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天，长江中游的战火早已烧至武汉外围，鄱阳湖的水波不再平静，大别山的群峰被硝烟笼罩。蒋介石紧盯着地图上标注的马当要塞和长山的位置，神情凝重。这两个据点本是武汉外围防线的重要屏障，却在短时间内先后被日军攻陷。
消息传来，蒋介石立即召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会议室内的空气仿佛凝滞，蒋介石的目光掠过陈诚，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威严。他说，马当失守不只是战术问题，更是军纪涣散的结果。
随后，他语气一转：“辞修，牺牲三两个将领，换回军纪是必要的。” 蒋介石所言的“牺牲”将会落到哪几个人的头上？
武汉的战略重要性及日军的攻略
武汉地理位置优越，三镇江汇，交通四通八达，自古以来就是军事战略上的关键点。1937年底，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意识到首都南京的潜在危机。
迅速将部分重要机构和行政中心迁移到武汉，这座城市由此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肩负起整个中国的战时行政重任。
随着1937年12月南京的陷落，日军的战略焦点开始转向武汉。日军陆军部高层认为只有通过控制武汉，才能有效切断中国的战略纵深，摧毁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治中枢，进而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1938年春，日军制定徐州会战计划的同时，已经开始谋划更为宏大的武汉战役。他们预计徐州一旦失守，武汉将成为下一个关键目标。在徐州会战前夕，日军陆军部积极调整兵力，增强了对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军事布局，准备对武汉进行一次全面而决定性的攻击。
为确保攻略的成功，日军陆军部过间谍和侦察活动，他们收集了大量关于武汉城防设施的情报，包括炮台、地堡和防空设施的具体位置和情况。
此时的武汉，虽然表面上仍然是一片繁荣景象，但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城市。街道上不时可以看到慌张的居民和忙碌的士兵。市民们在街边小心翼翼地囤积粮食和必需品，而士兵们则在城墙和重要交通节点处加强警戒。
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和武汉的防御
为了增强对武汉的防御能力，国民政府于1938年6月调整战区布局，专门成立了第9战区。第9战区的成立，使得防御力量更加集中，指挥链更加明确，能够有效协调各部队在武汉周边的防御行动。
同时，第5战区的部队也被调入，与第9战区共同担负武汉的防御任务。两大战区所属的军队共同组成了武汉防御体系，整体兵力接近百万，规模空前。为了应对日军的空袭和地面进攻，国民政府特别加强了武汉的防空力量。
200架作战飞机被部署到武汉及其周边机场，这些飞机大多来自于中国空军现有的部队，同时还有部分由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提供支持。这些战机承担着拦截日军轰炸机、保护武汉重要设施的重任。
此外，长江上的舰艇编队也被纳入防御体系，30余艘战舰和炮艇被部署在长江沿线，用以阻挡日军从水路发动的进攻。武汉的防御布局充分利用了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鄱阳湖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之一，其广阔的湖面和复杂的水系为防御提供了天然屏障。
鄱阳湖区域不仅可以阻挡日军从东南方向的推进，还为国民政府军的部队提供了良好的隐蔽条件和后勤保障。此外，大别山脉横亘于湖北与河南之间，成为武汉北部的重要屏障。这一山脉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为国民政府军设置防线、阻止日军进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各集团军根据地形特点分区布防，形成了层层设防的防御体系。部队在鄱阳湖、大别山以及沿长江的关键节点布置了重兵防守。沿江布防的部队配备了大量重炮，构建起防御工事，意图通过火力优势压制日军的进攻。
马当要塞的战略位置及其崩溃
马当要塞位于长江中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武汉外围防线的核心之一。要塞依托长江两岸的高地，构筑了密集的炮台和坚固的碉堡，还布置了三道水雷防线。长江水面上设置了人工暗礁，沉船与水雷共同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屏障。
