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岷山得名与羌、夷的关系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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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山为大江之源，至迟在春秋时代已成为中原人的常识。《荀子·子道》云：“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其后，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禹贡》亦云：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战国中期以前，“梁州”还属于古蜀中和巴国范围，中原文献中关于此区的地名、部族名置于通名（如山、水、国、氏等）之前的专名（如岷、湔、蜀、蚕丛等），除少数意译者外，一般都采取本地民族语言语词之音译。这应当成为我们追索古代巴蜀地区地名语源的基本原则。

“岷”，古字或作“”、“㟩”、“㟭”（或讹作“崏”）“㟩”，从山，音民[min]，是个形声字，即 “min山”的意思，民、敃、昬、昬攵仅注其音，不表其义。从古至今，并无一人用民、敃、昬、昬攵的古华夏语意义去解释“岷”的本义，相反，《史记·夏本纪》所引《禹贡》却将“岷”字通写作“汶”。汶音字，中古属唇齿音“微”声母，而据汉语语音史，“微”声母在上古发双唇音m，与“明”声母同属一类，“汶”仍读man，系“岷”之音转。这充分说明，“岷”字虽是古华夏文字，而其音、其义皆非源于古华夏语，固然无法用古华夏语的词义去解释。那么它到底源于古巴蜀地区什么语言系统呢？

我们首先得考察先秦“岷山”的范围。

既然春秋时人已知江水源于岷山，且“其源可以滥觞”，则时人已探源至于今松潘北境之雪山，即今川、甘两省间之岷山。至唐初，人们犹公认今松潘北境黄胜关外之岷山为江源，贞观间所置之崌州（按“崌”即“岷”之讹，详后）有江源县，治地在今黄胜关外两河口牧场，即为证据。

又，《禹贡》云：“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则谓沱江亦自岷山出。按沱江乃今都江堰市玉垒山下之离堆引江水而成，是玉垒山亦属岷山之一脉。

又，《山经·中次九经》云：“岷山之首，曰女儿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洛水出今什邡九峰山，与玉垒山同属龙门山脉。《山经》为《山海经》中最为平实雅正之部分，成书于秦统一初（依谭其骧说），所反映的当为战国时人的地理概念。《山经》既以九峰山为岷山之首，则“岷山”范围之广，自然应包括整个龙门山脉在内。

又，《水经注·青衣水》引《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十年（前361），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青衣水即今青衣江，有三源，北源出今宝兴邛崃山，西源出今天全夹金山，南源出今荥经大相岭，则战国中期时人亦谓今邛崃——夹金——大相岭为岷山。

概言之，先秦时古蜀国西部群山皆曰“岷山”，本文渭之“大岷山”。故《海内东经》亦云：“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成）都西。”大江即成都平原之岷江正流，所谓汶山即今岷山；北江在岷江北，无论指今湔江（青白江）、石亭江、绵阳河还是涪江，与曼山皆不出今龙门山脉；南江所出高山在成都西，则高山固不出今邛崃——夹金——大相岭。《海内经〉成书于西汉（依陆侃如、侯仁之袁珂、袁行霈、任乃强等说），可见秦汉之时，人们关于“岷山”的地理概念与先秦相仿佛。

我们再看看先秦、秦汉间的“大岷山”还有没有其它的名称。

前引《海内东经》言北江出曼山，而郭璞注《山经·中次九经》时又谓岷山所出之“江水”即为北江。郭璞去汉未远，其说有本，而“崌”字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即“岷”字之讹，所以可断曼山即岷山之别译，曼、岷乃一音之转，皆译音用字。当然，由地理方位判断，此曼山当指今龙门山，而非松潘岷山。汉时广汉郡有蔓邑，今龙门山之大部即在广汉郡境，蔓邑很可能就在曼山之下，因山得名。或以九峰山有弥濛水（或曰濛水、濛江），曼山即“蒙山”之别译。但弥濛水名乃见于唐《元和志》，秦汉时是否有此名尚不清楚，故此说尚需斟酌。其实，围绕龙门山区秦汉时有绵虒（今汶川南）绵竹（今德阳北）绵水（今绵远河），隋时有绵州（今绵阳）绵谷（今广元），这些“绵”字的缘起，与其依汉语词义释为“绵历”之意（《方舆胜览》），倒不如视之为“岷”、 “曼”之异译更为恰当。县名、州名、水名皆因“绵山”而起，于情于理都无违碍。清人已意识到这一点，[嘉庆]《四川通志》即将绵州之主山呼为“绵山”。后州改县，即以县在绵山之阳，取名“绵阳”。

