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就业压力下，“全职儿女”现象成为一种特殊选择：是“躺平”的无奈，还是自我价值的重塑？本研究通过青年访谈，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多重动因与家庭影响，并探讨它作为就业缓冲期的潜力与挑战。如果你想了解“全职儿女”的真实面貌及其社会意义，这篇文章不容错过！
宋佳荣 吴玉荣 同雪莉 西北大学
《青年探索》2024年第4期
就业压力下的反向选择:
“全职儿女”现象的多维审视
摘 要
“全职儿女”作为社会经济变化和青年就业困境下的新型生活方式,其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产物｡文章基于对20名青年质性访谈,深入剖析“全职儿女”选择背后的内在动机及现实考量,发现“全职儿女”现象一方面是对过高就业压力的消极抵抗,既是青年自我矛盾困惑而感到无所适从心态的被动选择,同时也可能是个体意义重塑后怡然自得的主动选择,这些原因可能使“全职儿女”沦为“花式啃老”;另一方面,“全职儿女”也可能是逆卷而行下基于家庭内部协商一致的个性选择,是强烈的家庭互助需求以及期望的结果,是青年就业压力下的阶段性缓冲｡面对当下对“全职儿女”被忽视的情感付出､过渡缓冲期的否认以及对青年长期职业发展的担忧,建议将“全职儿女”置于老龄社会新形态下作为青年就业形式的新拓展进行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鼓励青年充分利用这段就业缓冲期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全职儿女;就业;躺平;
内卷;老龄社会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转型､技术更迭､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剧烈变革,人力资本中劳动技能与劳动需求的匹配性转换速度较快,致使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的叠加影响逐渐扩大[1],面对严峻就业形势,部分青年群体出现了以“去内卷化”的方式进行生活方式与求学就业上的转向,涌现出更丰富多元的职场形态,“全职儿女”便是其中一种热议模式｡“全职儿女”不同于一般的雇佣劳动,因为亲情和血缘因素的加入让青年的这一选择饱受质疑｡在质疑声中有简单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将这一群体认定为是将“躺平”“摆烂”行为“美化”的新型啃老族,也有人认为这是当代年轻人为避免深陷“内卷旋涡”而与社会时钟对抗后“为自己而活”的职业选择｡
事实上,“全职儿女”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躺平摆烂”的啃老族不同,这一群体需要为父母提供诸如“主动承担家务”“数字技术反哺”“陪伴父母”等劳动付出和情绪价值来换取所需｡这一现象的出现既可能是更多年轻人在权衡自己工作､生活与家庭需要之后“去内卷化”的决定,也可能只是在陪伴父母与提升自我之间作出的阶段性选择｡当其变成一种职业选择时,则体现出对等付出与回报的劳资关系平衡,但这一关系很容易被传统“抚育-赡养”孝道文化所抨击｡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全职儿女”?其蕴含着青年何种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这一选择的内在逻辑何以生成?“全职儿女”这一群体又该何去何从?于个人而言如何能够确保自身长期发展,于家庭而言如何能够保持彼此关系和谐稳定,于社会而言如何平衡代际过渡与代际反馈断裂所造成的养老困境?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全职儿女”一词最初来自于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他们认为“全职儿女”是一种新型的脱产生活方式,指年轻人脱产在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来换取父母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全职儿女”与“茧居族”“袋鼠族”“赖巢族”“归巢族”“尼特族”等概念有一定的关联｡对于这一群体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对这一群体的评价,其究竟是“新型啃老族”为自己套上的美化滤镜,还是老龄化社会下青年面对就业压力时以亲情为着力点回归家庭的现实生活形态?“全职儿女”作为一个含混且充满争议的话题引起热议｡
