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大会｜常青：城市更新的衍生、再生和共生之道

城市更新涉及三个建筑进化的关键词——其一为“衍生”，是建筑迭代进化的基本规律；其二为“再生”，是建筑持续进化的适应过程；第三为“共生”，是建筑合理进化的理想目标。

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会士（Hon. FAIA）常青出席澎湃城市更新大会院士讲坛，围绕城市更新，以“图说建筑‘三生’”为题发表演讲。

何谓建筑“三生”

常青上来便以“三生有幸”比喻城市的建筑进化，他说“三生”是对建筑进化认知的简括表达，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因为“更新”也意味着“进化”。

第一为“衍生”(derivation)，这是建筑进化的基本规律，贯穿诸如西方建筑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的建筑迭代衍化全过程。仅从西方建筑从传统向现代进化的形态衍化看就异彩纷呈。进入工业时代的西方现代建筑，直接受到19世纪浪漫古典主义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催化，从而衍生出焕新、合理、简约和普惠的现代主义建筑。这个现代衍生渗入了立体派绘画和蒙太奇电影的变形、切换和拼贴手法，并在后工业时代借助类型学、拓扑变换和数字技术，推动了建筑的持续衍生。

第二为“再生”(regeneration)，这是建筑进化的适应途径，尤其在后工业时代，是以“因旧而新”或“与古为新”的活化式复苏为主，而不是以“除旧布新”或“为新而新”的开发式重建为主。西方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完成“二战”后重建以来，便开启了适应性再生的建筑进化途径，其中充斥着史地维度的批判性、矛盾性和创造性。中国则从改革开放起，在经历了难以避免的大拆大建后，也在保护、传承、转化和创新的价值取向下，逐渐走向了常态化的适应性再生之路，可概括为“留、改、拆、拼”四字，其中的“拼”，与“共生”密切关联。

第三即为“共生”(symbiosis)，这是建筑进化的理想目标，包括形体空间的新旧共生，社会阶层的互补共生，以及异质文化的交融共生。这些共生思想在《拼贴城市》(Collage City)的理论要点中有充分表达。实际上无论从历史回溯还是未来展望看，真正具持久活力和魅力的城市，即拼贴或共生的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如《拼贴城市》的作者科林·罗（Colin Rowe）所言，“拼贴师”与“修补师”的名号，以难度和水准论，确实比“建筑师”与“规划师”要高得多。在许多情形下，再生与共生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摩天楼：摩登时代的建筑“衍生”

常青举20世纪摩天大楼的衍生为例说，现代建筑在19世纪后期最具浪漫古典主义“时代精神”的建筑衍生，是曾被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颂扬过的“商业哥特”式摩天大楼，而来自哥特式教堂钟楼金字塔的尖锥顶，则象征着与上天的对话。纽约的沃尔沃斯大厦（1913）、华尔街40号特朗普大厦（1929）、联邦法院大楼（1933）等，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在此基调上，摩天大楼逐渐衍生出了对哥特复兴进行几何化凝练，散发着现代气息的“装饰艺术风格 (Art Deco)”，以纽约帝国州大厦（1931）、克莱斯勒大厦（1931）和洛克菲勒大楼（1939）等最具代表性。此外，常青提到高层建筑的金字塔楼顶还有另一个来源，即以阶梯金字塔与希腊柱式建筑结合的典范-土耳其的“摩索拉斯王陵”为原型，衍生出芝加哥的蒙哥马利·沃特邮购公司大楼、洛杉矶市政厅大楼、日本国会议事堂大楼等的阶梯金字塔楼顶造型。这说明建筑意象的衍生并非只有一个源头。

常青接着把话题转回到上海外滩，他认为上世纪20到40年代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国际饭店、汉密尔顿大楼，中国银行大楼（中式攒尖顶）等，虽尺度比美国的摩天大楼小得多，但在设计品质上都是国际级的装饰艺术风格精品。其中沙逊大厦以全现浇钢筋砼结构配以钢结构四棱锥金字塔顶，在设计阶段还经历了与阶梯金字塔顶的方案比较。常青对高层建筑的迭代进化抚今追昔，他补充道，半个多世纪后，在外滩对岸的陆家嘴，上海金茂大厦拔地而起，这座由美国SOM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摩天楼，采用了在结构、材料和塑形上更具时代感的新装饰艺术风格，但不可否认，金茂大厦依然是从旧时代的同源版本中衍生来的，楼体的分段处理还考虑了与中国楼阁式古塔的关联，是对后者的敬畏。

古根海姆：两个同名博物馆的“衍生”

常青举的第二个建筑衍生事例是两个同名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他说如果摩天楼的例子关及从浪漫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建筑衍生，那么，这个博物馆例子的意义则在于呈现了从现代主义到解构主义的建筑衍生。1924年，所罗门·R.古根海姆(Solomon R. Guggenheim)基金会邀请美国现代建筑之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 Wright)，在马里兰州设计了古根海姆博物馆方案稿，这个建筑的主体，是一个下大上小圆锥型建筑，为螺旋状博览空间，这个构思可让人联想到古巴⽐伦的空中花园，但这个设计并未真正落成。1959年，新版古根海姆博物馆落成于纽约第五大街，莱特将原设计的螺旋形主体倒置，衍生出了上大下小、更具创意的倒圆台造型。

