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缉思（Wang Jisi）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
采访前言：
2025年新年伊始，中美聚焦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缉思教授，展望中美关系未来四年发展的多种局面。
王缉思教授认为，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发展，悲观之处，主要是两国的主流社会舆论、叙事框架仍将对方视为主要的外部经济和安全威胁；不悲观之处，在于政策是由两国领导人和政府高层决定的，事在人为，如果两国领导人在未来加强沟通，寻求利益的交汇点，形成更多战略共识，情况未必越来越差。只有摒弃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中美关系才会有更好的前途。
王缉思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2005年和2012年美国《外交政策》将其评为全球百大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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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采访的全文：
中美聚焦：您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过去二十年中发生了变化。在您的早期工作中，您对合作伙伴关系的潜力表示乐观。然而，最近，您提出了对关系恶化和冲突风险的担忧，甚至使用了“热和平”一词。哪些因素塑造了您这种思维演变？
王缉思：过去二十年间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年前我对中美合作的潜力持乐观态度，而近年来我对中美关系恶化和冲突风险表示担忧，甚至使用了“热和平”一词。其实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曾使用过这一词语，当时意指中美关系在温度上的“热”，如今是指争吵和可能发生战争的“热”。
回顾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2004年至2005年左右中美关系的一大变化是双方都认为“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钱其琛副总理认同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这一论断，并表示中美关系“还可以更好”。2005年，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中国对此也做了积极回应。我还专程赴美国国务院与佐利克交换意见，说我们赞成对中美关系的这个设想。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中美关系逐渐恶化，始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更加深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分裂。“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先后兴起。“茶党”代表的右派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损害了自身利益，他们的民众基础同如今特朗普的拥趸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左派指责金融市场被“华尔街肥猫”垄断，导致贫富差距加剧。美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出现了“诿过于外”的情绪，塑造了一个“中国在世界上和在美国国内都损害了美国利益、抢了美国人饭碗”的叙事。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同中国开展贸易战，同时台湾、南海等问题的矛盾也激化了。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在2010年前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方面，若干级别很高的党政军官员2012年后因腐败问题而下台，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反腐力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强调在国际关系领域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国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国家安全在政治生活中的权重，推出了一系列抵御西方政治渗透的法律法规。在这一环境下，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政策开始转变到对华全面遏制。
中美聚焦：当您展望未来四年时，您对中美关系是更乐观还是更不乐观，为什么？
王缉思：在认为两国关系是“历史最佳时期”的本世纪初，很少有人能预见今天的局面。这让我反思当年的乐观预期，但同时我也认为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两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而非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未来四年，两国力量对比不会产生颠覆性变化，但两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可能会有变化和发展。比如，特朗普以巨大的政治优势再次执政，突破了很多人的预期，而未来四年他的执政方式和内外政策走向也难以准确预料。因此我对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很难持明确的乐观或悲观态度。
悲观之处，主要是两国的主流社会舆论、叙事框架仍将对方视为主要的外部经济和安全威胁，这在未来四年恐怕不会变化。
▲2017年11月8日，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在故宫博物院的太和殿广场合影。
不悲观之处，在于政策是由两国领导人和政府高层决定的，事在人为。如果两国领导人在未来加强沟通，寻求利益的交汇点，形成更多战略共识，情况未必越来越差。另外，舆论环境往往由政治精英塑造，中美高层关系好了，也可以引导舆论转向。例如，与拜登不同，特朗普在目前的候任阶段便几次表示希望与中国加强沟通，共同处理国际事务，还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当然，他的口头善意能否落实到美方的行动上，还有待观察。如果特朗普上台后，美方在对华实际行动上能跟得上他的积极表态，那么中美之间就能形成更多共识，两国关系未必没有改善的可能。
中美聚焦：这些年来，全球许多地方的安全局势紧张，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即将上台的情况下，您如何预测美国跟（中国以外的）其他大国的关系？这些关系对中美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
王缉思：中美关系的变化及两国国内的发展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世界大局变化的影响。当前全球局势中一个令人担忧的普遍现象，是各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激化。放眼欧洲，德国2025年初选举、法国政局动荡的结果仍未可知。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力量受到削弱，经济很难长期向好。美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深层社会矛盾、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它的政治和外交的重要因素。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气候变化、移民与难民问题、公共卫生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叠加，造成了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而大国竞争的加剧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许多国家将自身国内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交织。
