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是蒋介石的无能、张学良的爱国、日本军部的疯狂多种因素共同叠加酿成的国耻。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团结一致，吾辈当自强。
蒋介石的无能：操之过急
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困境之中。太远的不提，从1929年元旦开始，蒋介石的操作已经开始让人无语。
1929年1月1日至2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这是在北伐战争结束后，以节省军事开支，以便用于经济建设的名义召开的全国编遣军队会议，主题就一个：裁撤地方军阀。新年元旦召开的第一场全国军事大会，可见蒋介石对这个事有多重视。
裁军，其实等同削藩。虽然好处多多，但是操作难度极大，弄不好会天下大乱。汉朝削藩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到汉武帝刘彻结束，削藩才算真正完成；清朝的圣祖康熙削藩，也是费了大力。
蒋介石比起这几位帝王，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引起其他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我们不作过多评论，只列举事件：
- 1929年3月，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先和蒋中正决裂，爆发蒋桂战争。
- 1930年5月至11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这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战事蔓延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波及二十多个省，各方投入兵力超过130万，给国家的经济和民生造成极大破坏。
张学良来了，蒋介石笑了。
经过几个月观望之后，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向各方发出了“拥护中央”的巧电，随即率东北军精锐出关助蒋，致使战争局面急转直下。阎锡山望风而逃，冯玉祥部下纷纷倒戈，中原大战随即结束。
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以及此次入关助蒋，都为蒋介石扫平了极大的障碍，蒋因而也有了很多感恩戴德的表示。张学良被任命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明星。从1930年10月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应该说是蒋、张最为亲密的时期。他们在1931年7月，还联合剿灭了石友三的叛军。
这时候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存在着奇特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好如胶漆，情同父子；但另一方面，张学良毕竟是地方军阀，虽一再表示服从中央，在自己东北的老地盘上仍然拥有极大权力。这是蒋介石不无顾忌的。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有了张学良的支持，蒋介石在获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志得意满。
英明的帝王获得胜利后一般会更加谨慎，如果以这个为标准，那蒋介石简直昏庸。
蒋认为这是自己统一中国的最好时机，他声称
“此次讨逆战事后，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绝无能再起。”
随即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开始计划制定约法、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
结果是遭到国民党内声望极高的元老胡汉民的强烈反对。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几日后又向外报道胡已辞职，引起国民党内矛盾大爆发。5月底，国民党内以孙科为首的改造派、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其他各派反蒋势力齐集广州，并于28日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揭露蒋介石关押胡汉民、非法召开国民会议等罪状，限令蒋于48小时内下台。
蒋介石此时正调集军队主力到江西搞“围剿”，无力对广州进行征讨。两个政府遂陷入鸡飞狗跳的争吵之中。
裁军、训政、选总统，也许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在蒋介的操作下，好像成为了祸乱全国的坏事，总结原因四个字：操之过急。急什么？当然是建立千秋功业。
更急的日本军部：疯狂无底线
1927年4月，拥有军方背景，并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田中义一任首相上台组阁。
田中强调
“因为中国的政局正在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所以日本有必要从‘自卫的立场’出发，与各国协调，采取适当措施。”
上台不久，田中就组织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确定满蒙是日本发展的极重要目标，必要之时将予以武力干涉。为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田中义一还下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以此敲打彼时的国民政府：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是1928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经过山东济南城时，日本方面借口革命军对城内的日本侨民进行抢劫、强奸、屠杀，而出动军队展开报复，蓄意屠杀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的事件。这场惨案发生在国民党军队与日本驻军发生冲突期间以及国民党军队败退之后。
5月3日上午，日军开始炮轰济南内城，国民党军由于寄希望于谈判交涉而防范不足，损失惨重，日军趁机屠杀含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员蔡公时在内的十余名外交人员，以及军民千余人。
此次屠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然而，直到1929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济案协定》之后，日军才退出济南。
但即便以田中的强硬，也仍然满足不了军部急于发动战争的要求。
田中主张协助、扶植张作霖，扩大日本在满蒙的利益；而军部尤其是关东军的激进将领，则想要推翻张作霖，另立傀儡政权。这样，在外务部和内阁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擅自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于1928年6月3日凌晨将东北军统帅张作霖炸死，并伪造现场，事后说成是“南方警卫队”所为。
河本的原意是想趁张作霖之死制造混乱，然后让关东军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兵占领满蒙。但东北军各将领成功制造了张作霖未死的假象，同时秘密通知张学良化装潜返沈阳，继承父职。因为摸不清张作霖的伤势，关东军不敢擅自行动，而田中义一又否定了出兵的议案，河本的计划不但没有得逞，反而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于12月底宣布东北易帜。
