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1年，在澳门的街头，一位妇女衣衫褴褛，目光疲惫，跪在繁忙的街道上乞讨。周围的行人纷纷绕行，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伸出援手。
她似乎已经习惯了冷漠和忽视，但就在这一刻，她无奈地举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王铭章上将遗孀。”这一句话，如同一枚石子扔进平静的湖面，引发了层层波澜。
照片上的女子为叶亚华
王铭章上将，一个在战争岁月中赫赫有名的名字，为何他的遭遇会如此令人心酸？一个曾经为国家捐躯的英雄，妻子的困境为何无人关心？
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悲剧与社会冷暖？她的举牌，既是无声的控诉，也是对遗忘的呼喊。背后掩埋的秘密，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一、出川抗战，川军士气高昂，为何却连吃败仗？
王铭章1893年出生，四川新都人。他幼年父母去世，靠叔祖父资助上学。从四川陆军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后分配到川军刘存厚师担任排长。辛亥革命后，四川政局动荡，大小军阀林立，进行了长达近20年的混战。王铭章不可避免地卷入军阀混战中，从一名排长成长为师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领袖刘湘主动请缨。川军迅速编组成23、22两个集团军，一路由刘湘亲自率领经万县乘船走水路出川，后来参加南京外围战斗。一路由邓锡侯、孙震等人率领经川陕公路，先到西安，再赴山西前线。
川军常年内战，颇为社会诟病，将士们都觉得脸上无光。这次出川抗战，大家都想杀敌报国，一洗过去耻辱，士气特别高。
川军中涌现出许多豪言壮语。刘湘病逝前留下遗言：“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四川学生王建堂投笔从戎，父亲送他一面“死字旗”，上面写道：“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王铭章出征前把两个夫人叫到房里说：“这次出川抗日救国，是敌强我弱，绝非三年两载，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的决心是不成功则成仁，我是军人，战死沙场是为国家民族而战，是死得其所。”
川军士气虽高，但作战并不理想。王铭章率领的122师364旅最先赶到山西前线。当时娘子关战事吃紧，负责指挥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官黄绍竑，他连最后的预备部队也都用光身边仅剩200多卫士，但娘子关右翼还是被日军突破。
老百姓夹道欢送
黄绍竑急令364旅前往平定、阳泉阻击敌人，不料364旅与敌激战不久，因伤亡过半而退了下来。随后赶到的366旅被黄绍竑调到东西回村阻击日军，该部先头营还未接近西回村就与日军遭遇，被包围。激战一天后，趁着夜色才突围出来。
无独有偶，在南京方面，146师师长饶国华负责防御泗安、广德一带，掩护从淞沪会战中败退下来的主力撤退。该部也未能抵挡住日军，饶国华命令手下一个团长率部反击，该团长竟然率部后撤。泗安、广德丢失后，饶国华羞愤自尽。
川军不仅没打好仗，名声也不好。在作战过程中军纪涣散，还常常骚扰老百姓，这一点老蒋和时任军令部长徐永昌都在日记中有所记录。
王铭章本人是袍哥，人称“袍哥将军”，其部下官兵很多人也有袍哥背景。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没什么文化，但讲义气，敢作敢当，也容易意气用事。王铭章在率部退往晋南时，路过一个阎锡山的军需库，直接让人撬开军需库把物资分了。
川军表现差绝非贪生怕死，而是一些客观原因导致：
其一，川军混战20年，各部都是军阀出身，思想觉悟较低，各种腐朽作风和恶劣习性一时间难以转变。
其二，川军装备差，难以抵挡日军的冲锋。122师727团团长张宣武回忆，当时部队装备的是川造步枪，打几枪就拉不开栓了。步枪大多没配刺刀，战斗力好的部队每人配一柄大刀。轻机枪一个团或者一个旅才有三五挺，手榴弹每人三四颗。
野炮和反坦克武器完全没有，甚至很多士兵连飞机、坦克都没见过。在西回村附近，日军依靠大炮和轻重机枪掩护，一下就突入了366旅阵地。川军枪上连刺刀都没有，只能靠枪托与日军肉搏，所以伤亡极为惨重。
其三，异地作战缺乏补给，影响军纪。川军出川作战前，老蒋曾答应到西安后给予补给。出川时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和草鞋，到了北方已经是冰天雪地，邓锡侯去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补给，蒋鼎文推脱说要先请示。
结果一请示，山西方面吃紧，川军被调去第二战区，补给自然要问阎锡山要，但阎锡山舍不得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只是象征性地给了10多支冲锋枪。另外，川军没有配备兵站，一进入战区就缺乏粮食，只能征用老百姓的，自然就出现了败坏军纪的现象。
王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