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处：《谁棹满溪云：碑帖的另一种叙事》，作者：闫珍珍，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 2025年1月
我生之初
《我生帖》拓本。
在《淳化阁帖》一个隐秘的角落里，藏着短短一句话：“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旁注作者：蔡琰。像是章草到行书过渡的字体，“之”与“后”两字连带，有一些行草书的意味。这句话出自她著名的乐府诗《胡笳十八拍》之第一拍。
这悲怆的诗句，脱胎于《诗经·国风·王风·兔爰》：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
兔是野兔，雉是山鸡。兔性狡猾，就像小人，雉性耿介，就像君子。政治黑暗的年代，小人可以逍遥自由，而君子就会无辜遭难。君子生在这样的时代，还不如长睡不醒！
《毛诗序》曰：“《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崔述《读风偶识》又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
不管桓王还是幽王，“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总是没错。诗人喜欢感叹“生不逢时”，可能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蔡琰改成了：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蔡琰，字文姬，是东汉文人蔡邕的女儿，“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史书上没有关于她生卒年月的明确记载，但提到她战乱中被掳至胡地，后被曹操重金赎回。
如果说一个人的命运分为两部分，命是“先天”，运是“后天”。那么，“我生之初”就是命，“我生之后”就是运。与“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不同，蔡文姬的“生不逢时”不是时运不济，而是命运多舛。
“我生之初”的蔡文姬堪称“投胎典范”，她出身于陈留望族，今天的河南开封。《三字经》对她的描述是“蔡文姬，能辨琴”，还有一句是“谢道韫，能吟诗”。谢道韫是王羲之的儿媳妇，蔡文姬是蔡邕的女儿。
如果王羲之被称作“书圣”，那么蔡邕可能就是“书仙”。唐人张彦远撰《法书要录》卷一《传授笔法人名》记载：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肜、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不管这个传承体系是否靠谱，蔡邕在书法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据传最早的书论《笔论》也是蔡邕所作：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
蔡文姬家藏书众多，他的父亲最初给汉灵帝校定经书文学，在天文、数术、辞章、音乐等方面无不精通。熹平四年（175），蔡邕将六经用隶书写在碑上，立于太学门外，给学习经书的人作规范。那时不像现在，书法字帖这么多，去太学门外观看和摹写经书的人塞满了街巷，车马停得水泄不通。这可能是有史可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堵车。
传说飞白书也是蔡邕发明的，他在鸿都门看到工人用扫帚涂着白土写字，得到了灵感，融入书法中。
在这样有名的父亲庇护下，蔡文姬自小就被各种光环笼罩：音乐神童、文学天才、书法世家……九岁时听到父亲蔡邕弹琴，凭借弦断之音就能马上说出，是哪根弦断了。看到自己女儿这么有音乐天赋，蔡邕就把自己非常珍视的琴送给了她。这把琴就是大名鼎鼎的焦尾琴。
《射雕英雄传》里郭襄在少室山林中聆听“昆仑三圣”何足道以琴作乐，弹的正是焦尾琴。传说这把琴是蔡邕“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从火中抢救出了一段燃烧声音很不同的梧桐木，制成的琴。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
别家孩子十几岁可能还未识字，蔡文姬已经诗书礼乐无不通晓了。如果不是生逢乱世，作为一个神童，蔡文姬的童年足够写上十本《陈留女孩蔡文姬》。她的爸妈也早该把她拎着四处开讲座，讲演如何教育子女，开一个“成功学”的专修班了。
我生之后
可她的婚姻之路并不顺利。
曹植《弃妇篇》里写：“拊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蔡文姬十六岁时初嫁河东卫氏卫仲道，却因夫亡无子而归宁于家。
父亲的去世大概也发生在这前后。初平三年（192）董卓被杀，蔡邕当着王允的面叹息，结果被下狱。当时蔡邕正打算写汉史，已经写成的篇章已一百多。很多大臣帮他申辩，说蔡邕死了，谁来书写汉史呢？可他终未幸免，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东汉末年，诸侯混战、异族入侵，“我生之后”的蔡文姬，命运急转直下。
