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浙江嘉兴地区的一份调查显示，松江女中一校女学生对运动的态度相当积极。女学生对体育的喜爱，主要来自学校的鼓励，但在被动的因素之外，也有其他吸引力。撇开体育正课，具有趣味性的体育活动，其实已逐渐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一环。通过资料可以发现，体育正逐渐融入女学生的生活，女学生做运动的理由也相当多样。
女性为了什么而运动?
文 | 游鉴明
1934年，浙江嘉兴地区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嘉兴、中山和明德三所女中，学生最感兴趣的功课除了国语、英语、算学，便是体育。而最有兴趣的运动为篮球和排球。
再以松江女中为例，从前面章节中可以看到，该校在校方和学生自治会的努力营造下，全校充满运动氛围，无论是学生还是教职员都投入体育活动，也因此，该校女学生对运动的态度相当积极。
松江女中所做的三种调查，多少反映了这种情形。
例如，1930年，松江女中对学生进行心理调查，在“学校生活最快乐的是甚〔什〕么?”的选项中，有运动、团体生活、上课读书、同乐会等，结果填写“运动”的人数最多，计32人，其次是“团体生活”，有23人。
“心里最高兴做的事”这项，有做事达目的、运动、读书、音乐、不补考、功课做毕6个选项，选择“运动”的有12人，仅次于“做事达目的”的14人。
而在“最喜欢的学校娱乐（原记：学校里的娱乐顶喜欢）”这项中，167名学生选了运动、下棋和音乐。
至于学生最有兴趣的运动又是什么，该校创校5年的调查显示，球类运动排名最高，其中篮球和排球更是深受学生喜爱。
另外，该校高中师范科三年级，对全校95名学生所进行的“本校学生职业兴趣调查”也表明，在116种职业中，学生最有兴趣的前3个职业是探险者、银行者、摄影师，并列第4的则分别是当篮球员和侦探员，占全体调查人数的31％。
统计数字固然可以说话，但毕竟是静态资料，而该校学生的叙述可以带给我们更真切的一面。
王漱兰在《三年来之初中生活》一文中回忆，她就读的班级在运动方面特别出色，从初中一年级起，她的班级就注重运动，教室里挂满各式球类竞赛的锦标。
她发现，年龄小的同学对运动特别有兴趣，因此，操场上经常遍布着初一学生的足迹。升上二年级之后，除了球类运动，又增添田径赛的练习，也不断有球赛及庆祝会或慰劳会的召开。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很难有学生能不接受运动。
王漱兰便表明，她很喜欢掷篮球，对打球原本没有太大兴趣，但渐渐地，她也爱打球了。她有感而发地说：“虽则很累，可是仍旧爱之不尽。”因此，在初中三年中，运动成为王漱兰的重要生活。
从前述看到，女学生对体育的喜爱，主要来自学校的鼓励，但在被动的因素之外，是否有其他吸引力?
