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走进了上海市政府，要求见市委领导。当他表露自己的身份之后，人们都大吃一惊，原来他就是16年前被捕叛变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黄平。
黄平出生于湖北汉口一个小买办家庭，但由于家中人口众多，生活上并不算富裕。所幸母亲毅然支持黄平的二哥出国留学，才使得黄平的父亲去世后，一家人的生计有了着落。
1911年黄平的二哥回国，在复旦大学教书，全家人一起到了上海。受二哥的影响，黄平开始在英语上下功夫，后来在二哥的介绍下，黄平到北京的报社担任英文校对，有机会经常和外国人接触，英文方面更加熟练。
1920年，黄平转入北京俄国远东通讯社担任英文翻译。苏联第一任大使上任时，带来了一个英文极好的翻译，黄平担心自己工作不保，便有想法前往苏联学习俄文。趁着参加苏联外交代表团的宴会，黄平通过代表团团长，得到了一个前往苏联的学习机会。
当时东方大学有52名中国学生，大部分人是从法国转来苏联继续学习的，黄平由此开始接触马列思想。在赵世炎和陈延年的介绍下，黄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1924年回国之后，黄平与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周恩来取得联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平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驻港特派员，前往香港从事工人运动。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黄平以代表身份列席会议，会后继续回到香港开展工运工作。
“五卅”运动爆发后，黄平按照组织指示，参与组织省港大罢工，之后被调往广东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与陈延年在一起工作。马日事变之后，黄平以中国银行职员的身份前往上海，将中央要求组建交通网的事情告诉了陈延年。
两个星期之后，已经到了香港的黄平，从报纸上看到陈延年、赵世炎牺牲的消息，而陈延年被捕的地点，黄平在赴港前还在陈延年的带领下去看过，是一个接头机关。
1927年8月，中央要求组建临时的南方局，黄平是参与者之一。按照中央部署，黄平和张太雷召开广东省委会议，讨论广州起义的具体事宜。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黄平被任命为人民内务委员。
广州起义爆发后，由于张太雷的牺牲，起义军连连失利，黄平召集有关人员商讨退却计划，成为党的总指挥机关的实际负责人。之后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黄平作为主要负责人遭到点名处分。
1928年，黄平被广东党组织推选为中共六大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会议，并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在选举中央委员时，黄平被列入51人的预选名单。在莫斯科期间，黄平还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作了发言。
中共六大结束后，黄平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1931年，黄平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回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负责交通工作。
1932年，黄平前往天津视察北方工人运动，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黄平在狱中曾企图自杀，结果自杀失败被转押到公安局看守。为了躲过严刑拷打，黄平主动供出了在北平的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其他情况，黄平只字未提。
三四天之后，黄平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在那里见到了青年团中央被捕的同志。在得知国民党的政策是只要写自首书就不会被处刑，黄平十分懊悔自己主动交代的行为。
于是，黄平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自首书”，在二哥的帮助下重获自由。自此，黄平没有再踏足革命事业，在亲友的帮助下，靠着做英文秘书和翻译工作，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
一直到上海解放之后，黄平决定主动报告自己变节的经过，并请求组织处分。经过三个月的审查，上海市政府根据当时的政策和市委建议，安排黄平到复旦大学担任外语系教授。
1981年，黄平在上海病逝。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用文字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写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在全书的最后，黄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羞答错事十有九”，唯一没错的那件事就是信仰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