先是董卓焚烧洛阳，强迫君臣百姓西迁长安，中原地区陷入混战。兴平年间(194-195)，董卓部下余兵被南匈奴左贤王所破，蔡文姬也在这次战乱中落入胡人之手。在五言体《悲愤诗》里，蔡文姬这样描写这段历史：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天下丧乱，胡骑所到之处，疯狂杀戮，尸骸相交；马上挂着男人的头颅，马后捆着抢来的妇女；亲人偶然相见，想说话而不敢言语；稍不如意便被斩杀，还要忍受他们的辱骂；或是棍棒毒打，或是连骂带打；想死死不了，想生却没有一点希望……这样的场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描述。
正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如果只是在神童的轨迹上行走，蔡文姬无法写出《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这样留传后世的作品。唐人在诗里把蔡文姬比作大义和亲的明妃：
蔡琰没去造胡笳，苏武归来持汉节。（李益《塞下曲》） 胡笳悲蔡琰，汉使泣明妃。（李敬方《太和公主还宫》） 明妃愁中汉使回，蔡琰愁处胡笳哀。（顾况《刘禅奴弹琵琶歌》）
史书上说她“没于左贤王”，“没”这个词一般用于俘虏，可见她的地位，跟和亲的王昭君无法相提并论。“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短短九个字，概括了蔡文姬的第二次婚姻。
《胡笳十八拍》从十二拍起，都是蔡文姬对儿子的思念：
忽逢汉使兮称近诏，遗千金兮赎妾身。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二拍） 愁为子兮日无光辉，焉得羽翼兮将汝归。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遗。（十三拍） 山高地宽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十四拍）
第十二拍喜中有哀，喜的是汉使带着诏书和千金来为她赎身，哀的是她与幼子从此再无相聚之日。第十三拍母子分开，肝肠寸断。第十四拍思念幼子无穷期，从此“同天隔越兮如商参，生死不相知兮何处寻”。
文姬归汉也是后世文人常创作的题材。吉林省博物院有一幅金代画家张瑀的《文姬归汉图》，就是蔡文姬回归的场面。“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悲愤诗》里的这个矛盾复杂的心绪，被张瑀通过母马和小马驹的图画表现出来。
《文姬归汉图》里的蔡文姬，目光坚定，不惧风沙，有一只小马驹跟在队伍里。可见回家的道路如此漫长，母马在路上诞下了小马，而马儿尚且能母子不分，蔡文姬却要骨肉分离。
金 张瑀《文姬归汉图》。
不仅如此，“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一起被掳掠来的同伴向她告别，羡慕她能够回去，哀叫声让人心肺欲裂。
缺失的身份
曹操感念蔡邕之旧谊，不仅用重金赎回蔡文姬，还为她包办了第三次婚姻。“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五言《悲愤诗》最后写：
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史料的记载到这里就结束了，蔡文姬之后的身世成了一个谜。《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梁有“后汉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但宋代已经失传。欧阳询等人所辑《艺文类聚》有丁廙《蔡伯喈女赋》（蔡邕，字伯喈）一篇，也只是提到她十六岁出嫁、夫丧归家、后被掳胡地十二年这段经历。“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对于《我生帖》残存的这两句，黄庭坚的比喻最形象：“仅余两句，亦似斯人身世邪！”
可蔡文姬与董祀的故事，后世仍在续写。在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和连环画《三国演义》里，董祀是曹操身边的一个小跟班，表面上看曹操撮合蔡文姬与董祀，促成一段佳话。可仔细想一想，蔡文姬归汉时已经三十多岁，而董祀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屯田都尉，这段年龄相差巨大的姐弟恋，即使放到现在仍会引发人们无限话题，更别说是两千年前的汉朝。
蔡文姬的父亲是汉朝高官，前夫是外国王爷，前前夫是士族门阀，而董祀呢？只是曹操手下的一名屯田都尉，不过是个领着六百人种地的小官，充其量相当于今天的村主任。
后人续写的爱情故事很美好，可实际上，只是为了衬托曹操的浩大恩泽和伟岸形象，成为政治宣传的需要罢了。那时班昭的《女诫》滥觞，三从四德盛行，丈夫可以再娶，妻子不能再嫁。与蔡文姬同在《后汉书》里的“列女”们，一半以上都是以自杀“入选”。蔡文姬并不是没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所以她在《胡笳十八拍》里写道：
我非食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日居月诸兮在戎垒，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憋之念之兮生长边鄙。