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加剧的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特色的家庭互动模式成为老年人养老保障和照料的重要支柱,家庭支持仍然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优势,家庭成员间亲子互助仍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2]｡在既有研究中,研究者们对“啃老”的判断主要是依据子女依赖父母的程度和原因,有学者认为“啃老”的多元化表现在,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形式向其父母索要一定的资源,例如“啃钱财”“啃劳力”“啃关系”等,这其中夹杂着主动与被动啃老的态度[3]｡在代际反馈失衡中“啃老”作为转型期家庭领域充满结构性张力和矛盾意向的集中体现[4],在引发代际互惠失衡､延后“社会性断乳”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在老龄化问题和青年就业问题的双重夹击下,有学者认为“啃老”在助力家庭实现代际之间的紧密互助､缓解社会快速转型所带来的压力和社会失范起到了积极作用[5]｡
同时有研究者表明给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能够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和公平感､权威感和互惠能力[6]｡我国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子女的情感支持是满足老年父母精神需求的重要来源,也是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的重要因素｡从社会服务的角度出发,在面临“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影响的困境之下,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陪伴时间长短以及联系或交流频率等情感支持成为影响父母心理健康和精神孤独问题的主要因子,可见父母对子女情感支持的需求也更为突出[7]｡
可见,如果简单将“全职儿女”等同于“啃老族”,显然忽视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深入了解“全职儿女”群体的产生原因及其影响,本文主要从亲代与子代的双向关系来分析“全职儿女”与传统“啃老族”的区别,并从就业角度来探究“全职儿女”是否为社会转型期生活物质压力和青年个人发展矛盾而引发的新型职业选择｡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2023年4月至8月期间对20位青年(男生9位,女性11位)采取面对面､电话､视频等形式进行深度访谈,收集一手素材作为研究资料｡受访者年龄处于23~30岁之间,来自重庆､湖北､山西､河南､陕西､宁夏等6个省市,依照访谈时间对每位访谈者进行编码,具体信息如下｡
佛系躺平:
逃避就业后退出内卷的选择
在就业形势严峻和就业认知变化的综合因素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于各种竞争存在着厌倦与焦虑,当内卷系统运行到超负荷状态时,部分青年呈现出“躺平”“佛系”“摆烂”状态｡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衡量机会成本或暂时逃避就业压力,“慢就业”“缓就业”不就业成为部分毕业生的选择｡这意味着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需要在家度过这段“求职冰河期”,这也是回归家庭陪伴父母的最好时机,从而为“全职儿女”这一新型职业的出现提供可能性｡但当长期无边界的“全职儿女”不再是默默蓄力､为将来就业作准备,而变成消极对抗､过度观望的“慢就业”“懒就业”时,“全职儿女”就会成为“啃老”的“遮羞布”｡
(一)消极对抗:就业压力过大产生的反向作用
当就业需求与就业供给､就业期待与就业能力产生落差与失衡时,青年的择业与就业心态呈现多元趋势,部分青年群体对“考研考编”“铁饭碗”产生了狂热的执着,部分青年群体则选择脱离固定路径,就业认知从“他人导向”转变为“内在导向”,产生了慢就业､放弃就业或是在家当“全职儿女”等新现象｡