田中在查知“皇姑屯事件”始末后，坚持要求公布事件真相，惩处肇事者，但受到陆军部的重重阻挠，最后只能象征性地给河本大作一个停职的处分。由于“济南惨案”导致中国日益高涨反日情绪及抵制日货的浪潮，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皇姑屯事件”又引起日本政界的轩然大波，不久后田中内阁倒台。
继任的首相滨口雄幸继续任命币原喜重郎为外相，于是“币原外交”再次上台。1929年4月，日本政府派代表出席了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表示支持裁军，中日关系又趋于缓和。
类似的操作又来了，还是裁军。日本内阁裁军的举措，激起了军部的不满，使得他们加紧策划入侵满蒙的计划，并让关东军在东北频繁地制造事端，寻求挑起战争的机会。
此时蒋也有骚操作，那就是挑起中东铁路事件。1929年7月，在蒋的授意下，张学良主动挑起中东铁路事件，导致中苏绝交，双方更于十月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战争以中方败北而告终，东北当局被迫与苏联签订《伯利条约》，但南京政府却拒绝承认此条约，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东铁路的纷争依然没有完全解决。
而蒋介石主张“攘外须先安内”，坚持对苏区进行围剿。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于日本的不断挑衅，他们唯有寄希望于力避冲突，仰仗国联。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再叮嘱张学良对日军挑衅须忍让。如由日军挑起的“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于7月11日致电张学良，让他
“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为”
又叮嘱他
“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张学良随即通电东北，不能开战，只能据理力争。蒋、张之间特殊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刚刚统一，彼此都还不清楚底线。然而两者之间的默契，都是相信东北军打不过日军，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这无异于是对日本军部变相的鼓励。
军人是相信拳头而不是相信嘴巴的一群人。
正如“皇姑屯事件”那样，“九一八事变”也是在日本外务部和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关东军的几个参谋擅自发动的。事实上，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尔等人原本计划在9月28日发动事变，但日本军部考虑到日满关系日趋紧张，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视察，结果消息泄露，板垣等遂决心乘建川前来传达命令之前，提早行动。
因此，九一八事变是以特殊形式爆发的战争，事前没有经过日本政府上下的一致协商，所以事变发生之初，军部和外务部之间就显得矛盾重重。事变次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币原外相连发了30多封电报，并认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的行动”，同时，林还对板垣征四郎说：“此时最为重要的是尽量不将事情扩大，应通过外交机构处理时间”，他还向币原建议，“希望政府也采取紧急制止军事行动的适当措施。”
同一天内阁就事变召开会议，若槻首相在会上说：
“这次事件真的是中国士兵破坏铁路，并攻击防守铁路的士兵引起的吗？真的是正当防卫吗？如果不是，而是日本军队的阴谋活动，我国将如何面对世界？我非常遗憾发生这样的事。”
币原外相甚至在26日的内阁会议上说：
“现在关东军把多数兵力部署在吉林，这将给外交谈判带来极大的困难。如果陆军不肯从吉林撤退，我将辞职。”
内阁根据内相、外相的意见，决定了“不使现今事态扩大”的方针。这一方针暂时延缓了关东军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当时的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若是在场旁听，恐怕都要感动得流泪了。
张学良在晚年回忆时也承认：
“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
然而日本军部势力不断扩张，1932年5月，狂热的军人闯入首相官邸，杀害了打算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犬养毅首相，自此内阁彻底法西斯化，日本最终于1933年3月悍然宣布退出国联。
因此，中日关系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中国方面的态度由“力避冲突”，演变为“不抵抗主义”；日本方面则由外务部控制军部，演变为军部控制外务部。
由此，九一八事变后就出现了日本战而不宣，中国假装没开战的古怪局面，导致东三省和热河省逐次沦陷。
爱国的张学良：团结是我的最大目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舆论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分裂状态，宁、粤双方迫于压力，不得不摆出愿意和解的姿态，但广州政府坚持要求合作须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蒋无奈之下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
蒋下野之后，故意指示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导致孙科政府上台后无法征税，不得不于1932年1月28日再次请蒋上台。
作为爱国的军人，张学良觉得在危难关头，各方不但不拥蒋抗日，反而乘机逼领袖下台的行为，这种行为无异于卖国。
他在《杂忆随感漫录》曾回忆当时的心情说：
“但使我最心痛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政府”。
因此张学良之所以忍辱退避，坚持不抵抗，且对外不断宣扬，是认为自己在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央，维护国家的统一，更是为此时争吵不休的宁、粤双方做出表率，这和他在中原大战时发“巧电”用意是类似的。又由于在事变前，南京政府及蒋介石一再指示张对于日本的挑衅一定要忍让，则这种顾全大局，痛恨分裂的心理，无疑会促使张学良对于不抵抗的政策执行得更彻底。
出于对日本军力的恐惧以及全国应统一抗战的想法，张学良认为，抗战需以政权统一为前提，张曾说：
“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这其中自然有为自己保存实力的考虑，说到底，张学良终究是军阀出身，在军阀看来军队就是一切，他日后在西安阳奉阴违地搞西北大联合，同样有不愿消耗实力的因素。
总的来说，从张学良个人的角度，其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其主要动机又有所不同。
事变发生之初坚持不抵抗，是出于执行中央一贯的政策，以及维护中央统一的目的。事变之后依然按兵不动，是出于相信日本外务部及国联的调停。事变后期，则主要是出于保存自身实力的目的。
但各阶段的动机有是相互参杂的，例如张学良之所以放弃锦州，除了保存实力外，也有军事外交方面的考虑。他认为日本因列强之牵制绝不敢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而过度的抵抗反而会引起中日全面的战争。在全国政权不统一的情况下，东北军以一隅之力与全日本抗战，不但是无意义地牺牲，还会导致中国的灭亡。
张学良是爱国的，正因为太爱国，反而患得患失，不能像一般热血青年那样一拼了事。
结语
还是那句话：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团结一致，吾辈当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