上述国际因素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美关系的关键还是在于两国国内的发展，前景既不必过于悲观，也没有很多理由乐观。至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相比于拜登政府时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欧关系可能出现更多的意见分歧，欧洲各国的对美态度也不尽一致。尽管日本和韩国国内政治发生了微妙改变，但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仍然坚固。印度的对外政策更趋独立，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让我想起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对外政策，即与所有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尽量避免树敌，这是非常明智的。基于此，美印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认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仍占据相当大的主动权，是两强并立的格局，但并未出现和冷战时期相似的两极格局。我指的是苏联当时掌握着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权，还有华约这个军事同盟，而中国同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的关系是“结伴而不结盟”，没有形成苏联那样一个“极”。
中美聚焦：俄乌冲突、中东冲突，美国都介入了，而中国对地区冲突的态度是劝谈促和，让冲突尽快平息下来，以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在地区冲突问题上，中美双方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吗，有可能协调合作吗？
王缉思：我认为美俄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特朗普虽然表示与普京关系友好，并希望尽快解决俄乌冲突，但美国对俄政策还要取决于美国政治精英与舆论，而非取决于特朗普一个人对俄罗斯的看法。如果美俄关系不出现显著变化，那么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也不会出现太大变化。必须看到，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但印度的崛起是个例外，值得关注。不过，印度短期内难以对中美形成实质性挑战。
关于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中美国的介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削弱了美国，使它无法集中精力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形成更大压力，所以中国可以任其发展，不必调解。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2024年12月7日，特朗普在法国巴黎与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晤。有报道称，三人讨论了“利用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来推动俄乌停火。
首先，中国政府在地区冲突中的“劝谈促和”，并非仅是表面的外交姿态，而是基于对全球经济的深刻认识。俄乌冲突、中东冲突以及其他地区的冲突，都是经济全球化的逆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经济利益深受这些冲突的影响，例如“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因冲突而局势紧张，包括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这些冲突直接损害了中国的经济拓展和投资环境。因此中国的和平主张是真诚的，希望推动地区稳定、恢复经济发展。
其次，我们无法验证的是，假如没有俄乌冲突和中东动乱，中美关系就会比现在更糟。
第三，地区冲突造成大批人员伤亡，生灵涂炭，出于国际道义考虑，中国不能袖手旁观。事实上我们看到，中美、中欧关系因俄乌冲突而受到了负面影响，假如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采取措施推动冲突平息，未必是对中国不利的。重要的是要避免陷入零和思维，即认为对美国有利的事必然对中国不利，反之亦然。实际上，中美在缓解地区冲突、恢复动乱地区经济等方面可以找到利益的交汇点。中美合作不仅限于扫毒、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两国在国际安全的其他领域，也存在协调合作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撰文（详见）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三个划时代的挑战，即失控的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崩溃国家及地区的动乱，这三个挑战都需要中美双方进行合作。我认为，他这个观点是有战略价值的。中美未来能否抛弃零和思维，在地区冲突、全球治理等问题上形成战略共识，是双方关系发展的关键。上述挑战不仅涉及中美自身利益，也关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希望通过合作推动全球的共同繁荣与安全。
中美聚焦：台湾问题被视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仍然在不断试探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这是紧张局势的重要根源。在特朗普的下一个任期里，台湾的紧张局势会不会失控，甚至爆发中美之间的战争？
王缉思：关于台湾问题，特朗普在当选前后曾对“如果台湾发生冲突，美国是否直接介入”的问题保持回避，这一态度可被视为积极迹象，表明他意识到台湾局势一旦失控，将迫使美国卷入两岸军事冲突，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岛内“台独”倾向有继续发展的危险，中国大陆对此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加大了对“台独”的军事、政治、经济压力。从整体上看，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因台海两岸冲突而导致直接战争，两国政府多次重申“和平共处”的原则。中国方面对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张是认真的，也是实质性的政策目标。
▲2024年5月23日和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分别位台岛周边开展了“联合利剑—2024A”和“联合利剑-2024B”演习。
从最近几个月的动向来看，不论是拜登政府还是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都对“台独”倾向抬头持有顾虑，通过不同渠道向台湾地区领导人传递信号，表明不希望“台独”脱轨，越过“红线”。美国政府一再重申不支持“台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会重申这一立场。这种表态并非单纯的外交辞令，而是对“台独”导致中美冲突爆发可能性的担忧。美国显然不希望台湾问题恶化到中国大陆被迫动武的地步。我认为未来几年台海局势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管控，不太可能发展到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地步。关键是双方明确底线，争取完善在相关地区的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
