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红色文化”研究的进程、成就与展望
学习党史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铸就的文化，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深入研究红色文化，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从中汲取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动力，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从话语史上讲，相较于“红色文化”，“革命文化”一词出现较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使用，不过大多是在讨论革命问题时顺带论及，且多出现在政治主张和政策纲领的宣传中。革命与变革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人们希望通过彻底的社会改造挽救民族危机，而文化则是其中的重要层面。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其领导革命历程中，无论是提出创造无产阶级的“新革命文化”，还是建设“苏维埃文化”，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当然都属于革命文化的不同表达。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与“文化”基本上是分开言说，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革命文化”也使用较少。事实上，“革命文化”一词真正被广泛使用且有明确所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文化，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来后。换言之，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开启后，革命历史、革命遗产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更加凸显。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于各领域拨乱反正的需要，以及抢救保存档案资料的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编纂和研究工作，并成立专门机构。在此背景下，革命文化史料征集于80年代末启动并在90年代取得显著进展，直接推动革命文化研究在90年代起步。1988年11月，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在青岛召开座谈会，提出《开展苏区、根据地、解放区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的建议》，明确了文化系统的相关任务。在文化部的统一部署下，各地编纂出版了一大批关于革命文化的史料汇编、选编、大事记等。截至2001年，全国文化系统、文史部门整理编辑出版革命文化史料图书、期刊400余种，共计9000多万字。这批史料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文化工作的文件、电报，也囊括了重要文化人物的生平、著述，还收录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文艺作品等。在革命文化史料搜集编纂工作的影响和推动下，90年代中后期，有关革命文化的学术探讨开始出现，不过，学术成果数量较少且停留在微观和个案层面。
进入21世纪后，情况逐步发生变化，不仅“红色文化”概念被正式提出，而且研究成果不断增长。“红色文化”概念可追溯至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其中用“红色文化”形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中国”的公共文化活动。为了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推动红色旅游逐渐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热点。红色旅游热带动了“红色文化”概念的活跃并向学界延展，红色文化研究兴起。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何从历史文化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根脉，发掘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精神谱系研究，红色文化很快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红色文化研究成果激增，《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红色文化学刊》等学术刊物相继创办，《红色文化学概论》等综合性研究著作面世。
综观已有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红色文化资源与红色旅游研究，主要关注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及其综合效益；红色文化的传承创新研究，主要关注红色文化的价值、继承和弘扬的有效途径等；红色文化融入学校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红色文艺作品研究，这类研究起步较早，起初主要探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表现形式，后续开始挖掘作品中蕴含的红色文化特质和深层意义；革命精神研究，该方面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新时代后逐步兴盛；整体性研究，这类研究包括红色文化的界定、红色文化的结构体系、红色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红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红色文化研究的学科化等。应该说，经过数十年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学界的努力，红色文化研究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上，无论是在实证研究还是理论阐释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红色文化内含的重要问题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探讨。
当然，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存在的不足，以便更好地推进研究。
首先，实证研究亟须加强。红色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深入研究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红色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目前的红色文化研究中，理论阐释、逻辑建构较多，实证研究、历史研究较少，且已有的历史研究多集中于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上。革命精神研究在材料的多样性和新材料的发掘方面仍需进一步着力；此外，精神内涵界定加历史故事的研究范式过于单一，需要运用多维视角。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历程研究，大致按照党史的分期进行，基本脉络得到比较清晰的梳理，但同质化较为严重，材料运用上存在雷同且大而化之的问题。实际上，革命文化的资料是海量的且种类丰富，有的已被整理为各种专题资料集，只要肯下功夫，一定能够在微观、中观层面上产生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此外，开展红色文化历史研究需要拓宽视野，注意吸收历史文化学的方法，重视红色文化在符号、仪式、雕塑、建筑、观念、习俗、象征以及传播等方面的呈现。
其次，研究深度和广度亟须拓展，学理性建构亟须加强。就此而言，强化时代站位、放宽历史视界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革命精神、红色文化、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有着丰富论述，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大历史观，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等，为红色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学界认识到，深化红色文化研究需要运用历史“长镜头”“广角镜”，需要在历史长周期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宽视野中考察和分析问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变革和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将红色文化置于人类文化创造、文明更新和共同价值寻求的全球视野中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中加以考察。这种认识和努力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提倡者多、真正进行深入实践者少；在已有研究中，简单例举、浅尝辄止者多，系统深刻、发人深省者少。这就对红色文化研究者提出了增强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等积累的要求。
最后，加强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间的交流合作。红色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多学科进入、交叉是必然的，也有利于广开议题、博采众长。目前，主要有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党建学、历史学、文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学科多、学者多，但是各学科之间很少甚至没有交流，究其原因是缺乏共同议题。如何破解此一困局？笔者认为，树立并不断强化红色文化知识体系构建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从知识体系构建的需要出发寻找共同话题，可能是可取之道。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红色文化植根于中国大地、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自然不能缺席。知识体系离不开概念范畴体系，红色文化研究应包括哪些核心概念、基本概念、重要概念，有哪些跨概念的范畴，遵循什么样的逻辑来建构概念范畴体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者应该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实际上，针对上述问题学界和理论界已有不同程度的讨论，未来，仍需在已有基础上深入梳理，达成进一步共识，并借助这些问题的探讨形成红色文化研究的共同学术聚焦点。
【杨凤城：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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