又过了30载，另一位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O. Gehry），设计了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只要将两馆形态作一比较便可看出，毕尔巴鄂馆的主体，不同于纽约馆的倒圆台主体，更像是以拓扑变换手法，将一束体块各自拉伸、扭曲、变形，但仍保持了可与纽约馆相类比的集中式构图，并与流线形与矩形附体穿插组合，整体上可以理解为对老馆意象进行变形重构。从这种被称为“解构建筑”的形体塑造中，仍可体味到早期立体派和构成主义的影子。盖里以这种别具一格的独特手法成为普利兹克奖得主（以下简称普奖得主）。

尽管两个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形态差异如此之大，但仍可依稀察觉到它们之间的衍生关系。当然这种激进灵动的解构建筑，并非大多数建筑的衍生方向，而是一种建筑多样性的点缀。

关于建筑衍生，常青再次回到中国案例，谈及王澍（普奖迄今唯一中国籍得主）设计的宁波“五散房”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建筑系馆，其曲面起伏屋顶和旧砖瓦幕墙，应是传统建筑群前后屋顶“勾连搭”样态和当地民间砖瓦院墙美景的现代衍生。这种现代“勾连搭”屋顶创意，影响了各地的新风土屋顶设计，并滋生出多种变体。而文人画意境的砖瓦幕墙构图，则收摄了当地农耕文明残存的建造智慧和文化记忆，在后工业时代依然绽放光彩。

常青的某园博会主场馆设计比选方案构思，以民间传统的“长脊短檐屋顶”为原型，通过拓朴变换，衍生出主场馆动感的“巨龙卧波”意象；又以古代江南地区的盝顶为原型，衍生出现代的盝顶塔桥造型，以连接被城市道路一分为二的南北园区。他觉得在园博会这样的特殊场景中，古今关联的衍生设计是值得尝试的。

法国案例的“再生”与“共生”

常青在谈到“三生”的“再生”与“共生”时，显得非常慎重，他指出，在城市更新中，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常常相反相成，也多见矛盾冲突。文物古迹和历史建成环境需要严格依法保护，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老旧街区和大量非保护的老旧建筑怎么办？或许“留、改、拆、拼”的适应性再生与新旧共生是唯一途径。然而这个度如何把握？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常青特别关注这一点，并列出三个欧洲的例子为证。

如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教育的策源地，今天的巴黎美术学院，在新古典的老楼与毗连的建筑系馆新楼之间，通过新旧结构的对位关系，获得了横向的拼贴共生。再如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 （普奖得主）的里昂歌剧院共生设计，以新旧竖向拼贴的手法，在新古典建筑的平屋顶上加建半圆形的现代筒拱顶，并以拱顶与歌剧院及周边旧建筑的拱券元素形成类比关系。

又如法国巴黎圣马丁河畔第19区的“104艺术中心”，通过对一个新古典的殡仪建筑群的改造，以结构托换技术开发新的地下空间，使地上地下新旧共生，一举蜕变为影响广被的社区艺术活动场所，成为游人如织的一道城市风景。以上三种新旧共生方式，都促成了历史建筑的适应性再生。

外滩源的“再生”与“共生”

常青的演讲到此进入高潮，他重点介绍了同济大学顾问教授戴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普奖得主）在柏林博物馆修复工程中的新旧拼贴尝试：在保留原室内残剩阶梯轮廓的基础上，以简洁明快的清水砼再现阶梯护墙，因旧而新，以新衬旧，与周边的历史红砖墙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这种再生与共生设计让我们体会到，西方现代的新旧拼贴与中国传统的‘与古为新’竟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威尼斯宪章》区分新旧的修复原则也并不违和”，常青如是说。

二十多年前，常青曾主持了上海外滩源再生的立项规划与概念设计，他对这里的历史环境非常熟悉。后来全球很多著名建筑师和设计事务所都在这里一显身手，近年来戴卫·奇普菲尔德在圆明园路和虎丘路包绕的街区——“洛克外滩源”上，突破限高设计的“新民国风”高层招人耳目。圆明园路是清一色的历史保护建筑，戴卫·奇普菲尔德的设计则在街区反侧的虎丘路上，为三栋窗墙比较小的高层建筑，与历史建筑深暖色面砖形成明度反差，这种亮白色调来自北侧的原“光陆大戏院”外观，并在其东侧加建了一栋贴近的高层，与另外三栋一气呵成。

常青指出，洛克·外滩源是通过新旧拼贴和空间补偿手段，使街区再生与共生成为可能，虽然限高突破了，但并没有改变街区的历史肌理，在上海城市更新的艰难推进中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能不能被其他历史环境借鉴，恐怕要看具体对象，什么情况下可以尝试？怎样的管控？底线或“度”在哪里？以及资质和水准考量，等等，“都是需要继续讨论、争鸣甚至博弈的问题”，常青感叹道。