畏难情绪下的不主动就业｡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就业形势迫使部分青年在择业与就业中产生了退缩､躲避､迂回等情绪,这种畏难情绪的产生是其面临求职､择业时受到内部或外界压力源的影响而引起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应激反应[8],主要体现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惶恐以及对自我能力与发展的否定,从而采取“鸵鸟型战术”即不主动就业｡畏难情绪下的负面归因以及衍生的精神焦虑､进取意识减退[9]等都会妨碍行为表现而降低自我效能感,导致“无力感”“无助感”“职业怠倦”等消极心理出现,具体表现为低自我价值､负面情绪(如烦躁､焦虑､无聊等),停滞体验(无期待､无动力),混乱体验(困惑､矛盾)等[10]｡
“刚毕业那几年身边同学开始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自己也尝试了几次,但‘上岸’情况都不尽人意,之后就感觉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还没有成绩,因此在之后身边人也给我提供一些招聘信息,但我一想到成功的几率不大,不过还是白费力气而已,就不想采取行动”｡(受访者JSJ20230618)
现实挫败后的习得性无助｡当个体遭受反复打击和失败,就容易形成一种对现实无望和无可奈何的心理和行为[11],并产生动机降低､情绪失调和认知障碍等退缩想法和行为｡当长期的就业压力导致青年对自身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性认知评估产生负性情绪状态时[12],个体在面对压力或逆境时的心理问题可能加剧其社会适应过程中心态扭曲､行为偏差等[13]｡
“刚毕业看到几个不错的单位,但面试结果都不理想,屡屡受挫后我更是焦虑､失眠,尤其当父母和我探讨找工作的话题时,我一度情绪失控,总是会粗暴地打断,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一定的自我封闭行为｡”(受访者LZY20230624)
“毕业即失业,感觉自己心理空荡荡的,还一度陷入焦虑｡虽然我也随大流准备考研,有时候也去图书馆､自习室,但总感觉自己只是为了逃避现实制约,转而采取虚假努力来反复安慰自己或麻痹自己以缓解自身心理匮乏,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逃避父母的催促,掩盖同学朋友的闲言碎语｡”(受访者LH20230523)
(二)无所适从:自我矛盾困惑引发的选择恐惧
青年心理发展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面对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内卷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现代性”的危机情境下,个体对于自我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产生心理落差,也在一定程度导向着对其自身的否定,并催生着社会的现代性焦虑[14]｡
现实生存困境与保护自尊需要的两难抉择｡内卷竞争使青年陷入“生存”与“发展”的选择恐惧,高期望值带来的绝对化压力使青年陷入一种自尊受挫的状态,为此很多人自嘲自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孔乙己”,学历光环与能力优势成了身上难以脱下的“孔乙己长衫”｡当青年意识到象牙塔的知识无法满足工作所需,骨感的现实已经支撑不起丰满的理想时,只能一边不满就业困难､薪资下降的窘境,一边被迫接受高学历低就的现状｡
“面对职场选择时,感觉自己毕竟是大学毕业不甘心随便就职,曾经引以为傲的成绩和各种获奖排名都是让我自豪的光环,现在却发现,在高手云集､卧虎藏龙的职场上自己渺小无力,却还不能轻易抛弃之前取得的荣誉去干一份不体面的工作,面对种类繁多的求职选项自己就会在权衡利弊中纠结不已,在选择恐惧中就想干脆放弃｡”(受访者MF20230514)
自我定位与自我评价的认识偏差｡从学校到职场,不仅仅存在专业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矛盾,也存在青年自我期待与自我认同之间的矛盾｡青年就业认知在市场经济与网络舆论的影响下,陷入“理想职业与薪资不符､专业对口与自我偏好不符､外在期待与自我追求不符”的矛盾中,用他人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职业认知,被功利社会塑造出的多元职业评价误导自我选择,由此便出现许多青年面临择业时更趋向观望等待,甚至害怕､逃避｡在模糊的自我定位中陷入“私企也可以”“读研也很好”“考公也不错”等选择恐惧｡当在就业认知中关于薪资待遇､发展前景､工作环境与心理期待､自身能力出现较为严重的背离时,自我认同也会相应受挫｡
“毕业一段时间内,在迷茫中抱着‘高不成也不将就’的心态,陷入了‘不知怎么办’和不断怀疑自我的状态,最后感觉待在家里先过一段无欲无求的日子没什么不好｡”(受访者YR20230719)
