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在回忆起自己向毛主席的一次进言时,纪登奎对他的儿子说,毛主席当时对他说的话,听起来像是开玩笑,但在实际上是批评他阅历太少,在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毛主席的这番话,也就表示驳回了他的提议。

对于他那次进言时的情景,纪登奎记得特别清楚。毛主席对他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

当时,纪登奎向毛主席进言的那件事,与李雪峰有关。



1973年,在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后,纪登奎和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一起,来到毛主席那里,向毛主席汇报审查的结果。

当时,在谈到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主席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说:“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吴、李、邱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听了纪登奎的话,毛主席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而是说了一句高深莫测的话。他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

对于毛主席所说的话,纪登奎当时虽然没有理解,但还是没有在说话对自己的意见进行解释,而是选择了沉默。

那时候,在毛主席说了那句话后,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也都没有再说。他们是跟随毛主席一起走过来的多年的老战友,在心里只是到毛主席的意见的。

不久后,中央公布了处理结果,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

对于这个结果,周恩来总理虽然认为李雪峰是一个老实人,但也没有多说。在他看来,只要是毛主席做出的决定,他不会轻易反对。



曾经,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对薄一波说过一段特别的话。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表情十分认真,显示出了他对毛主席的特殊感情。这也是两人在多年革命实践中,周恩来总理对毛主席逐渐形成的一种信任。

早在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主席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负责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的时候,两人便相识了。

那时候,在毛主席的邀请下,周恩来到农讲所讲过军事问题;而周恩来也邀请毛主席到黄埔军校讲过农民问题。期间,两人常常在一起,废寝忘食地商谈国家大事和革命真理。谈到深处,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当时,周恩来和毛主席之间的交集虽然不多,但两人留给彼此的印象是很好的。

后来,周恩来知道毛主席的事情,多是从汇报一些文件上和他人的口中。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敬佩和赞赏。

1931年11月27日,毛主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2月,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周恩来离开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那时候,毛主席虽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却无法参与中央红军的决策,而周恩来则不同。



在来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先后担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央红军有很大的话语权。

不久后,周恩来和朱德一起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和指挥红军,艰难地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对于这次胜利,周恩来认为十分难得。在他看来,这样的胜利,红军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和没有让毛主席参与指挥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时候,周恩来便说过这样的话: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因此,在周恩来看来,应该把毛主席放在他擅长的军事指挥的位置上。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周恩来思考了让毛主席回到军事指挥位置的问题,并多次致电临时中央,请求恢复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取得了成功。

在广昌战役结束后,临时中央成立了三人团。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方面,李德负责军事方面,而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关于这件事情,周恩来曾说:“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失利,不得不开始长征。

那时候,有人提出不让带毛主席,让他留在中央苏区,进行调查研究。但周恩来认为不妥。他明确表示,毛主席作为共和国主席,不能留下,否则无法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最终,在周恩来等人的极力争取下,毛主席才跟随红军参加了长征。

在长征中,周恩来对毛主席十分关心,总是不断地让人打听毛主席的消息,询问毛主席有没有掉队。得知毛主席已经跟上来时,周恩来才会松一口气。

此外,对于毛主席提出的意见,周恩来也十分支持。比如,在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上,周恩来便完全支持了毛主席阐述的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会议最终决定,在挥师抢渡乌江后,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正是这个正确决定,对后来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特意来到李德的房间里,将会议的集体决定通报给了没有参会的李德。



听了周恩来的通报,李德表示不同意,并和周恩来大吵了起来。看到李德如此固执,周恩来十分生气,当即在桌子上用力一拍,将桌子上的马灯都震得跳了起来,连灯火都熄灭了,这才将李德震住。

事实证明,在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后,中央红军在不利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次胜利,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大家都十分开心。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

会上,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毛主席被确立了在党中央领导地位。此后,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相互配合下,度过了一次次危难时刻,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合作历史,周恩来和毛主席逐渐成为了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总理,协助毛主席处理党和国家大事,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和认可。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总理才会对薄一波说出那样的话。

1971年4月,在一次回忆上,李雪峰见到周恩来总理时,带着后悔和歉意说:“总理,我这次又跟错了,跟陈伯达和其他的人,犯了错误。”



听了李雪峰的话,周恩来总理十分生气,说:“你跟这个,跟那个,就是不跟毛主席!”