历史废墟如何再生？

至于历史废墟能否再生，常青举了三个德国“二战”废墟的例子进行解读。第一个是德勒斯顿圣母教堂废墟的完形设计，使残垣和剩余石块，与逼真复原的教堂主体融为一体。在这里，战后半个世纪欧洲和解的政治寓意和情感诉求，越过了维持古迹遗址现状“原真性”的界限；第二个是彼得·卒姆托 (Peter Zumthor ) （普奖得主），在被炸毁的科隆哥特式教堂基址上，设计了新的科伦巴艺术博物馆，使教堂废墟成为新馆墙面的一部分；第三个是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普奖得主）的柏林议会大厦的再生设计，以类比的方式，用钢与玻璃的透明穹顶再现了大厦缺失了的钢筋砼穹顶。其实上述柏林博物馆室内楼梯部位的处理也可体现废墟新旧共生关系。

常青在新世纪初主持了外滩源划船俱乐部（Rowing Club）再生方案设计和日喀则桑珠孜宗堡复原工程设计，二者均保留了原有残垣，不同的是，前者是以新建与残垣融汇一体，可惜未能实现，现状是复原的俱乐部和同济章明教授设计的俱乐部原游泳池部分钢桁架标识；后者是将废墟残垣作为宗堡逼真复原后的组成部分，以此为前提，复原再现了宗堡主体的历史天际线，并在其中置入了后藏博物馆功能，结果整个再生设计如愿以偿。

沪榕二次更新的“双城记”

最后，常青以上海和福州同为间隔20载的城市二次更新项目为话题，谈到了二者文化属地和演进阶段的异同，及其所经历的建筑“三生”。一个在上海老城厢，欲重塑现代古韵的“中国风”；另一个在福州中洲岛，需改造集仿古典的“欧陆风”。

上海老城厢的方浜中路南侧的豫园建控地带，历史上曾是一片黛瓦粉墙的老弄堂，新世纪初被拆改为停车场。常青领衔设计了与路对面豫园商城和城隍庙相呼应的红色楼台“中国风”建筑——金豫商厦。近20年过去，在第二次城市更新中，金豫商厦所在及比邻地块需要改扩建，于是设计在方浜中路和馆驿街界面，重塑现代“中国风”的黛瓦粉墙和古韵街廓；利用裙房构成的街廓天际线遮挡后面的高层塔楼；在方浜中路两侧保持连续的市房界面，通过切分、错落和平坡结合屋顶塑形，与曾经的老弄堂形成类比关系；对豫园歇山顶为主的亭台楼榭进行类比转化，以直线构成的现代九脊歇山和十字脊歇山向豫园致敬。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报建阶段。

福州 “中洲岛”是闽江上面积约七公顷的一座小渚，南北两岸以解放大桥南北桥段与岛相连，车行道将岛一分为二，人车交叉。岛上原有各时期残留的老旧建筑，在新世纪初被“欧陆风”建筑群所取代，今已成为门可罗雀的凋敝躯壳。尽管如此，因解放大桥下保存着文物价值很高的古桥墩遗迹，又处在福州历史文化轴上，故中洲岛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跨江交通价值依然存在，有望借助再生设计获得复兴。

两载半前，在张锦秋大师举荐下，常青受福州市主要领导之邀，接受极具挑战性的中洲岛提质改良工程设计任务，率团队践行了留、改、拆、拼的适应性再生理念和途径，及 “新旧共生、和而不同”的拼贴设计策略。首先从拆除岛西端低质建造、障景两岸的“欧陆风”公寓楼入手，与东部“欧陆风”建筑和解放大桥拱架的半圆形母题相照应，设计了西端半圆拱廊式的百米咖吧及其顶部的露天演场和阅江台；其次保留改良东部的“欧陆风”主体建筑，置入文化消费功能，通过南北两座天桥与东部露天演场和阅江台相贯连，形成浑然一体的市民文化休闲广场，实现了人车立体分流，塑造出了“观演秀”“灯光秀”“烟花秀”和“水秀”的“四秀”文化场景。项目目下正在加紧施工中，常青补充说。“总之，无论工具和手段如何进化，城市更新的价值取向及进化方向，应与以上讨论的建筑‘三生’密不可分。尤其对于历史建成环境而言，城市更新不是为新而新，而是与古为新；不是大拆大建，改头换面，而是因旧而新，留改拆拼”，常青总结道。

编者后记：常青长期从事历史建成环境保护与再生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提出地域风土建筑谱系的研究纲领、探索人类学之于建筑学的理论与范式。现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常青专家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先后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一等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一等奖、瑞士首届赫尔希姆（Holcim）可持续建筑国际大奖赛亚太地区金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等。他主持设计的三栋高层建筑中，有两栋建成后获“国家鲁班奖”。这是常青第三次在澎湃城市更新大会上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