至于邛崃——夹金——大相岭，据《山海经》所记，秦汉间其北段之邛崃山虽有“高山”之名，其南段之大相岭虽有“崃山”之称，但都是源于秦汉中原移民语言的地名，皆可以古汉语词义释之。如“高山”之“高”，依《蜀都赋》刘逵注：“有水出岷山之西，东流，过汉嘉，南流，冲一高山，山上合下开，水迳其间”，则是山势高峻崔嵬之谓。又如“崃山”，系“邛崃山”之省称，《汉书·地理志》作“邛来山”，《后汉书·西南夷传》作“邛来大山”，是“崃”本作“来”“来往”之 “来”，《华阳国志》谓：“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故名邛崃。（《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任乃强先生校改（华阳国志）逸文“邛崃山本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谓“当是原释邛来之义，作‘邛人、筰人所由来也’”极是。然则先秦时代，邛崃——夹金——大相岭却另有一名——蒙山，见于《禹贡》：“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蒙，汉儒皆释为山名，《汉书·地理志》谓《禹贡》蒙山溪在青衣县（治今名山县北），《水经注·青衣水》谓蒙山在青衣县西，此蒙山固指今邛崃山也。又，《水经注·沫水》云：“沫水东南过旄牛县北，又东，至越㠐灵道县、蒙山南。”灵道，即零关道之讹，在今甘洛县（依任乃强），县北之大渡河即古沫水，再北即今大相岭，是蒙山亦指大相岭。岷、蒙，上古音同属明母，显系一音之转，都是译音用字。

既然先秦、秦汉间的“岷山”又可译作汶山、曼山、绵山、蒙山，通指今岷山——龙门山、邛崃——夹金一一大相岭，那么可以肯定“岷”的语源出自古蜀国西部山区土著民族极其常用的m声母语词。根据古地名起源名从其人的一般规律，笔者以为这种m声母语词应当与土著民族的称呼有关。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岷山”地区秦汉间的土著民族有氐、冉、駹、徙、筰等数种。据民族学研究，他们相互间都有某些渊源或亲缘关系，在广义上都属于古羌语系统（今藏缅或藏彝语族前身）民族。这些族类因所处具体地理环境不同、生活环境不同，至迟在秦汉间已发生某种程度的语言、文化分化，另一方面，中原人对他们接触了解的程度不同，加以中原人自身的语言、文字在秦统一以前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当时中原文献中，对这些族类名称的翻译及文化的描述也就显出差异，甚至还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在《史记》、《汉书》中“大岷山”地区就没有“羌”类，只有“夷”或“氐”类，冉、駹、徙、筰都属于“夷”，但《后汉书·西羌传》却说广汉郡塞外属国有白马羌、龙桥羌、薄申羌，甚至还有大牂（羊）夷种羌；又如冉、駹夷，《隋书·苏孝慈传》作“冉、尨羌”，《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引《括地志》曰：“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地也。”《史记·六国表》索隐云：“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又如徙夷，又作斯榆、叟夷，《水经注·青衣水》谓之“青衣羌”；又如筰夷，或作筰都夷、摩沙夷，现已公认为今彝语支纳西族的先民，但《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说：“其人皆被发左衽”，与以“被发覆面”为俗之羌人又甚相似；又，《后汉书》之白马羌，在《史记》、《汉书》则为白马氐；又，《逸周书·王会解》孔晁注云：“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又，《新唐书·南蛮传》谓黎、邛之西有三王蛮，㠐、戎之间有姐羌，皆古筰都夷、白马氏之遗种。这些例子，都说明古人认为夷与羌、氐与羌、夷与氐之间可以互通。