“我的前几份工作不是因为优胜劣汰被辞退就是看不到工作意义和发展前景后自己主动辞职,后来好不容易找到自己擅长且喜欢的,可父母又因为位置偏远让我辞职,我觉得自己可能什么岗位也不适合,与其无意义的折腾还不如选择暂时待在家里｡”(受访者ZN20230816)
(三)怡然自得:个体意义回归获得的心灵慰藉
青年期是一个人意义世界探寻从迷茫担忧､飘忽不定到逐渐稳定､相对独立的关键期｡青年的意义感往往建立在需求上的情感倾向或意志表达,常常在相互比较中陷入对精神如何安放的思考中｡尤其随着多元文化和网络信息的发展,青年自我发展的空间逐步扩大,青年人主体意识和自我诉求凸显,价值观取向正在从“社会主导型”转为“自我调节型”,发展个体自我､崇尚自主独立成为青年一代意义追寻的理想取向｡
消解日常谋生意义的自我价值追寻｡工作作为人们追寻意义的重要行动方式,不仅仅体现在谋生的物质意义,更需要工作本身赋予人们的精神价值｡然而,随着工作内容的“内卷”､工作过程的时空压缩以及工作关系的碎片化[15],众多“打工人”开始进入了工作意义贫困阶段,以牺牲生命健康为代价谋生,用机器换人追求效率,使大多数人都在工作意义的最底层艰难行走[16]｡青年群体将自身戏谑为“打工人”,工作意义似乎沦为挣钱谋生的手段,如何实现“更好的自我”成为青年人在工作中痛苦追寻的目标｡
“自己上班时候也就是两点一线,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像个机器人一样每天都很紧绷｡”(受访者QX20230715)
“月末到手工资在日常生活开销后就基本不剩什么钱,有时候还得父母倒贴｡”(受访者ZH20230622)
“上班笑脸相迎,下班回出租屋,感觉每天两点一线毫无意义,而且一到公司就感觉周围氛围很尴尬,让我一度心力交瘁,选择辞职在家做‘全职儿女’才发现自己能为父母提供各种帮助,反倒觉得有价值了｡”(受访者CJW20230711)
摆脱传统束缚下的个体意义重塑｡为应对激烈竞争,部分青年群体开始出现“反向操作”,即不再以“光宗耀祖”“顾面子”“出人头地”等作为自己寻找工作的最大动机和意义,反而择业更趋向于关注当下,在待遇､发展与情感三个维度中更看重个人薪资､职业前景与团队氛围｡尤其在新兴职业与新型业态不断涌现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弹性和灵活的工作方式涌入新兴行业,就业特征多以“去中心化”“去雇主化”“兼职兼业”等方式呈现[17],青年群体对表达个性､体现自我､随性自由､即时满足､务实理性等以“自我价值”“个人感受”为主要特征的个体意识觉醒,“个体意义”的建构在不断解除标签化的束缚,重新开始思考读书与工作的意义,在运营以“我”为中心的身份资源中与自己和解｡
“年轻人就应该不局限于以往,反而应该打开思维活出自我,现在的我就在上一种很新的班,虽然在家会接受父母的金钱帮助,但我会主动做力所能及的家务､用互联网技能解决父母的烦恼､顺从父母一切行程安排,还可以为父母提供诸如此类的劳动和情绪价值来换取所需,还没有任何压力｡”(受访者LDY20230513)
逆卷而行:
直面现实后审慎考量的结果
当前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不断转型,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部分青年开始追求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从相对静态､单一形态转向动态､多元形态｡在家庭老龄人口对于情感型､工具型､混合型等陪伴服务的刚性需求中,“全职儿女”成为部分年轻人对自己工作､生活与家庭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当下消解迷茫与困惑的自我救赎｡
根据部分受访“全职儿女”的自述,多数人其实是在就业不顺或是职场倦怠､考试失意后,选择回归家庭蛰居观望,暂时给自己的生活按下暂停键,从而积蓄能量､整装待发;也有基于自身家庭物质条件和父母支持,以期在这份充满爱的自由职业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满足感;也有更多原因是符合家庭互助的强烈需求,以便能够给长期“空巢”的父母提供陪伴服务和情绪价值｡
(一)优越的家庭环境支撑:全职儿女出现的再生产空间