这些设施旨在遏制日军从长江水路进攻武汉，是整个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样一个在纸面上固若金汤的防线，却因指挥上的失误和敌情判断的错误而迅速崩溃。
在战前的布置中，香口地区作为马当要塞的外围屏障，承担着阻止日军进一步接近要塞的重任。香口一旦失守，日军就能够逼近马当要塞，威胁到整个长江防线。然而，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却低估了日军的实力和战术。他坚信香口地势险要，防守部队能够有效抵挡敌人的进攻，因此并未对该区域投入更多的兵力和火力。
日军发动进攻后，迅速集中兵力突破了香口的防线。防守部队因兵力不足和火力分散，未能抵挡住日军的冲击。在香口失守后，日军迅速向长山推进，将战线一步步逼近马当要塞。
长山战斗的悲壮与援军的迟到
长山地势险要，是马当要塞的重要屏障之一，同时也是连接外围防线与要塞核心的关键节点。面对日军的强势进攻，国民党的海军陆战队被部署到这里，以遏制敌军的推进。
这些海军陆战队员本是海上作战的精锐，却被临时调往陆地防御，他们克服了装备和训练上的不足，展现出了极大的韧性和适应力。由于地面火力不足，他们决定将舰炮拆卸下来，搬运至阵地，改装为岸炮，以增强对日军的火力压制。
日军在突破香口后，迅速将兵力集中至长山，试图通过强攻彻底撕裂马当要塞外围防线。他们集结了大量重炮和战机，配合步兵发起了多轮进攻。炮火密集覆盖了长山的每一寸土地，阵地上的树木、掩体被炸得七零八落。
海军陆战队的阵地屡次被摧毁，又迅速被修复，守军依靠残存的掩体和火力点顽强抵抗。随着战事的推进，守军逐渐感到压力倍增，特别是日军开始利用工兵在阵地两侧架设浮桥，企图绕过长山正面防线，实施侧翼突破。
守军在有限的兵力下不得不分散火力，对这些浮桥进行炮击。后方指挥部早已意识到长山的战局对马当要塞整体防线的关键性，迅速命令第167师前往支援。然而，第167师在出发前接到了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的电话，要求部队绕小路行进以避免遭遇敌军主力。
由于道路崎岖不平，加之沿途地形复杂，部队行军速度大大减缓，未能按时抵达预定阵地。在日军发起最后一轮总攻时，守军阵地几乎被炮火完全摧毁，阵线崩溃，彻底失守。
国民政府的反思与战后处理
马当要塞和长山接连失守的消息传到蒋介石处时，蒋介石召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并要求对这次失利作出详细的解释。诚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失败，也显得有些无奈。他低声汇报称，他刚刚得知马当要塞失守的具体情况，前线的详细战报尚未完全送达。
蒋介石听后没有立刻发作，只是沉默片刻，随后长叹一声。在沉寂片刻后，蒋介石开口说道：“辞修啊，国难之际，已经没有退路了。牺牲三两个将领，换回军纪，这样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
他进一步强调，像李蔚英这样的失误将领绝不能再出现，否则，战局会彻底崩盘，国家的命运将难以挽回。然而，在整个过程中，真正应该为马当要塞失守负责的，却是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
香口的防线因他的指挥疏忽而被迅速突破，这直接导致了马当要塞的孤立无援。然而，由于李韫珩的军长身份，他的责任并未被彻底追究。因此，蒋介石选择将矛头对准了另一名军官——167师师长李蔚英。
李蔚英因援军迟到而被认为是导致长山失守的重要原因。他的错误被放大，成为整场失利的替罪羊。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李蔚英迅速被军法从事。
蒋介石类似的事情做了不止一两次，尽管他在会议中多次提到“牺牲三两个将领，换回军纪是必要的”，但实际执行时却显得选择性明显。
他所“牺牲”的对象，多为地方部队和旁系势力的将领，而对于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即便他们犯下了严重错误，处理方式却明显宽容许多。 在一些重大失误中，中央军的将领往往能够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幸免于难。
比如，在某些战役中，一些中央军的军长在关键时刻擅离职守，导致部队失利，甚至贻误战机。按军法，这些人理应被严惩，但蒋介石却只给予象征性的处分，以维持中央军的稳定和士气。而另一方面，地方部队的将领若出现类似问题，往往难逃被军法从事的命运。
些中央军的将领被揭发卷入贪污、杀害平民或其他恶劣行为时，蒋介石通常选择隐忍或淡化处理，而地方部队的军官若有类似问题，则往往被迅速定罪处理。这种做法的背后，是蒋介石对中央军的重视，因此不愿轻易牺牲他们。
参考资料：[1]冯杰.从进攻到抗登陆 中央军精锐尽出为何没把日军赶下海[J].国家人文历史,2017,0(15):4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