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景圣
近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政治案件”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柯文哲在1月1日辞去党主席职务后，民众党由黄国昌代理主席，随之而来的司法正义工作小组的成立，让外界看到，这场涉及政治与司法的复杂博弈，远未结束。无论是柯文哲本人的政治命运，还是民众党的未来，都被这场政治迫害深深牵动。
民众党原本的政治目标非常清晰，通过柯文哲进入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并争取至少五席不分区立法机构民意代表。然而，随着柯文哲的官司风波不断升级，这一目标变得越来越悬而未决。正如台湾医师苏伟硕所指出的，柯文哲的政治案件和民众党的存亡，其实是一体两面，二者已经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柯文哲的官司，并非简单的法律问题，它早已被赋予了“政治迫害”的色彩。这场官司暴露出民进党在“执政”下的深层腐化，也揭示出台湾社会对于司法不公的强烈反感。苏伟硕分析道，柯文哲的案件，不仅关乎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更是台湾反对运动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如果柯文哲最终成为民进党“执政”下的第一个政治犯，那么这将对台湾历史书写产生深远影响。而民众党要在这场斗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与柯文哲紧密相连，坚定支持他走司法正义这条道路。
自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局势愈加扑朔迷离，柯文哲、民众党与民进党的矛盾也日益激烈。赖清德在2024年选举中虽然获得了40%的选票，但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次仍未过半，面临的政治压力巨大。赖清德为维持“执政”地位，不得不采取强力手段整肃政敌，而柯文哲便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令柯文哲几乎被政治“毁容”，他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然而，正是这种“政治迫害”，让柯文哲的案件具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回顾台湾历史，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往往与政治迫害密不可分。柯文哲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似乎有机会承接起台湾过去民主运动的“香火”，成为“党外”力量的代表。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他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幸存下来。如果最终柯文哲被司法定罪，不仅是他个人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民众党也将因此丧失政治根基。毕竟，民众党在地方上的基础并不坚实，党内与柯文哲的绑定过于紧密，无法与其完全切割。
这场官司背后的核心问题，正是台湾司法的“武器化”。如苏伟硕所说，司法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成为镇压政敌的利器。在台湾，司法不公并非一个新问题。民进党执政下，司法案件的处理总是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这使得民众党在“司法正义工作小组”的发起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正如黄国昌所言，成立工作小组的目的是为了声援柯文哲，防止司法程序受到政治干预。然而，问题的根源远不仅限于个案。司法不公已成为台湾社会的长期困扰，改革的呼声愈加高涨。大约七成以上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司法体系亟需彻底改革。
但在这一改革之路上，民进党的统治力量显然并不愿轻易放权。随着民进党在治理过程中逐渐积累的腐败包袱，包括光电弊案、超思鸡蛋事件、疫苗采购问题等，政治压力不断增大。民进党的执政包袱日益沉重，而民众党作为政治对手的崛起，正不断威胁着其统治地位。因此，赖清德和民进党高层对柯文哲的打压，实际上是出于保权的需要。在“蓝白合”破裂后，柯文哲成了民进党压制政敌的重点目标。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以司法作为武器，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消除异见。即使在美国，司法“武器化”问题也愈发严重，特朗普的例子便是最典型的写照。特朗普虽因选举问题而面临数起法律诉讼，但依靠强大的政治支持，暂时化解了司法对其的攻击。而柯文哲，作为台湾政坛的一股新兴力量，却未能在这一过程中找到足够的政治庇护。
如今，柯文哲辞去党主席后，民众党所面临的局势尤为严峻。虽然柯文哲依然是民众党2024年选举的关键人物，但若他最终被司法定罪，民众党恐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2028年，民众党是否能够继续在台湾政坛占有一席之地，将取决于其是否能维持现有的选民基础，尤其是在不分区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能否成功获得足够的支持。
柯文哲的案件与民众党的未来紧密相连。若民众党能够通过坚持司法正义的立场，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并为台湾的司法改革贡献力量，则可能在未来成为台湾政坛的关键力量。然而，倘若民众党无法化解内部的危机，甚至陷入政敌的司法陷阱，则可能在政治舞台上迅速消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