作为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青年,他们的父辈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为其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与之相伴的家庭价值观已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家庭内部开始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家庭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渐放松｡部分青年在成长过程中较少感受到物质的匮乏,导致他们对工作的经济依赖性下降,对于毕业后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压力减小｡优渥的物质条件在强化人们渴求独立生活的同时,使两代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干预行为减弱,这为形成平等和睦的家庭代际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当家庭社会资本提升为青年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时,个人逐渐从生存价值转向自我发展价值,需求也开始从安全､生理等基本的需求中超脱出来,转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家庭财富积累成为“全职儿女”产生的物质保障｡家庭物质条件的相对丰裕使部分青年选择就业时不再以单一的工作报酬作为条件,其家庭对子女的发展也给予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所以部分青年在毕业之后,不再立即投入工作来解决个人生存问题,反而有更多的时间来等待自己理想的工作,而不是降低标准去匹配其他工作｡受访中的“全职儿女”普遍是城市青年,未婚未育,或者离异未育;家里经济条件较好,无论父母是否退休,家里都有一定的积蓄;在经济上对父母和家庭的依赖是“全职儿女”的托底保障｡父辈有足够能力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子女则通过付出实际劳动亦或是情感劳动等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和情感需要｡
“之前老想着上学毕业出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没有如愿以偿,现在每天熬夜加班,工资也没高多少,还熬得身体越来越差,自己也不是很快乐,父母就很心疼｡”(受访者DSJ20230823)“父母说现在的家庭情况还不至于逼迫我一毕业就去考虑吃饭的问题,干脆不要那么累了,回家做‘全职儿女’好了｡”(受访者HZS20230415)
平等独立的代际关系成为“全职儿女”的重要支持｡随着家庭传统价值观念在代际传承中不断演化与变迁,家庭观念深受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权利结构及其变化的影响,家庭代际关系逐渐趋向平等和民主[18]｡父母在家庭事务中的绝对权威也逐渐发生动摇,对于子女个人在升学､择偶和职业等方面的干预作用明显减弱,在应对家庭矛盾与家庭问题时更多的是互相商议以及互相理解与支持[19]｡甚至有父母愿意放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执念,在生存需求并不急迫､家庭尚可为其托底的条件下,给予孩子一定的成长时间和缓冲机会｡
“成为‘全职儿女’之后,父母并没有对我的现状不满,反而觉得一家人建立起久违的亲密关系｡”(受访者HB20230514)
“在择业时就想找个轻松体面的工作来打发时间,家里不需要我在物质方面提供什么帮助,父母也没指望我上班能挣多少钱,只要踏实有个事情做就可以了｡”(受访者ZXL20230526)
“我感觉网上有关于‘为谁打工都是打工,不如给爸妈打工’‘亲爸爸总比甲方爸爸善良大气温柔很多’的留言很有道理,与其独自去大城市打拼让父母掏空钱包买车买房,还不如一边陪伴父母一边趁闲暇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受访者LZH20230423)
(二)强烈的家庭互助需求:全职儿女产生的支持性条件
社会交换均衡理论认为个体在关系互动之间均衡交换是建立在彼此需求之中的,交往双方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偏爱活动,并都希望对方能够顺从自己以达到交往目的[20]｡“全职儿女”是在均衡的代际支持中作为基于互惠互利和情感团结而实现家庭关系的紧密互助时产生的,无论是基于经济理性计算还是情感依托需求,彼此之间的互惠与合作是在各取所需中达成的理性安排｡
和谐代际支持中的情感互惠｡当家庭凝聚力通过家庭结构､居住模式､情感交流､物质往来等多种维度表现时[21],“全职儿女”除了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外,其付出的情感劳动无疑对增强家庭和谐和提升内部凝聚力有所增益｡而如果说“啃老”是子代的日常生活对亲代存在高度依赖,那“全职儿女”作为一种新型职业,家庭与子女的需求关系和依赖程度是不差上下的,在“金钱给予”“劳务提供”“情感支持”的交换模式中是彼此相互理解和接纳的态度｡倘若家庭成员中各自的利益需求､价值和情感认同在互动过程中出现冲突或者发生博弈,“全职儿女”与家庭之间的矛盾意向关系将会失去互惠和平衡基础[22]｡