不是她贪生怕死才活到现在，而是活着才有希望回到故乡，死后葬于故土才能安心。她为胡人丈夫生了两个孩子，养育他们并不觉得羞耻，反倒是觉得生在边境苦了孩子。
她的不快乐也很明显，除了感叹“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还有“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
一千七百年后，法国作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里写：“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蔡文姬就是通过写作，把自己的身世与号啕，写进历史与文学。
可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在正史里只能以“董祀妻”的身份存在，哪怕《后汉书》里并没有董祀的传记。《后汉书》里的董祀是依附于蔡文姬出现的，作者范晔对他的笔墨也惜字如金：“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蔡文姬“蓬首徒行”为其向曹操求情，才救了他的性命。可董祀之后的命运，书里并没有交代，范晔着重描写的是蔡文姬默写父亲蔡邕藏书（或著作）的记录：
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这才是蔡文姬被写入历史的真正原因，在男性社会中，女性只有通过才华和写作，才有可能摧毁等级和清宫戒律。
南宋 佚名《文姬图》。
后人评说
能够在正史中发言或书写自我的女性，在明清之前寥寥可数。也正因如此，近千年来关于蔡文姬的质疑从未停止过。
她的传世之诗有三篇，分别是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以及乐府《胡笳十八拍》。北宋以来，便有这些作品是否为蔡文姬所作之争论。苏轼就觉得五言《悲愤诗》不像蔡文姬所作，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那时建安七子还没有开始写五言诗，蔡文姬不可能在他们之前。
虽然蔡居厚的《蔡宽夫诗话》反驳了苏轼的观点，但大文豪强大的影响力仍然渗透千年。直到近代梁启超指出：“这首诗与《十九首》及建安七子诸作，体势韵味都不一样，这是因文姬身世所经历特别与人不同，所以能发此异彩，与时代风尚无关。”算是间接回应了苏轼的疑问。
而作为战俘的蔡文姬，更是因为其女性身份，遭遇了近千年的指指点点。
《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就质疑范晔的治史标准，他说秦嘉之妻徐氏，毁形不嫁，才是“才德兼美者也”，而董祀妻蔡氏，为胡人生了孩子，受了胡人侮辱，只能是“文词有余，节概不足”。但徐氏这样从一而终、贞烈寡妇之典范不能入选，而选了蔡文姬这种文采焕然却失去节操的女人，“列女”的标准是什么？
南宋诗人林景熙题画诗《蔡琰归汉图》：“惜哉辨琴智，不辨华与夷。纵怜形势迫，难掩节与亏。”意思是，蔡文姬能辨琴，怎么分不出胡人与汉人？
宋人刘克庄就更加刻薄，对于《后汉书》中蔡文姬默写父亲藏书的那段，他说，蔡琰对曹操表示“男女之别”，却不能免为胡人之妻，犹如《孟子·尽心上》所说，不服丧三年，却计较三五个月的缌麻、小功等丧服，简直不明轻重。
朱熹的《楚辞后语》倒是收录了《胡笳十八拍》，也承认其为蔡琰所作，但他专门说明“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恶云尔。”他并不是宽恕蔡文姬的失节之耻，只是为了批判写《反离骚》的扬雄，还不如一个女流之辈。
从历史上来看，越是认真、忠实地实行这些观点、训条的女性，就越没有活路。即使才华如蔡文姬、李清照，也难以摆脱其性别的从属身份，和因亡夫或数嫁引发的道德审判。直到近代公开出版的文学史中，才不见有人以“不能死节”来贬损责难蔡文姬。
但也有人抛开性别偏见与节操滤镜，以集句、模仿的形式向蔡文姬致敬。王安石开创了宋代文人《胡笳十八拍》创作集句诗的先河，除了引用蔡琰的原诗，他还用杜甫等人的诗重组，为蔡琰的“以诗为史”代言。直至清代，诗人沈德潜甚至为蔡琰找到杜甫当“继承人”，把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视为《悲愤诗》的续作。
书法史上的蔡文姬也是不能忽视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宋代刻帖中疑似她留下的这两句。古今书论在讨论八分书体时，都会援引《古今书苑》中蔡文姬的话：“臣父造八分，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
明代谭元春《古诗归》里注：“一别经史胸中，一双古今明眼，作此辱事，读其所自言，又觉不忍鄙之，反增怜惜而已。”在世时历尽悲惨遭遇，死后更是饱受嘲讽，蔡文姬的悲怆与苦难，唯有文字能够铭刻。
历史的洪流之中，个人的命运不堪一击。但即使是太平盛世，也有“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即使生逢乱世，也有蔡文姬这样风华绝代的奇女子。她以乘风破浪的姿态在红尘里绽放，低吟浅唱着自己的绝世传奇。
原文作者/闫珍珍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