但是另一方面，古人对夷、羌、氐有时也是分得很清楚的，如《后汉书·西南夷传》就明确地将“大岷山”地区的族类分为六夷、七羌、九氐。当代民族史专家马长寿先生对秦汉时期的氐与羌，蒙默先生对夷与羌，都作过比较缜密的研究，认为他们当时相互间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属于不同的族类。

怎样看待先秦、秦汉间“大岷山”地区夷、羌、氐三族既有区别又可互通的现象呢？如果为了证明谁是谁非而循名责实，难免会治丝而丝益棼。如上所述，很多史料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但又都是钢鞭材料，不能简单地判定谁是谁非。所以笔者认为，古人对夷、羌、氐三族加以区别，说明当时这三族无论语言还是文化都的确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另一方面，古人对这三族又常相混淆，则表明这三族互相间产生分化的历史并不太久，语言、文化等方面还有许多接近或类似的地方。比如，尽管夷类是今彝语支先民，羌类是今羌语支先民，现代语言属于不同的语支，但在先秦、秦汉时代他们都可能属于同一语支——古羌语支，都可能使用m声母语词作为自称或族名，有不少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夷和羌在先秦都是牧养牦牛的族类，所以汉世的文献中常有“旄牛夷”、“牦牛羌”之称。但是这里的“旄牛”或“牦牛”，并不是“长毛的牛”的意思，而是取义于“mau人的牛”或“mau族的牛”。“毛”只注其音，不表其义。因为mau这个音除冠于“牛”之前作定语外，还可冠于其他名词之前组成族名。如《华阳国志》载汉时越㠐郡有“摩沙夷”，今人多已指其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之旄牛夷，“摩”即“旄”，“沙”即“些”、“梭”“叟”之音译，按今彝语支语义即“人”的意思，“摩人”即“旄人”也。又如唐初《括地志》记茂州都督府属下之筰州有“猫羌”，应当就是隋代“冉尨羌”中的“尨[maη]羌”、汉代“冉駹夷”中的“駹夷”，猫、尨，駹都是“牦”的异译。此外m声母语词还常用作地名。《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佚文：“旄，地也，在邛崃山表。” “汶江道，濊水、駹水出焉。”“汉嘉县有沫水从西来。”旄、駹、沫皆同音异译。显然，上述m声母语词旄、牦、猫、尨、駹、摩、沫等，都与古“大岷山”地区夷、羌系土著居民的族名有关。

那么这些m声母族名在古夷、羌系族语言中的本义是什么呢？我们试从近现代羌族语言中探索。

马长寿先生说：“羌族的自称，于古文献无所征。往年我在四川西北部调查时，听到羌民的自称名号很多，或是‘日咩’[βmi]，或是‘日绵’[Bmiε]，或是‘日玛’[Bma]。‘日’[B]是词头辅音，作冠词用，无特殊意义。简言之，羌的自称是‘咩’‘绵’或‘玛’。它是什么意思呢？大抵言之，颇似汉语中‘民’之音义，即人民之义。西藏第五世达赖喇嘛著有《史荟珍筵》一书，内谓古老藏语称人为‘mi’，至赤松德赞时下令改音，称人为‘mua’。羌之自称‘mi’、‘ma’与古藏语之 ‘mi’、 ‘mua’绝相似，此亦可为人民之义的佐证。”