“我从来不觉得‘全职儿女’是‘啃老’,之前因为工作环境问题,我一到季节交替就会有严重的荨麻疹,发病之后的恢复期很长,父母也很担心,(我)就选择回家休养,待在家里这段时间我很享受做家务､遛狗､收纳这些事情,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父母在忙碌完之后看到温馨干净的家,他们感觉很欣慰,我觉得父母没有丝毫不愿意或者纵容偏袒我之类的,反而少了很多对我的担忧｡”(受访者YY20230512)
少子化家庭养老困境的必要回归｡“全职儿女”的产生也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息息相关,是家庭教育方式和当下经济就业市场风险加剧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许多年轻人开始思考父辈养老问题,尤其是对独生子女来说,更需要在父母养老问题上提前谋划｡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子女外出工作､出国学习､奔赴大城市发展已经成为常态,而当父母身体亮起红灯后或者任何家庭突发事件都会使家庭养老规划陷入困局｡大多数老人宁愿在家养老,他们认为让儿女照顾自己要比护工更靠谱放心,这就需要子女(尤其是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儿女)离开大城市返回家中｡
“前段时间爸爸在工作中意外烧伤,妈妈本身就体弱多病,本来打算请个护工,但是发现不仅费用高,主要是我爸还无比挑剔,万般无奈之下我不得不辞职回家做‘全职儿女’,也省下了找陪诊师和护工的钱｡不过在这个期间我的厨艺也越来越好,陪护期间我还认识了很多高级护工,自己也考取了医疗护理员证和营养师证｡”(受访者YRJ20230615)
(三)过渡的就业缓冲时期:全职儿女存在的短暂性支持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我国经济体制与结构的转型,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部分毕业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也成为“夹心”阶段｡这一时期许多青年的就业决策是传统文化氛围下的惯性选择,“考研热”“考公热”等教育和就业热点现象涌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除了选择“躺平”进入“慢就业”模式之外,就是不断参加公务员考试或事业单位招聘,于是就业季成为了备考季,这也是绝大多数“全职儿女”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横空出世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背后也折射出当前年轻人就业的现实困境｡
理想与现实交织中卷不赢躺不平的45°人生状态｡受社会经济变化和就业困境､就业观念的影响,部分青年将“慢就业”作为一个自我探索和自我发展､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的缓冲期,这一类积极慢就业的青年与阶段性选择成为“全职儿女”的现象类似,即他们会利用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备考､转行或创业｡
而家长也比较倾向和支持子女能够继续深造或“考研”“考编”｡所以这部分“全职儿女”看似暂时脱离内卷的旋涡,以期在专注现在和抓住未来之间寻找一个稳定的平衡点,实际却在“卷”和“躺”､顺从和反抗､主流和边缘之间反复横跳,转而陷入“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摆又摆不烂的45°人生”｡此类空窗期的“全职儿女”看似处于人生的暂时休憩,实则在家庭支持和社会认同等争议中也常常充满了迷茫､紧张和不确定性｡
“我是因为就业市场寒冷选择回家避寒,本以为成为‘全职儿女’以后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可以有大把时间无所事事,然而现实却是来自同辈压力､自我价值感低带来的内耗｡”(受访者YLL20230711)
