扩大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誉为“开天辟地的伟大会议”。
然而，就在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上，一位曾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员凯丰，公开质疑毛主席的权威，甚至指责他“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只会用《孙子兵法》打仗”。
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他如此失态？毛主席如何回应？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凯丰革命之路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但他的父母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读书。凯丰从小聪慧好学，深受私塾先生的喜爱，先生常夸他是“读书的好苗子”。
凭借勤奋和努力，凯丰顺利考入萍乡中学。在校期间，他受到思想革命浪潮的影响，对社会的内忧外患有了深刻认识，立志振兴中华。他的觉悟促使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凯丰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深造。在这里，他接触到《语丝》《新青年》以及鲁迅创办的《莽原》等进步刊物，这些思想启蒙读物进一步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
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武昌师范大学团支部书记。由于工作出色，他被组织选中，于1927年前往莫斯科继续学习，为日后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苏联留学期间，凯丰结识了许多怀抱革命理想的青年，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央苏区临时负责人的博古。在凯丰眼中，博古和他一样充满革命热情，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博古也十分欣赏凯丰的学习能力，对他的勤奋与才华赞誉有加。
回国后，在博古的介绍下，凯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投身革命事业。然而，他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叛徒出卖，凯丰曾被捕入狱，但出狱后，他迅速重新找到组织，并被安排担任上海《东方青年》的主编。
在这一时期，国内局势急剧恶化，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发起大规模侵略，而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国土沦陷。
面对国难，凯丰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东方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强烈批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的文章振聋发聩，激励了许多有志之士投身抗日救国。
1933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中央领导人陆续撤离上海，转往中央苏区。凯丰也随之前往瑞金，开始在苏区工作。
他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后接替顾作霖担任团中央书记。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
遵义会议上唱“反调”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凯丰随军行动，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同时作为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
从资历和职务来看，凯丰在当时的红军中具有重要话语权，再加上他与博古的密切关系，使他在那段时间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重大损失，让部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毛主席和彭德怀多次提出改进策略的建议，但都被博古和李德拒绝。
事实证明，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方针存在严重问题。
1935年初，红军巧妙夺取了黔北重镇遵义，将国民党大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局势暂时得以缓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得以召开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的核心在于明确领导权，避免内部消耗。
然而，眼看自己的权力岌岌可危，博古不甘束手就擒。他找到凯丰，希望凯丰替自己游说，劝说聂荣臻等人不要支持“根基不稳”的毛主席。
然而，由于此前一系列指挥失误，博古和李德的威信早已大大削弱，红军将领们对他们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凯丰的提议最终遭到了拒绝，博古的计划也未能得逞。
在遵义会议上，面对李德和博古指挥失误的事实，凯丰却无法接受参会者普遍支持毛主席并拥护其领导权的局面。
一时情急，他站出来指着毛主席激动地说道：“你懂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不过是靠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罢了！”
毛主席听后却显得异常平静，他问凯丰：“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共有几章？”
凯丰实际上从未读过《孙子兵法》，面对毛主席的问题，他无言以对。
这场关乎红军领导权的重要争论，被毛主席以轻描淡写的方式转变成了关于“读没读过书”的简单对话，话题戛然而止。凯丰在被打断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和无礼，选择了沉默，会议得以顺利继续。
参会的周恩来、聂荣臻等人事后回忆道，他们都知道凯丰本性不坏，只是书生气太重，加之被博古利用，才会在会议上表现失控。因此，会议结束后，新成立的领导班子并未对凯丰进行任何处分，也没有给博古留下借题发挥的机会。
冰释前嫌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巧妙地化解了红军面临的多次危机。这些卓越的军事行动深深震撼了亲眼见证这一切的凯丰。
他对毛主席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公开场合诚恳道歉：“我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发表的不当言论，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
凯丰光明磊落，知错能改，主动向中央作了检查。随后，中央恢复了他红九军团党代表的职务。
在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凯丰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当张国焘主张南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北上。
凯丰明确支持北上，并撰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他在文中严厉批评张国焘的做法。这篇文章成为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字。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提名并由中央任命凯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毛主席以宽广胸怀接纳并重用凯丰，认为他是党内有能力、有才华的干部，值得信任和培养。
1937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主席亲自指派凯丰为抗大创作一首新的校歌，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
凯丰接到任务后，心潮澎湃，迅速创作出激励人心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为抗大的精神文化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凯丰成为六位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共同领导华南、西南各省的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出任南方局宣传部长，负责宣传和党报工作，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蒋介石却调动重兵，企图对解放区发动进攻。此时，凯丰被任命为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长，积极投身解放战争，为党的宣传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成为前线后方的重要支撑地。作为沈阳市的主要负责人，凯丰夜以继日地工作，将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1952年11月，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然而，长期的辛勤工作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一次工作中，他突然晕倒，被送往医院后确诊为肝癌晚期，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党中央和毛主席得知凯丰的病情后，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特殊关照，调集全国最好的医疗专家为他治疗。
病床上的凯丰内疚不已，为当年在遵义会议上对毛主席的不当言辞感到深深懊悔。
然而，毛主席早已释怀，他特意让工作人员转达话语：“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要向前看。你好好接受治疗，希望能早日康复。”
然而，面对肝癌这种不治之症，医疗手段也无能为力。1955年3月23日，凯丰在北京逝世，年仅49岁。他的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6年，在凯丰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组织充分肯定了他正确对待错误、勇于改正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赞扬他的贡献和品格。
毛主席曾对凯丰做出简短而深刻的评价：“知错就改，不搞阴谋。”尽管他与毛主席曾有分歧，但其出发点始终是为了党和人民。他的坦荡胸怀和卓越贡献让历史铭记了这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