撇开体育正课，具趣味性的体育活动，其实已逐渐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一环。
一位笔名“雪城”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在描写交大学生的生活时，便指出学生的生活可以分成衣、食、住、行、读书、运动和娱乐七大项。
该校因为有宽阔的操场和游泳池，每到下午四时后，操场上到处是人。夏天时，游泳池也是挤满了人。
除了交大的学生，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在陈述校园生活时，也都会提到校园运动的情景。
笔名“忍之”的作者记载医学生的生活时，便描述不少学生利用清晨或晚上健身，例如散步、翻杆子、跳高、跳远、练拳、击剑、打球等。
曾在海军界服务的池孟彬在接受口述访问时，对运动的喜爱溢于言表。他提到小时候，上海很流行一种踢小皮球的运动，他曾是校队一员，而且因为非常喜爱足球，为了看李惠堂、周贤言的比赛，还和同学一起逃课。
这三位的叙述主要针对男学生，但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女学生群体中。
通过短文、自传、口述访问、校刊、日记和信函，我们不仅看到体育如何融入女学生的生活，也发现女学生做运动的理由相当多样。
金安平《合肥四姊妹——一段历史》这本书，曾对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做过一些描述。
例如，“她长的〔得〕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小男生，又胖又壮，样子粗粗的，没有闺秀气”，以及从来没有家人注意她的容貌丰姿，等等。
而19岁以后的张兆和，却吸引不少男性，仰慕者还给她取“黑凤”“黑牡丹”这类绰号。因此，包括她的家人和她自己都十分意外。
还有，当张兆和在暨南大学住校读书时，沈从文因为记挂着这位“脸黑黑的美人”，曾幻想着张兆和那种“晨起做操的生活规律”。
其实，光就“意外”和“幻想”的陈述，我们无法明白个中原因。幸而1929年和1931年的《申报》给了答案。
就《申报》的报道，当年张兆和是中公中学女子篮球队的队长，还邀请复旦大学女子篮球队赛球。这些讯息清楚地告诉我们，张兆和是一位擅长体育的女性，在倡导“体育能带来健康美”的时代，张兆和既胖又壮、既黑又粗的样貌，正迎合了当时的时髦口号，难怪能吸引众多男性的青睐，而运动显然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否则沈从文不会对张兆和产生“晨起做操”的想象。
至于女学生做运动是为了什么。
资料显示，有的人抱着崇高的想法。
例如，毕业自爱国女学校体育科的张载飞便表明，她之所以远离四川，千里迢迢地到上海念体育，是因为受到“有了健强的身体，然后能作伟大的事业”，“要有健强的身体，非提倡体育不为”这些观念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四川缺乏体育人才，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到上海求学。
无独有偶，浙江鄞县女中赵美珍也认为，该校同学每天踊跃地做各种运动，目的就是“想为学校争名誉，为个人争光荣”。
但有的人只是为了锻炼身体或个人兴趣。
曾宝荪记得，10岁时（1903年），她就会练气打坐，还传授给家中的姐弟们。
谢冰莹也提及，就读湖南益阳信义女校时，她每天主动打哑铃，练身体。
而为健康而运动的女性，还包括女运动员。第六届全运会的短跑高手李森回忆，在四五岁以前，她的身体并不好，因为喜好运动，她的身体才逐渐强健，所以她感悟到“一个人底身体健康，倘若自己肯努力锻炼，就不愁不会改进”。
至于吴舜文，则表明，进中西女塾念书时，学校已经有健身房和网球场，个性活泼的她，因身手矫捷，曾是排球、篮球、垒球的校队队员，因此，当时多半女同学憧憬着爱情，而她却喜欢流连于户外活动。
一位署名“蕙芳”的女学生在日记上写着，她很注重运动，经常邀约同学到校园拍球，有一次，因为很久没有拍球，她竟然感到“心殊怅怅”。
还有人不仅自己注重运动，也鼓励自己的同学做运动。
例如，袁琰希望她的同学不要颓废沮丧，在给同学的信中，就提出以“动”来调适身心的观点，她认为“玩玩球艺或者习习拳术”，能使心境愉快，体魄强健。
就读于上海持志大学的钱小姐，更是古道热肠，除了自己常利用课余向男同学或初中部的同学学习射击，还主动为同学组织篮球队，聘请专家担任教练，而且每天清晨，她就吹着银笛，叫醒同学们练球。
有意思的是，有的女同学还劝导异性运动。蕙芳的日记曾记载着，她鼓励男友利用课余打网球，她的理由是“此事可尝为之，且于卫生有益”。
由上可知，有部分女学生是以主动的态度接受体育运动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尚武”“体育救国”的声浪中，固然有女学生也高喊或认同这些口号，就如第一章曾提到，女学生经由文章的书写，表达这类看法。
但回归到个人的生活，可以看到女学生的运动观，不全然围绕着国家民族，有的人是为了乡里、学校，而更多的是为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