内生与外在压力中自我怀疑的复杂情绪｡青年期待利用这段空窗期不断地摸索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方向､人生目标,进而期望拥有能够自洽的良好心态和明确的人生方向,以达到自我成长沉淀､自我发展探索等目的｡在就业缓冲阶段夹杂着备考压力､父母催促､家庭矛盾､亲朋好友询问的无奈,还要调节因考试失败而陷入消极懈怠､自我怀疑的情绪,长期以来隐藏的家庭矛盾开始爆发,对父母的内疚感随之而来｡正如“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组长在豆瓣简介留下了一行简短的字,勾勒了全体“全职儿女”们背后的隐线:“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经济压力,又有GAP不知何时上岸的心理压力,只能在其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做‘全职儿女’时间久了也会存在各种问题,因为长时间赋闲在家,虽说有工作要做,但总觉得没有理想抱负｡”(受访者LT20230603)
“每到逢年过节亲戚互相询问,我就产生一种莫名的羞耻感｡我知道父母大部分时候都理解我,但有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我的不满｡”(受访者YYL20230523)
“全职儿女”多维审视的思考与策略
从本文的多维审视中可以看出如果单从青年因“就业压力大”“选择恐惧”“寻求慰藉”而选择逃避就业,寄居父母家中无所事事,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啃老”的指认,但如果基于“家庭环境”“父母需求”以及“暂时过渡”的考量成为一种职业,即通过在家付出物质劳动或者非物质劳动(情感劳动)以弥补经济上的缺失,并主动谋求自身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质疑“全职儿女”躺平啃老的声音｡但是无论出于何种立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现象背后无不反映着青年当下求职困境的无奈与焦虑,这种选择可以看作是一种合理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职业规范的反抗和挑战｡
“全职儿女”现象作为部分青年群体在当下的权衡与过渡,其热议多数停留于花式啃老和新型职业的争论中,但任何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问题的解读,都注定会有“失真”的风险,毕竟选择做“全职儿女”的年轻人,有的是基于职场疲倦暂时回家充电,有的是出于养老责任被迫无奈,也有的是逃离内卷的低欲望躺平,也有的着实是逃避现实只想啃老......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我们都要看到在年轻人选择做“全职儿女”的另一面,是更多年轻人正面临着的窘迫与无奈｡诚然,我们不应该美化这些窘迫和困难,但面对对“全职儿女”情感付出的被忽视､过渡缓冲期的否认以及长期职业发展的担忧,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予以质疑或是否定,而更应该思考其背后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
(一)被忽视的情感劳动何以重视
情感劳动作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延伸,最初由美国学者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她认为在照顾劳动和其他的服务性劳动等职业中,情感劳动作为一种劳动形式既包括劳动者对自身心理､情绪状态的控制,也包含使服务对象满意而付出的情绪管理,为此它不应理所当然的成为工作的附属部分,而应内在于工作本身并赋予其相应的价值[23]｡也有学者指出情感劳动是劳动者通过管理自身情感的表达,在互动中为他人创造某种特定的“情感状态”并以此获取报酬的劳动形式[24]｡
但由于情感劳动的产品作为无形的互动体验,劳动产品的质量无法被清晰感知,参与者也无法单方面决定劳动成果的优劣,所以情感劳动在某些私人领域中经常得不到承认,劳动价值也常常因“感情不应以金钱来衡量”的观念而被忽视｡当下对“全职儿女”的争议与否定,无不围绕着儿女对父母所提供的情绪支持是否也能够合情合理地作为情感劳动交换而产生质疑,因为无论是基于传统孝道文化还是赡养父母之责任,照顾父母本应是作为儿女最基本的义务和底线,似乎情感劳动之说是帮助成为“全职儿女”的青年削弱其职业“耻感”｡
反观现实,随着网络社交以及就业方式与消费方式的发展,一种新型在线劳动即情感型或疗愈型的陪伴服务正伴随独居青年､空巢老人刚性需求而兴起,例如陪聊､陪诊､陪游等｡在这种劳动过程中情感成为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明码标价的“商品”,也以“付费陪伴”的特殊形式帮助彼此满足精神交往需求以及获取情感补偿｡从新业态与新环境的发展下看“全职儿女”,他们也付出了更多身心代价,扮演着管理自身情绪､满足父母需求的劳动者角色,其处于边缘位置的情感劳动和未被看见的无偿劳动价值也理应受到重视｡
