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被“都市圈”拖累了？
合肥，外号“吸得肥”，与彼相反的是“很难吸”的南京。这两座城区直线距离最近的省会城市，均在安徽和江苏各自省内“不受待见”。
“吸得肥”（点击蓝字可参阅）“城市圈”近期有所梳理，南京的“很难吸”坊间归因于南京的“省会首位度低”，这也被解读为江苏各地发展比较均衡，“十三太保个个都能打”，江苏也是唯一13市全都跻身中国百强城市的省份。
“强省会”被骂“吸血”，“弱省会”则被揶揄“很难服众”，“躺平”更要被攻击，“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早在2018年末的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整改中，南京被点名“省会城市功能作用发挥不够”。不过，虽遭省内不少兄弟城市“排斥”，但南京都市圈的融合度在国内排名领先，可以说南京的最大竞争力就在南京都市圈。然而，异见者“激愤难平”，认为南京面临最大的拖累就是都市圈，“都市圈消耗南京的资源和产业，把南京吸空了，拖慢了，没有给南京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量，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反而造成高额的负债。就像地铁S线，设想是好的，可最终效果呢？没有带来人流，不得不用亏损背负低客流量。”
饶是如此，南京的产业溢出效应，给都市圈成员带来的增量不可磨灭，尤其是滁州和马鞍山近年来在安徽省内乃至全国的排名直线上升，这是事实。
对于南京自身，中国GDP第十城，“中规中矩”——人口增量中规中矩，产业中规中矩——这也让“不看好南京”成为品评“蔑视南京”的头号妄言妄语。诸如，“南京以前和杭州对飚，现在只能与合肥争高下”，甚至“以合肥发展势头都要赶超南京了”，此论调也成为南京挥不去的阴霾。
这不，2025年元旦前夕，连“宁波一发狠，南京坐不稳”的言论也横空出世。持此观点者称，“宁波前三季度GDP超青岛，逼近天津，发展迅猛，目标南京。”其认为，“宁波超越天津，正在成为现实，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南京。”换言之，“宁波把压力给到了南京——它一发狠，南京可能坐不稳了。”另有媒体断言，鉴于南京GDP实际增速较低，天津、宁波、青岛都有可能超越南京，冲刺“十强”。谁超越南京尚不可知，能确定的是，“第10名这个位置，南京很难坐得稳了”。
中国GDP20强城市
我们知道，南京和宁波两城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南京传统产业强势，而民营及外贸企业是宁波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南京和宁波近年的发展差异，有一种说法是，南京是内向型经济，主打内需，宁波是外向型经济，主打出口，二者不同的增长趋势，也与全国内销、外销不同的增长态势密切相关。但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难以断言孰优孰劣。
据当地媒体报道，时至今日，石化、电子、汽车、钢铁等支柱产业依然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产业符号，也一直是南京经济的“基本盘”。目前，南京以重大项目带动，引领支柱产业焕新升级。
这里，毋庸讳言，南京民营经济活力不够，也是“束缚南京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南京一直被很多人称为“体制之城”的肇因。
而近日，令南京陷入“体制之城”争执的“证据”，即是官宣的“江苏名厨”被查。
“别拿厨师不当干部”！是不是觉得很荒谬？！
南京虹桥饭店是江苏省总工会直属全民所有制企业，属于国企。江苏省总工会是厅级，作为国企，虹桥饭店也有着对应的行政级别，大概率是个正科级或副处级，总厨师长属于领导干部，应该是个正科级或者副处级干部。
不仅是虹桥饭店有行政级别，还有很多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机构其实是事业单位或国企，也都有着相应的行政级别，属于“体制内”。体制之大，覆盖之广，超越我们印象中“当官的”。
二、“体制之城”标签，南京“默认”过？
“关于中国有多少体制内人员，相关部门统计，与民间感受，差别巨大。而且，统计口径也不一致。”自媒体“天下城市”发文剖析道：狭义的体制内人员，直接想到“官”，指公务员。广义的“官”，指一切有编制的机构，包括政党机关，事业机关，国企。在中国，官员到底有多少，很明显，广义的“官”，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都有编制，都是“吃皇粮”的。目前，各个层级，都没有公布“吃皇粮”的总人数，仅公布公务员人数，似乎感觉官员不多，养官成本还不重。但是，很多地方，暗示了统计数据。在当下劳动环境下，民营企业部分交纳了公积金，部分可能没有交纳，体制内正式在编的人员，基本都交纳了公积金。所以，“体制内公积金缴存人数”，基本等同。
历史上，不同朝代的官民比例有所不同。据“天下城市”列举：西汉时期为1:7945，唐朝为1:2927，清朝为1:912，民国时期为1:294。其认为，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官民比也相对较高”。例如，英国的官民比为1:118，日本为1:28。中国只统计正式公务员人数，事业单位和国企“吃皇粮”的没一起统计，得出的官民比例，社会普遍感觉有差距。用“吃皇粮”的总人数与总人口的比值，代表官民比，更科学，更符合民众印象。
图源“天下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市“体制内人员”超越80万。另一自媒体“数据视觉图解”发文称，粗略统计，按照2023年南京市GDP17421.4亿元去计算，国有企业营业收入5932.2亿元，仅仅以营业收入计，就占南京GDP大约34%，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和民国故都，历史遗留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建立整合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国有企业数量以及依托于这些单位生存的人员数量，以及国企营业收入占GDP的比重，都很大。以2023年数据举例，南京市有普通高等学校51所(不含部队院校), 有17家市属国企，有26家省属国企的总部常驻，约有88.8万-100万人，25%-30%的工作人口受惠于体制内单位，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就占南京市2023年全年GDP的34%。另外，还有南京军区，众多的部队院校，部队相关人员没有计算在内。如此之高的体制内单位数量，人员数量，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说南京是“体制之城”，毫不为过。
而且，“体制之城”的标签，南京似乎也“默认”了——江苏党媒曾刊文解读“南京之变”，从“体制之城”到“创新名城”。
因为“体制之城”的舆论标签影响，网上把南京形容为“长江以南最保守的城市”，“江南小东北”……
不过，我们反过来思考，南京“体制之城”帽子，为什么会被扣上去呢？其它明明更体制主导的城市，怎么没这个标签？这个争议也很大。
应当说，“体制之城”是相对而言的，南京的“体制化”也是相对于苏南、浙江，北京、武汉、乃至长三角的上海、合肥……哪个不是“体制之城”呢？
其实，还有一个数据，南京在高等人才吸引力上强过杭州、合肥。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南京的高学历人才占比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这体现了南京在教育和人才方面的强大实力。
不可否认，南京是“人才之都”，但也正如江苏党媒所言“丰富的科教资源人口拘囿于体制内，未能融入城市发展”。事实上，南京没有形成特色产业链，多数靠国企、军工企业撑着，不是说这样的企业不好，但是一个城市全靠着这样的企业注定没有活力，这也造成“留不住大学生”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南京缺乏“标杆民营企业”，而只有民营巨头，才能大量提供民营高收入的岗位。民企数量不及上海、苏州和杭州是南京长久以来的“痛点”，而且，面对沪、杭、苏锡常等城市的虹吸效应，更让南京处于竞争的相对劣势。这点，南京确实挺遗憾的。
“居高声自远”，“体制之城”南京的“医师公”相对来说也是优势，尤其是“师”，院校众多，南京只需改变“官本位”文化，提升城市吸引力，争取人口、产业留住和流入，何惧“第十城”坐不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