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夏朝的存在一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谜团，有人说它是传说，有人说它是真实。更让人疑惑的是，商朝用来占卜的甲骨文里居然只字未提“夏”这个名字。
商汤灭掉的，真的是夏朝吗？
夏朝存在过吗？
上世纪50年代，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发现。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了大量的青铜器、宫殿基址和独特的陶器。这些东西和传说中的夏王朝非常接近。
但二里头遗址里的所有发现都没有“夏”这个字眼，没有文字没有国号，这让考古界和历史学界各执一词。
一种观点认为二里头是夏朝，这里的文化遗址层跟传说中的时间基本吻合，青铜器技术也很先进。周人和后来的史书都认定夏是“第一个王朝”，这些记载不是空穴来风。
另一种观点则质疑这里可能只是一个发达的部落或者酋邦，和后来的“朝代”定义还差得远，二里头可能跟商的祖先有关，而不是夏人。
夏朝的历史是从司马迁的《史记》里整理出来的，而《史记》本身写于2000多年前，距夏王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缺乏直接的实物证据支撑。
夏朝的存在，更多是后人的回忆和信仰，缺少实锤。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属于夏朝的文字记录，考古学家更倾向于认为夏可能并未形成系统的书写文字。这对一个“王朝”来说是个重大的缺失，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国家，如何被称为“朝代”？
甲骨文为何只字不提“夏”？
商朝的甲骨文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体系，它记录了占卜、祭祀、战争、农事、天气等各种信息，被称为“史前大数据”，而这份“大数据”里却没有“夏”。
学者们翻遍了现存的甲骨片，发现商人似乎确实提到过一个与夏有关的词——“西邑”。
在清华简中，有句关键的话：“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这一句被解读为：商汤讨伐的对象，可能叫“西邑”，而不是“夏”。
甲骨文中的“西邑”更多像是一个地理方位的描述，可能是商朝西边的某个敌对部落或区域。商朝的甲骨文重视实际事务，不像后来的史书那样强调历史叙述。
他们在记录时更多关注当前的战事，如果他们认为“夏”已经是一个被消灭的势力，称为“西邑”也不足为奇。
商朝甲骨文中还有一种称呼：“鬼方”，“鬼方”可能也是夏的遗民。
不管是“西邑”还是“鬼方”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夏在商朝人眼中，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被击败的敌对部族或地域单位，商汤讨伐的可能是一群松散的联盟而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甲骨文为何不提夏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商朝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商人更注重自己的成就，他们愿意记住的是自己如何崛起，而不是曾经的对手。
商朝对前朝的称谓与历史记忆
商朝的历史记忆和后世对“夏”的定义有很大出入，甲骨文中没有“夏”，只有“西邑”“鬼方”或者其他隐晦的称呼，那为什么商朝对前朝的记忆如此模糊？
商朝的成功建立在对这些部落的征服之上，但他们不愿把这些零散的敌人记成一个“王朝”，而是选择性地用地名或方位词，比如“西邑”来描述这些对手。
这种淡化可能是因为商朝不想把“夏”抬得太高，如果商承认夏是一个强大的前朝，那自己征服的光辉就会被削弱。
商人更愿意塑造的是自己作为开创者的形象：得天命、承上帝之位。他们需要强调自己的合法性，而不是继承性。
青铜器的技术传承是一大线索。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早期的青铜器，包括酒器、礼器等，这些器物的功能和形制，与商朝的青铜器有一定的连续性。
商朝的青铜文明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可能是得益于二里头文化的技术积累。
礼制和祭祀传统也可能源于夏，商朝非常重视祭祀，甲骨文中占卜和祭祀的记录尤为丰富。
尽管夏的具体礼制已不可考，但二里头遗址的宫殿与宗庙布局，显示出一种早期的宗法制特征，这或许是商朝宗教祭祀的雏形。
这种文化上的继承说明商朝并不是完全否定夏的存在，而是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延续了部分夏文化。但在意识形态上商朝更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以天命论为核心，建立了全新的统治理念。
考古发现
关于“夏朝”和“西邑”的讨论并没有随着甲骨文研究结束，而是因为新的考古发现再次掀起波澜。
2015年，清华大学收藏的竹简中出现了许多关于夏商交替的文字记载。这些竹简明确提到“有夏”“西邑”，并暗示商汤灭夏的战争确有其事。
这些记载让学者们重新审视商朝甲骨文中的“西邑”，并试图将它与夏朝联系起来。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晚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国家特征：有成体系的宫殿区、青铜器工坊，以及高等级的贵族墓葬。
这些发现让“夏”不再仅仅是传说，而是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考古对象。
考古学的局限性在这里也显现出来。遗址、青铜器和建筑只能证明文化的存在，却无法直接证明一个王朝的存在。
文字记录的缺失使得夏朝始终无法像商朝那样被确凿地纳入历史的书写中。
二里头遗址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明确的“夏”这个名字。我们看到了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却无法从文字或文献中得到对应的确认。
夏朝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传说，但它是否是一个“王朝”仍然没有确凿答案，从考古到文献看到的是一段不断被重构的历史。
商朝的甲骨文选择性地记忆前朝，而周人则试图用“夏、商、周”的框架将历史正统化。
周人对“夏”的认同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周武王在伐纣成功后需要一套能为自己统治合法化的历史叙事。
他们强调“夏、商、周”三代的传承关系，把自己塑造为“夏文化”和“商文化”的正统继承者，通过这种叙述，周朝不仅抬高了自己的地位，还为新的礼制和王权找到了理论依据。
这种历史框架被《尚书》《左传》等典籍不断强化，最终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叙事中。
这种叙事也让我们对夏的认知更加模糊，因为周人书写的历史是服务于他们自己的政治需求的，他们可能故意夸大夏的存在，甚至将自己的礼制追溯到“夏”。
那么，夏究竟是历史还是传说？
如果历史必须建立在文献与考古的直接对应基础上，那么夏的“王朝”身份的确缺乏实证。但如果历史可以接受口述传统和文化记忆作为构成部分，夏则毋庸置疑地存在于中华文明的根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