中美聚焦：2020年1月，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中美通过艰苦的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今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前后，一直威胁要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展望未来几年，中美经贸摩擦会加剧，还是有可能缓和，走到中国希望的“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中美两国企业界可以起到一些积极作用吗？
王缉思：经贸方面，候任总统特朗普曾宣称要对中国增加60%以上的关税，并且对其他与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也采取提高关税的措施。这一表态部分是在虚张声势，高关税实施后美国国内的经济利益也会一并受损。中美未来经贸摩擦是否加剧将取决于特朗普上台后具体的贸易政策，在尖端技术、电动汽车、稀有金属等领域的摩擦可能会加剧，但同两国民生相关的产品方面依然存在合作空间。两国企业在此过程中依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起着“减压阀”的作用。我个人与中美两国的企业界人士都有联系，许多中国企业家，包括民营和国有企业，都希望扩大中美经贸交往，不要“脱钩断链”。美国企业家也普遍希望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障。虽然由于受到国内“政治正确”的压力，他们往往难以公开表态，但他们都努力对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国会施加影响。
▲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最近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访华时和我交谈，他对一些中方人士提出的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概念很感兴趣，甚至想在理论上加以发挥。我对他说，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智慧和理性思维方式。在经贸方面，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中国的部分产品融入了美国的技术和资金，美国的很多制造业也离不开中国的零部件、原料和劳工，表明双方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深度相互依存。
中美聚焦：您在2012年与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合写了一篇报告，提出“中美战略互疑”（China-US strategic distrust）的命题，希望两国增加战略互信，避免冲突。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美战略互疑似乎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您对两国政府、两国社会加强相互了解，减少误解，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王缉思：当年我们提出的“中美战略互疑”现在大大加深了。现在美方最大的怀疑，是中国的战略意图是要破坏以至颠覆美国企图维护的世界秩序，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中方反复否定这种战略意图，美方却越来越认定自己的判断，而且强调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会强化中国同美国争霸的意图。中国对美国的最大怀疑，是美国企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美方反复声称“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中方完全不能相信。这种战略互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减少。我希望民间往来的逐步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疑虑，但对这点不抱信心。
中美聚焦：您认为中美两国的国内叙事，特别是那些将对方国家塑造成竞争对手或威胁的叙事，是否会越来越阻碍双边关系的发展？可以做些什么来重塑这些叙事，以实现更具建设性的对话？
王缉思：中国官方提出，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就是双方要尊重对方的国内体制、发展道路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和平共处，进一步合作共赢。美国把中美关系定义为“长期的战略竞争”，甚至是要“竞胜”（outcompete）中国。中国官方不接受用“竞争”这个词来定义中美关系，因为当“竞争”被定义为两国关系的核心时，合作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且结果是要争出“赢家”。中国讲的“合作共赢”，我的理解是竞争可能长期存在，但结果不一定会有确定的“赢家”，最好是没有“输家”。
有些人认为现在中美关系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我对这种提法持保留态度。“战略相持”，首先让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论持久战”。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将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敌人战略进攻、双方战略相持、我方战略反攻，最终战而胜之。如果我们把今天的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相持”，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对美国有个“大反攻”，彻底战胜它。这样表述，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入美国的“竞赢”思维框架。我们看到的现实前景，是没有一方会彻底失败，不会出现“大反攻”。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这种竞争出现合作共赢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了美国的“竞争”口号，就可能陷入冷战思维，跟美国斗个你死我活。
中国的文化智慧并不是不承认有竞争，而是争取在竞争中共赢，避免迎头相撞导致“共输”。中美两国应该竞争的，是哪个国家的国内更团结稳定，民众过的日子更好，生态环境更宜人，在世界上得到更多国家的拥护。美国国内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对中国并不是有利的。例如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孤立主义上升，排外情绪加剧，会影响中国在美国的经济利益，影响在美华人和中国公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影响两国企业家和学者的相互交流。中国人并不希望看到美国更混乱、国内矛盾更激化的局面。反过来，美国人也不应该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出现困难，缩小对外交往的规模。中国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会给美国带来更多机遇。只有摒弃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中美关系才会有更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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