据现代民族调查，茂汶羌族自称因方言、土语的差异而有日玛[zma]、尔玛[xma]、日麦 [zma]、尔麦[xma]、日咩[zmi]、尔咩[xmi]等，都是本地人、土著人、土人的意思，与马长寿先生所见略同。“羌”，只是历史上汉人对羌人的称呼（按：他称），古汉语词意即“牧羊人”（《说文解字》），与羌族固有语词意义无关。在羌语构词中，辅音的弱化是最常见的语音变化现象。 z，m和xm都是复辅音声母，其前置辅音（即马长寿所谓词头辅音）z和x都可弱化或不读，只读基本辅音m，如中古的川西羌人即有弥药[minyog]、木雅[minag]等称呼。近世羌语南部方言中复辅音声母较少，即是一些前置辅音弱化的结果。此外，辅音的弱化也可表现在韵尾辅音上，如鼻音韵尾n、η即往往因此消失。也就是说，ma、ma、mi、miε皆可由man（曼）、maη（駹、尨）、man（汶）、maη（蒙）、min（岷）、miη、kmian（绵）、miaη等演变而来。曼、駹、尨、汶、蒙、岷、绵系诸音在上古汉语中皆可自通，而ma、ma、mi、miε系诸音亦系羌语自通之词，说明两系之间必有内在联系，而非巧合。这样，“岷”系译音的语源，通过对羌语本义的分析，证实它们就是来自古“大岷山”地区夷、羌系族类的自称兼族名。

当然，这里还得作一点比较重要的说明，即是否能用近现代茂汶羌语词义解释古“大岷山”地区羌、夷语言的词义，也就是需要证明现代茂汶羌族是否就是古“大岷山”地区夷、羌系后裔的问题。查《隋书·苏孝慈传》，开皇八年，“冉尨羌作乱，攻汶山、金川二镇，沙罗率兵击破之。"尨即駹，说明秦汉时之駹（牦）人隋代仍生活在岷江上游地区，并已被明确划入羌人范围。另一方面，《舆地纪胜》卷151永康军条引南朝李膺《益州记》云：“玉女房西五里有白沙溪，源出灌口，俗号滋茂池。”《元和郡县志》茂州条云：“贞观八年改（南会州）为茂州，以茂滋山为名。”滋茂、茂滋，必有一误，考滋茂池唐宋时人多别作“慈母池”，则作“滋茂”是。滋茂，音zmau，与今茂汶羌族自称zma相同，其为东晋南朝时龙门山区土著羌人之自称兼族名无疑，“滋茂山”即“茂（牦、猫、駹）人之山”的意思，“滋茂池”即“茂”（牦、猫、駹）人之池”的意思。显然，此种 “茂人”上可承秦汉“大岷山”之牦牛羌（夷），下可接今茂汶羌族。至于茂汶羌族史诗中有关古代羌戈大战后外来白苟羌替代原住戈人之传说，笔者以为当以战国秦汉间茂汶一带羌、氐（蜀）之争或羌、夷之争解释之，不能否认“大岷山”地区土著居民属于古羌语系统的结论。并且即使白苟羌在秦汉以前不在茂汶，然据蒙默先生考证，亦在今白龙江上游岷山地区。另外，在业经确定为羌语支语言的嘉绒语（分布在今阿坝州南部）中，对“人”的称呼是塔尔米[tαrmi]、特尔米[tarmi]、克尔缪[karmiu]，在普米语中，对“人”的称呼是米[mi]，自称兼族名是普英米 [phЗmi]、普日米[phzmi]、普米[phmi]，其声母基本辅音与羌语一样都是m。可见，用m声母语词称代“人”这个意思并进而用作自称兼族名，在羌语支中是比较广泛而稳定的语言习惯，用以对应古“大岷山”地区羌语支语中m声母语词的本义，当无不妥之处。

结论：“岷山”（包括“曼山”等）系先秦、秦汉间中原人对古蜀国西部山区今岷山一一龙门山、邛崃——夹金——大相岭的通称；“岷”与“曼”、“绵”、“汶”、“蒙”“牦”、“駹”等都是这片山区土著民族一羌、夷的族名，源于其自称，本义是“人”；“羌”或“夷”是中原人对他们另起的称呼；“岷山”即“岷（曼、绵、汶、牦、駹）人之山”的意思；岷、曼、绵、汶、蒙、牦、駹相互间的语音差别，出自译者或被译者的方言差异；其与现代羌族自称词的语音差别，则是出自羌语本身的语音变化规律。

作者：郭声波

来源：《民族研究》1996年第03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王玉凤

校对：宋柄燃

审订：贺雨婷

责编：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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