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轴线西侧的琉璃厂文化街，是北京文化氛围最浓厚的街区。成立于1952年的中国书店就伫立在此，民国以来诸多私营古旧书店内擅长古籍装订、修补技艺的老师傅，都汇集在这家书店。
徐晓静是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第四代传人。入行19年来，她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古籍修复师，日复一日埋首于大红案上，像一名医生，用竹启子、镊子、浆糊等“手术工具”，抢救破损甚至糟朽的古籍，最大限度恢复它们的本来样貌、延长其生命。
像医生一样，为古籍诊治
“医生诊治的对象是人，我们诊治的对象是古籍。”徐晓静发现古籍修复师和医生有很多相通之处，都要观察“病人”症状并建档立案、确定诊疗方案，根据“病人”情况调整优化治疗方式，最终化腐朽为神奇，最大程度恢复“病人”身体健康。
和医生一样，古籍修复技艺的要求近乎苛刻，一部破损严重的古籍要经过配纸、补破、溜口、倒平、衬纸、捶平、齐栏、打眼、下捻、上皮、包角、钉线等几十道工序，一招一式都极为考究，一步都不能错，整个过程均保持极致的谨慎。这意味着，在具备娴熟的古籍修复技术、操作细致之外，古籍修复师还需熟悉历代书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制，也要了解、辨别不同朝代、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纸张。
在工作间的一角，摞着各种装帧制式的古籍样本。“这是蝴蝶装，一页有字、一页没有字，翻的时候看起来像蝴蝶的翅膀；这是毛装，修复时经常会遇到，纸捻穿订，没有线；这个是册页装……只有了解每种装帧形式，在修复古籍的时候，才知道怎么拆、怎么补。”徐晓静对每种装帧的特点都了熟于心。
古籍印刷用纸与修复用纸达上百种之多，修复不同的古籍需要选取不同的纸张，考虑纸张的功用、薄厚、质地、帘纹、色彩等因素，对于纸张的种类，她也如数家珍，“这些都是基本功。”实际上，基本功中，光是学装帧，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谓的熟悉不仅是指知识层面的了解，还要求实践层面的熟练，即每种装帧形制都要会拆。
上手修复古籍时，如履薄冰的状态是徐晓静对自己的要求。经常地，古籍的纸张粘在一起，需要先把书页揭开，即便这是刚开始的工作，也疏忽不得，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撕坏书页，造成二次伤害。“干揭揭不下来的，就试着打湿后去揭，这样也揭不下来的，就蒸揭，把书拿去蒸一会，纤维膨胀，更容易揭下来。”如果各种办法都尝试了，仍然无法揭下粘在一起的书页，就保持原状。
补破时也得聚精会神，徐晓静得先把纸张铺平，根据破损处纸张的薄厚、帘纹、色彩等特点，选定修复纸，撕成符合破损处大小的块状，用镊子拼凑完整，再拿起毛笔，用事先调好的浆糊贴好，再撕下多余的修复纸，吸走多余的浆糊和水分，最后晾干、压平、装订。如果古籍中出现了字的缺失，一般在修复时也不会去填字，而是填纸。“古籍是文物，要遵循最少干预原则。”
就这样，自2005年正式入行以来，徐晓静已“医治”成千上万叶古籍，其中不乏国家一、二级古籍善本。实际上，她能走进这一行当，也属机缘巧合。
她和古籍双向“治愈”
2004年，她来到中国书店实习。一天，她按错电梯来到了三楼，看到几个像库房一样的房间，其中一间门半掩着。出于好奇，她蹑手蹑脚去往里瞧，只见两位师傅俯首在红案上，桌上摆着些看起来很古旧的书籍，还有瓷碗、刷子、镊子等工具。
“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师傅们看到我后表现得很热情，邀请我进去看，向我介绍古籍修复是怎么回事。”徐晓静回忆，此后她经常溜达过去看师傅们修书，“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当时我性格相对内向，感觉修书不用和人打太多交道，就在2005年毕业后，申请做古籍修复，书店也愿意给我机会，就这么误打误撞的，我走上古籍修复的道路。”
真正上手学习时，徐晓静才发现这份修修补补的工作并不容易。“师傅们一点点、一遍遍教，不厌其烦，这门技艺就这样学会了。”尽管古籍修复的难度高，但徐晓静反而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逐渐爱上这项事业。
她认为古籍修复是双向“治愈”的工作，她确实在修补、“治愈”古籍，古籍也在“治愈”和滋养她。大浪淘沙，能留存下来的古籍都是珍贵的史料，也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并非每个人都能接触到，能去触摸它、感受它，对徐晓静而言，就是一种幸运。而且古籍中的一些内容蕴含着千百年前但丝毫不过时的智慧，有时能为她指点迷津。
在修复古籍时，徐晓静除了吃饭和上厕所，能在案边坐一整天，整个人沉浸在修复中，也沉浸在古籍的内容和历史中。“仿佛进到了世外桃源，古人的影子变得鲜活起来，他们填词、对诗、喝酒，节奏慢且充实，一时间让我脱离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浮躁，真的很享受。”徐晓静说，完成一本乃至一页纸的修复，都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并且，浩如烟海的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修复古籍就是在保留文脉、保护中华文明。
“除了精湛技艺和耐得住‘冷板凳’之外，这还是一项需要良心的事业。”徐晓静说，在修复的过程中，修到什么程度，是相对主观的，但精益求精，使古籍能最大限度恢复其本来样貌、延长其生命，既是对委托人的负责，也是对古籍、对历史的负责。“这么多步骤，可以糊弄着做，也可以凭良心追求极致去做。”
建设人才梯队，希望古籍修复人才缺口得到弥补
现在，修书之外，徐晓静也在带徒弟、建设人才梯队。三名徒弟中，年纪最小的才25岁。能有年轻人对这项冷门绝学感兴趣，徐晓静很欣慰。她像自己的师傅一样，不吝啬一身本领，言传身教，希望有更多人能来弥补古籍修复人才的巨大缺口。
根据截至2021年的数据，中国古籍修复专业人员已经从十几年前的不足百人，增至超过千人，从最高学历为大专提升到半数以上为硕士研究生学历。但需要修复的珍贵古籍太多了，据媒体报道，仅辽宁省图书馆未整理的15万余册古籍要完成修复，就需百余年光阴。“而且随着时间流逝，没有得到修复的古籍仍在继续破损。”徐晓静很是担忧。
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其中强调，要“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这份文件从战略的高度，进一步确立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对古籍的存藏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利用各环节作出全面决策，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从文件中，徐晓静看到了希望，在工作中，她也确实感受到当前“古籍热”的趋势。“以前我们修的古籍主要是文史类的，现在各种类型的都有，大家的收藏热情也更强。”
科技的发展也在助力古籍修复。在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有纸张纤维检测仪、酸度测试仪、厚度测试仪、白度测试仪等纸张检测设备，可以提高古籍修复的工作效率，对相关科研课题也有助益。
“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给机器设定好程序，它能精准完成部分古籍修复工作，这样也能更快地缓解人才紧缺的局面。”徐晓静说，古籍修复实在太“小众”，宣传和推广也很重要，所以团队平时也会邀请学生、社会人士前来体验，“希望能影响更多人，发动更多力量保护古籍。”
编辑：陈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