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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日本托英国领事带了文书一件交清政府，从而走上了要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的道路。
日本之所以要打开对华关系，并不仅是着眼于中日关系本身，而且还想借此为打开对朝鲜的关系做准备。
1、和中国建交的缘起
地处中日之间的朝鲜和琉球，在十九世纪中叶时都是独立的国家，与中国、日本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关系。按定制，朝鲜国王和琉球国王在即位时都要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在位期间都要定期（前者每年一次，后者隔年一次）派官员来中国向清朝皇帝朝贡。
基于这种关系，清朝皇帝有义务维护朝鲜国王及琉球国王的统治，帮助他们平定内部的动乱，抵御外来的威胁。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自居“天朝”“上国”，以朝鲜、琉球为“外藩”“属邦”，朝鲜、琉球的封建统治者也这样看待清朝与他们的关系，但清朝并不干预他们的政教禁令。
在经济关系上，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而朝贡国往往得到对华通商的便利。琉球为加强对华关系，在福州设有琉球馆。总而言之，清朝和朝鲜、琉球之间是一种独特的关系，根本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系。
日本在幕府时期通过对马藩同朝鲜有某些联系，通过萨摩藩同琉球有所往来，而萨摩藩主在十七世纪初曾以武力侵入琉球，以后便视琉球为自已的“属国”。
琉球对清朝和对日本萨摩藩的关系虽有某些相似处，但它在各方面都更倾向于中国：1854年、1855年、1859年它相继和美国、法国、荷兰签订条约，都用的是咸丰的年号。
对外单独订约，也证明它实际上具有独立国的地位。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把对朝鲜的关系收归中央，由外务省直接掌管，对琉球的关系仍由鹿儿岛县管辖，(1871年日本废藩置县，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
这时日本要推进对邻近各国的外交，开疆拓土，目标自然落在朝鲜和琉球身上，特别是朝鲜，日本急于与之修复邦交，插足进去，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第一步。
由于朝鲜当政者仍奉行严格的攘夷锁国政策，对日本抱有戒心，拒绝日本修复邦交之议，致使日本无法以外交途径直接与朝鲜建立关系。于是，以武力迫使朝鲜对日开放的“征韩论”（韩即朝鲜）出现了，向中国“寻求旧盟”、借以为开展对朝关系扫清道路的主张提出了。
1870年日本政府决定“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即先向清朝派遣使节，缔结修好条约，利用清朝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向朝鲜统治者炫示自己，然后进而压服朝鲜。
7月，日本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华。
8月，柳原等一行由东京出发，9月4日到上海，28日到天津。他此行的任务是同清政府进行建交和通商的预备会谈，并调查贸易状况。他先后拜见了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并通过成林将日本外务卿的书信转给北京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同意日本特派大臣来天津，与中国代表“会议章程，明定条约，以垂久远，而固邦交”。柳原的目的完全达到。
2、日本的列强梦
1871年6月，日本任命大戴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升任外务大丞的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中国议约，7月到天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办理日本通商条约事务。
双方一经接议，立即出现了根本分歧：日本要比照西方各国成例，加给中国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国则主张缔结平等的条约。伊达宗城提出的条约草稿，是以1861年的中德（普鲁士）条约为蓝本而拟定的，里面集欧美各国对华不平等条约之大成，凡别国已有的各项侵华特权，日本都要“一体均沾”。中国代表断然拒绝。最后大体以中方的草约为基础达成协议。9月13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
这是中日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和通商章程，其主要内容是：
一、两国可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对方首都；二，彼此指定口岸（中国指定十五处，日本指定八处)，听商民往来贸易，除这些口岸外，此国商民不得到彼国内地进行贸易；三、一国的商船货物进入对方通商口岸，应照对方通商税则纳税；四、通商口岸可互派领事驻扎，约束本国商民；民事案件，由领事按本国律例审理；刑事案件，由当地地方官会同领事审办。
