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白先慧听说大陆拍摄了电影《血战台儿庄》，父亲白崇禧的形象是正面的，久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涌了出来，那就是回家乡桂林看看。
白先慧是白崇禧的二女儿，白崇禧共有七子三女，在取名时颇有讲究，七个儿子的最后一字分别是“道、德、诚、勇、忠、刚、敬”，三个女儿为“智、慧、明”。
1986年，杨光远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上映，引发极大热议，并同时在香港上映。
国民党在香港的报社负责人谢忠侯，第一时间去了影院，看完后激动的给台湾的蒋经国打电话，说老蒋在这部电影中，形象是正面的，整部电影中，完全以国军的抗战事迹为主线。
蒋经国让谢忠侯尽快将电影拷贝送来，拷贝到台湾后，蒋经国召集国民党所有的“中常委”及部分元老，在放映厅观看。
蒋经国看完后，感慨的说：“这部电影真的不错，没有抹黑我的父亲。”
电影《血战台儿庄》中，除了李宗仁、老蒋外，白崇禧、孙连仲、王铭章、池峰城、张自忠等国军将领也都有出现。在《战上海》等以往电影中，常以负面形象出现的汤恩伯，在影片中的形象也是偏正面的，对汤军团在大战反攻阶段的作用，给予了肯定。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面对汤恩伯的犹豫不决，52军军长关麟征愤然说：“我52军请求单独出击，侧击日军后方，若不能取胜，我去向蒋委员长请罪。”
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生，老蒋的嫡系将领，早年和红军作过战，电影中的他是一个抗日爱国将领的形象。
有一次，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一个老太太来找导演杨光远，见面后两人就要跪下，杨光远连忙阻拦，并询问原因。
原来，老太太是当年守卫台儿庄正面的将领池峰城的妻子，男子是池峰城的儿子。
池峰城的儿子激动的说：“看到父亲在电影中被塑造成英雄，我们全家人都激动不已，我母亲更是哭成泪人，把您当作恩人，一定要当面向您表示感谢！”
杨光远说：“我只是个导演，影片能够拍摄并公映，完全来自于我党客观对待历史的决心。”
《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虽没有在台湾公映，但人们通过拷贝广泛传播。
白先慧见父亲白崇禧在电影中有镜头出现，虽然不多但形象是正面的，便萌生了回家乡桂林看一看的想法。
台湾的亲友大都持反对意见，有人说：“电影是电影，不要忘了，你的父亲是公布的四十多个战犯之一，你要去回去了，被抓起来怎么办？”
白先慧说：“我父亲到台湾后，不被允许离开，郁郁寡欢，生前时常望着家乡的方向发呆。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去一趟桂林，无论是什么后果，都愿意承担。不过，我听说李阿姨在桂林生活的很好，或许是我们想得太多了。”
白先慧口中的李阿姨，指的是李宗仁的原配妻子李秀文，1973年，李秀文从美国回国，住在当年李宗仁在桂林的一栋二层宅子，考虑到房子年代久远，当地政府将其修缮—新。
白先慧先去了香港，在办理好相关手续后，顺利来到了桂林。一路之上，并无人为难白先慧，但她受台湾多年的虚假宣称所影响，还是非常的小心。住旅馆担心身份暴露，白先慧到桂林的当天，住在了李秀文的家中。
李秀文和白先慧聊天时，见她顾虑重重，便说：“我也不用大道理压你，你明天出去转一转，亲身感受比什么说教都好使。”
第二天，白先慧壮着胆子在桂林城内到处逛，发现根本无人阻拦她的活动。白崇禧到台湾后，老蒋为了监视他，在白家对面特设了一个警察哨所。白崇禧外出，必有特务盯梢，家人的活动也受到限制。直至白崇禧死后，笼罩在白家人身上的“枷锁”，这才得以卸开。
白先慧见比在台湾时行动还自由，心中的石头落地了。一连几天，白先慧早早的出门，很晚才回来，她逛了儿时的小巷、学校、旧居，感慨万千。
过了几天后，老晚回来的白先慧，觉得老这样不行，毕竟李秀文年龄大了，睡得也较早，便找了一家旅店住下。
白先慧去桂林前，准备了不少的胶卷，可真当身临其境时，发现再多的胶卷都不够用，想拍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哪怕是桂林城内的普通砖石，都让白先慧感到万分亲切。
在离开桂林这天，当白先慧去饭店找服务员结账时，服务员说：“你的账不用结了，这是我们经理专门叮嘱的，他还让我转告你，欢迎带着家人、亲友多到家乡看一看。”
白先慧吃惊的问：“你们知道我的身份？”
服务员说：“你的父亲是白崇禧，他和李宗仁都是我们广西的名人，在抗战中都是有功劳的。”
白先慧见服务员对她的父亲评价很好，激动的握住对方的手，不断的道谢。
到了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在过磅时，发现白先慧的行李中，有一个袋子很沉重，问：“这里面是什么啊？袋子不算大，却这么重。”
白先慧已完全卸去心中的抱负，打开袋子说：“我是从台湾来的，家乡就在桂林。袋子里面装的都是桂林的泥土、石块，带回去给从广西到台湾的亲朋好友们看一看，闻一闻。”
工作人员听后很受触动，说：“家乡的土石，确实是很好的纪念品，再重都要拿回去。”
白先慧回到台湾后，当着亲友的面从袋子中取出了桂林的泥土、石块，本来还和白先慧谈笑的亲友们，纷纷失声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