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
自清朝末年以来，沙俄就积极渗透中国新疆，尤其是北疆地区即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古伯叛乱时甚至一度出兵侵占伊犁河谷，后被左宗棠收复。苏联时期，1930年代直接出兵新疆，帮助新疆督办盛世才取得新疆控制权，1944年又鼓动三区革命，三区即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时，蒋介石指示可以“允许外蒙古战后独立”，但苏方必须将东北和新疆归还。可能基于国际大环境，条约签署时苏联政府表示“关于新疆最近之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在苏联的这一表态下，1946年国民政府与三区革命政府通过谈判成立新疆联合省。
1949年年初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对苏联在新疆意图的怀疑，米高扬则保证苏联对新疆也没有领土要求，苏联在任何时候都将新疆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
蒋介石
随后，邓力群代表中央经苏联进入三区地区，三区代表受邀参加第一届政协，新疆和平解放后三区干部被吸纳进入新疆省人民政府，三区民族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在苏联的保证下，新疆和平解放，但遗留的新疆苏联侨民问题、苏联籍干部问题为之后的中苏争端埋下了伏笔。
伴随着晚清沙俄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渗透，俄罗斯人开始迁入新疆定居，俄国十月革命与苏联19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又令为数不少的俄罗斯人迁入新疆。二战后，为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苏联开始推动在华侨民回国，第一步就是在华侨民登记与恢复其苏联国籍。然而，由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大肆发放苏联护照，撤侨实际上变成了对中国当地劳动力的掠夺。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中苏友好，在政策上对苏联撤侨积极配合，只是在携带物品上做了限制，比如携带粮食以沿途自用为限，携带布匹、羊毛、棉花、油脂等出境以不超过自用、家用为限等。于是，在中国配合下，1954年、1955年苏联侨民两次集体回国，共计达47万余人。新疆1955年开始大规模集体遣返，当年就有44688名苏侨携其中国籍家属12381人回国，1956年尽管苏联指示当年不在新疆集体遣侨，回国者所需费用及回苏后生活和工作均由本人解决，当年仍有14万人返回苏联。
与此同时，苏联在新疆大肆发放护照发展侨民的行为引起中国的关注，1956年新疆外事处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馆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发放的护照必须有专区和自治州一级公安机关的证明。最初苏联还认真执行这一要求，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也发生变化，这一协议被抛之脑后。
毛泽东访苏
1958年2月至1959年3月间，苏联在伊犁州共发放4575本苏侨证，仅15本经过伊犁州公安局批准。苏联领事馆在登记苏侨回国时，甚至宣称一本护照可以带28个人回国。一些苏联集体农庄也向新疆居民发出要求书，邀请他们前往苏联定居，比如1958年末伊宁县某乡就收到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某集体农庄要求该乡347户居民去苏长住的要求书，而要求书也成为领取苏侨证的依据之一。1953年时，伊犁州有苏联侨民八万余人，到1959年已经遣返了13万余人，1960年代统计时仍有苏联侨民一万余人，还不包括隐藏未登记的。
如果说战后苏联在中国发展侨民与遣侨是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那么后来苏联大规模发展侨民，则成为苏联在当地维持乃至扩大影响力的基础，尤其是新疆各级政府中的苏联侨民。三区革命时，大批苏共党员干部介入其中，新疆和平解放后这些人被吸收进入新政府。
新疆建设兵团
基于现实考量，最初中国是默认苏联籍干部双国籍的，但出于维护独立自主的形象考量，中国向苏联要求新疆苏联籍干部放弃苏联国籍，苏联为了维护与中国的关系也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提交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随后，中苏两国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联籍干部退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建设。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一刀切，而是采取了自觉自愿原则，愿走愿留悉听尊便。
然而，大部分苏联籍干部并不愿意退籍，在他们看来苏联比中国好的多，做苏联公民比做中国公民更好，既想保留苏联籍又想享有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即顶着苏联人的帽子当着中国的官。据1959年的一份摸底资料，伊犁州直属9县市少数民族干部有4,056人，其中苏侨825人，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928人，与苏方有亲属关系的287人，三者相加共2140人，约占少数民族干部的52%。1960年以前，在伊犁州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苏侨占22%，另还有25%的人家庭成员是苏侨。
苏联籍干部
另据统计，1954年至1963年新疆遣返苏联的侨民中，在新疆党、政、军机关任过职的有7,521人，担任过厅、局级以上职务的36人，在军队中任过职的316人。其中就包括两位开国少将时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农·太也夫、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1955年授衔时32岁的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还是当时最年轻的将军。新疆尤其是伊犁州大量苏联侨民与苏侨干部的存在，为1962年苏联策动伊塔事件埋下了伏笔。
1960年，新疆开始集中力量推动苏联籍干部退籍，但该年新疆登记在册的苏联籍干部仍有1,047人，伊犁州部分地区登记流于形式，实际的苏联籍干部比登记的更多，1962年仅伊犁州仍有苏联籍干部1,001人，还有不少隐瞒身份的。以伊犁州伊宁市公安局为例，少数民族干部中80%与苏联有亲属关系，不少还有苏侨证，伊宁市各民族小学300余名教员中80%持有各种苏侨证件。
但是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开始，苏联不再配合中国在新疆推行苏联籍干部退籍工作，拒绝提交新疆苏联籍干部名单的同时，还千方百计阻止新疆苏联籍干部辞职，比如从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苏联驻新疆领事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苏联政策的变化明显有所图谋，据相关档案披露，伊犁地区就有不少隐瞒身份的苏联籍干部向苏联领事馆汇报新疆政府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和绝密文件，甚至还有警察在苏联领事馆领取工资。
国内的俄罗斯族
1962年苏联一手策动的伊塔事件，可以说充分展现了苏联在新疆尤其是伊犁州的影响力，伊犁、塔城地区数万人非法越境前往苏联，酿成国际事件。伊塔事件后，伊犁、塔城边境地区空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进伊塔边境地区屯垦戍边，数十年如一日为稳定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政府开始抓紧推行苏联籍干部退出苏联籍入籍中国工作，并加强祖国、领土观念宣传教育。
在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下，最终解决了新疆苏联侨民与苏联籍干部问题，排除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选择留下的苏联侨民成为中国后来的俄罗斯族。而随着苏联解体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新疆边境两边的生活条件逆转，曾经贪图苏联生活前往苏联的人恐怕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