根据这些规定，中日两国对等地各在对方享有领事裁判权，这同欧美各国在华在日单独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情况有根本区别；日本原来所希望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内地贸易权等也都被排除。这个条约体现了中日平等的精神。日本统治者想同欧美各国一样在华享有特权的愿望没有实现，对此，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非常不甘心的，此后随时都想伺机改变。
但从另一方面看，中日对等关系的确立在当时还有使日本统治者感到满意之处，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到清朝统治者称为“属邦”的朝鲜面前去拾高自己并进行逼压了。这就是说，日本达到了从对华关系入手为打开对朝关系创造条件这一预定目标。
清朝政府是知道日本对朝鲜怀有野心的，想借立约加以遏制，这个意图在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中得到反映。
这一条规定：
“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这后一句话，从清政府来说就是就日本对朝鲜的关系而发的。由此可见，中日双方在谈判和签订这个条约时，朝鲜半岛的前途问题在各自心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修好条规》第二条规定：
“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这是清政府代表从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一款引过来的，主要是表述中国愿与日本发展互助关系，此外别无特殊含义。
可是日本政府竟担心这一条会在“同西洋各国之交往中招致不信”，甚至“可能给国家造成难题”；10月13日外务卿岩仓具视致函伊达，要他立即回国，对这一条的真相做出说明。
而有些西方国家确实以疑神疑鬼的眼光看待这一条，纷纷向日本外务卿提出询问：美国驻日使馆代办说这就是中日“结成攻守同盟”，德国驻日代表说对中日缔约感到“惊异”。
他们显然对中日之间新关系的建立表示关切，并想对这种关系的发展进程和方向施加影响。这反映出中日建交的意义超出了两国本身，而关系到远东国际关系的大局。
日本政府想把第二条删去。1872年3月柳原前光受命以外务大丞兼少办务使的身份第三次出使中国。他于5月6日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日本外务卿的照会，要求对中日《修好条规》做多处修改。李鸿章责日本刚刚议定条约就遣员议改为自相矛盾，坚决予以拒绝。
3、建交的过程
日本一时既不能强清政府修订《修好条规》，又不愿废弃，那就只有批准实施。1873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前来中国办理使该条约生效的最后手续。他率领大批随员于3月间自日本出发，4月20日到天津。他出使中国的时机很有利，因为前此不久，日本就一艘秘鲁轮船“玛丽亚·鲁士号”)载运华工途经横滨时发生的事件，做了有利于中国人的裁决，并把船上的华工引渡给了中国，副岛本人在这件事上起了重大作用，因而得到清政府方面的好感。
4月30日，在天津举行中日《修好条规》换约仪式，李鸿章和副岛分别代表两国交换了该条约的批准书。5月7日，副岛一行到北京。他的公开使命是祝贺同治皇帝大婚及亲政，经过有关礼仪问题上的周折，在6月29日举行的外国使节觐见皇帝的大典上，他以外务卿兼特使的身份，得以头班单独觐见。
自六十年代初西方各国在北京设立使馆以来，外国使节一再要求谒见皇帝，总未能实现；如今皇帝第一次接见外使，第一个受接见的乃是日使，这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副岛本人以此引为荣誉，这也被认为是日本外交上的一项成就。
随着批准书的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正式生效；以此为基础，两国的邦交也正式建立了起来。
但是，他的本意并不在此。他在公开的使命的掩护下还执行了秘密的使命，那就是为侵略中国做准备。在他进行此种活动之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日本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军事侵犯。
4、日本策划侵台的谋士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这是它侵略中国领土的开端；二、这是它吞并琉球的一个步骤。
在日本向外扩展的历史上，侵略中国和侵略中国的邻国总是互相关联着，这成为一个规律，而此次事件就是这个规律的首次表现。
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日本就向着吞并琉球的目标迈开了脚步。1872年，明治天皇开始亲政，10月，日本宣布设琉球藩，以琉球国王为藩王，列入日本华族。
接着，日本攫夺琉球的外交权，由日本外务省管辖琉球对外事务。1873年进而以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由内务省管辖。其租税缴纳于大藏省。日本这一系列侵犯琉球主权的活动，都是在清政府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中琉关系密切，琉球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依靠清政府，所以照日本统治者看来，诱使或逼使清政府承认琉球属于日本是非常必要的。它找到了一个为清统治者设置陷阱的借口，就是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的事。