当类似于“全职儿女”“全职太太”“全职奶爸”等职业在家庭中付出的劳动无法得到和职场上的同等尊重时,我们应该思考在被污名化的全职职业中那些无偿付出的价值如何被肯定?青年主动或被动选择成为“全职儿女”后,我们不能把亲属之间因血缘关系联结起来而产生的相互照顾的责任和义务看作理所当然,而应该试图寻找一种社会规则来给予青年该有的尊重和保障,将其从家庭失语和社会歧视中解脱出来｡
(二)被争议的短期停摆何以解决
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慢就业”“懒就业”“蚁族”“蹲族”[25]等现象频频出现｡“从毕业到上岸”“从应届到再战”的过渡期折射出很多青年在个体诉求与社会现状之间的无奈｡大部分“全职儿女”是就业缓冲期出于多重压力下的被迫之举,反映出当下年轻人的现实就业压力以及对理想就业环境的渴望｡无论青年选择成为“全职儿女”是基于何种动机,都似乎面临着就业市场中不合理的工作机制和不匹配的供需关系,转而主动或者被迫选择回家“疗伤”,把家当成自己疗愈的港湾｡“全职儿女”作为一种短暂的停摆或者人生的调休阶段,家庭在个体情感支持､社会适应以及自我认同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积极的､支持性的亲子沟通对于青年认知发展､交往体验以及抵御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负性情绪具有正向作用[26],家庭容错率以及家庭氛围在青年社会化过渡阶段的作用愈发重要｡为此父母要多以“温和对待､关心理解”的沟通方式､平等的交流空间和积极正向的情感去了解青年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想法｡除此之外,社会政策与企业支持在拓宽青年人的就业渠道､创新多元就业模式中也应发挥其重要作用,对试图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全职儿女”给予包容和理解,鼓励其努力拥抱人生转折点的每一个不确定性｡
(三)被质疑的未来发展何去何从
青年成为“全职儿女”的持续性以及发展前景也是其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起初基于家庭丰裕的物质条件､强烈的家庭互助需求,不少父母需要陪伴､照顾,家庭内部中代际支持与互惠互利的和谐关系得以呈现｡但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保障降低､父母庇佑缺少､家庭需求失衡､意外风险侵扰等任一支撑条件出现问题,处于“全职儿女”的青年面临着重新踏入职场或是重新寻找人生方向的选择,这一阶段青年是否还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职业选择机会有待考量｡
但我们必须正视在未来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当“子女就业与老年照料”的矛盾议题被抛出,无论是未来家庭中需要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的显性成本(例如服务花费),还是子女由于照料老人而付出的机会成本(时间消耗和收入损失)都证明了老年人照料需求的成本会相应提高,与之相对应的研究表明“老年照料对于成年子女的就业概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对子女的工作时间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到未来父母照料对于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的抑制作用[27]｡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也是我们即将面对的问题,如果很多人都退出工作场域回归家庭,那劳动参与率､青年就业率和社会压力的风险积累会逐渐加剧[28]｡
因此,“全职儿女”的出现是否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考虑,将其放入老龄社会新形态下青年就业形式的新拓展,从青年与老年的社会关联点出发让“全职儿女”成为一种具备一定技能､需要一定素养的职业选择,让这一职业定位不再拘泥于“父母”与“孩子”这一依赖关系的狭小空间里,而突出于青年与社会发展的共同体意识中考虑青年职业发展｡从这一角度出发,选择成为“全职儿女”的青年也必须不断修炼自身核心竞争力,拥有进行社会互动､具备社会参与的能力与经验,并且要根据自身现状充分调动自身能动性,学会在家庭角色､学生身份和社会职场人的转化中权衡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