1871年12月，琉球岛民60多人乘船遇风，漂流到台湾南部东海岸上陆，其中54人被附近牡丹社居民杀害，经福建督抚查办，将幸存的12名遣送回国。
第二年，日本鹿儿岛县当局得知此一消息，即要求问台湾“兴问罪之师”；从此，“征台”及并琉之议在日本统治者中便愈益流行开来。刚就任外务卿不久的副岛种臣积极推动这一发展，他又得到美国驻日公使德隆的帮助。
由于德隆的推荐，同年(1872年)12月，日本政府聘请美国人李仙得为外务省二等出仕。李仙得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1867年美国借口失事船只“罗佛号”(Rover)的水手在台湾遇害，一度派军队在该岛南部的瑯桥（今恒春）登陆，进攻当地土著居民，当时李仙得以与土著领袖谈判为名，到当地进行活动，搜集了大量资料，俨然成了“合湾通”；现既受日本政府聘用。
马上成为日本策划侵台的谋士。他认为日本要在东亚施展威权，就必须“南据澎湖、台湾两岛”，而琉球群岛在这方面作为军事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1873年3月初，有日本备中州人佐藤利八等4人遭风漂流到台湾卑南社地方，遇救后被送回国，日本竟首称受到劫掠，‘其统治者内部“征台”的叫嚣进一步滋长。
与此同时，“征韩论”也正甚嚣尘上，并且压过了“征台论”。正是在日本这种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喧叫盛极一时的背景下，副岛种臣受命出使中国。他在前述公开使命之外，还负有关于台湾问题的秘密使命，他以冠冕堂皇的外交活动为掩护，悄悄地就准备侵台摸清朝统治者的底，并设置圈套，伺机把他们引进去。
副岛的大批随员中包括柳原前光等文官武将及李仙得其人。
5、日本的“圈套”
6月21日他派柳原到总理衙门，口头说明日本拟向所谓1871年茶害日本人的台湾东部土蕃“遣使问罪”。
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指出：
“本大臣只闻悉生蕃曾掠害琉球国民，并不知此事与贵国人有何相干。按琉球本系我朝之藩属，当时琉球人有自生蕃处逃出者，我朝命官曾予救恤，后转往福建，经我总督仁爱倍加，俱已送还其本国，”
柳原争辩说琉球人即日本人，然后话锋一转问道：
“今谓贵国官吏对琉民曾加救恤，请问对狂暴虐杀疏民之生蕃又曾做何处置？”
毛昶熙等说：“该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蕃，已设府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蕃，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
又说：“生蕃之横暴未能制服，是乃我政教未逮所致。”
柳原抓住这句话，马上说：“贵大臣既谓生蕃之地为贵国政教不及之区，且有往例证明（杀害琉民者)为化外孤立之蕃夷，则只能由我独立国加以处理。”
柳原的这次活动是有预谋的，目的是从清朝当权者的话中抓些把柄，他日引为侵略台湾的口实，而又语无对证。
问者有心，答者无意，毛昶熙等果然掉进了副岛、柳原设置的圈套，他们用语不慎，使日本统治者如获至宝，似乎找到了中国对台湾东部土著居民地区并未行使政权的“证据”。不久日本又派军官桦山资纪等赴台湾侦察，为“征台“作准备。副岛回国后，极力主张尽早“征台”。
同年10月，日本统治集团发生分裂，以右大臣岩仓具视和参议大久保利通等为代表的一派把以参议西乡隆盛为首的一派挤出了政府，副岛种臣也去职，“征韩论”暂时被搁置。这引起那些征韩派军人、骄兵悍将、失意政客等的强烈怨忿，1874年1月有人行刺岩仓未遂。
当政者认为“征台”的时机成熟了，对外征讨并可兼做转移内部不满的手段，于是开始着手制定侵犯台湾的方案。
参议兼内务卿（内务省是上年11月刚成立的）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草拟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2月6日经大臣、参议会议讨论通过，成为指导有关侵台各方面活动的纲领。
18日，前参议江藤新平（与西乡隆盛同时下台）发动佐贺之乱，3月1日被平定；政府为防止此类事件再出现，益感必须加紧准备向台湾出兵。它派往台湾侦察的军事人员于27日至4月1日在瑯桥一带查看了牡丹社、龟仔角等处，并绘制地图。于是武力侵台如箭在弦。
4日，日本政府组织“台湾生蕃探险队”，本部设在东京，支部设于长崎；任命陆军中将兼陆军大辅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族弟)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组成侵台的军政领导班底，并以李仙得为台湾蕃地事务局二等出仕，辅佐西乡。
9日西乡率军舰五艘离东京赴长崎，17日大隈也奉命前往，那里成为发动侵华的基地，而西乡从道积极组建的所谓台湾生蕃探险队，实际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支侵华日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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