事实上,周恩来总理之所以如此说李雪峰,除了他自己坚定地跟随毛主席、维护毛主席的权威外,也有一些对李雪峰的恨铁不成钢之意。

在周恩来总理的心里,只要紧紧地跟随毛主席就不会犯错,而周恩来总理也是了解李雪峰的。他知道李雪峰是一个老实之人,在历史上也曾做过许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

李雪峰,1907年1月19日出生在山西省永济县任阳村一个殷实家庭里,原名张青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李雪峰自然有着较好的条件接受教育。

在永济县第五高小毕业后,李雪峰担任了小学教员。后来,李雪峰又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院接受教育。

期间,在青年学生中组织和领导了读书会和书报合作社,向爱国青年宣传党的政策和马列主义,并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发行部取得联系。那时候,为了让他的革命行为不影响家人,他将自己改名换姓,取名为李雪峰。

1933年10月,李雪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李雪峰担任了山西互济会党组书记、中共山西省工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直中特委书记、中共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



任职期间,李雪峰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指导了“冀西民训处”,组建了冀西游击队。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李雪峰率领一批平汉线省委干部进入山西省太行区与129师会合。

之后,李雪峰先后担任了晋冀豫省委书记、中共太行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负责领导太行根据地地方党的工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服务。

那时候,李雪峰作为党的地方干部,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工作。期间,李雪峰与太行人民同甘共苦,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7年,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刘邓大军经过21天的千里挺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

当天,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向各部队发出了一个重要指示,要求部队“勇挑重担,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得知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时,毛主席非常高兴,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当时,李雪峰也跟随刘邓大军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战略反攻。此后,李雪峰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副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土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南局党校校长等职。

1954年,李雪峰进入中共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等职。

1959年,周恩来总理以团长的身份,带队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副团长便是李雪峰。

在中央工作的那段时间,李雪峰与周恩来总理的相处逐渐多了起来。由于在工作上任劳任怨,尽心尽力,李雪峰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周恩来总理评价他说:“李雪峰是一个老实人。”

这也是李雪峰在1973年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时,纪登奎觉得他和黄、吴、李、邱不一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纪登奎看来,李雪峰是上了他人的当。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陈伯达大讲特讲。会后,李雪峰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便签发了毛主席十分反感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后来的中央六号简报)。李雪峰也因此卷入了这场风波里。

这便是李雪峰对周恩来总理说的“这次又跟错了,跟陈伯达和其他的人,犯了错误”的事情。



李雪峰之所以说“又跟错了”的话,是因为他以前便上过陈伯达的当。

1960年9月,李雪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在党政军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66年5月,李雪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陈伯达打来的,要他到北京大学去。对此,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

说完后,李雪峰便将电话挂断了。夜深后,电话又响了起来。李雪峰拿起听筒,电话里又传来了陈伯达的声音,还是希望他能去北大看看。

想到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李雪峰原本是想请示中央的。然而,夜已经深了,李雪峰不愿意打扰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

很快,陈伯达又打来电话,语气焦急地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对此,李雪峰依然表示拒绝。



听了李雪峰的话,陈伯达说:“我们一块去。”

最终,由于陈伯达再三打电话要他去,还说要和他一起去,李雪峰实在不好推脱,只好答应了下来。

在等待陈伯达和他一起去北大的时候,李雪峰还接到了康生的一个电话。在电话里,李雪峰并没有听出康生的话有什么问题,但语气总是让人感到 有些凉意。

然而,在李雪峰打电话询问陈伯达什么时候去时,陈伯达表要改一篇稿子,便让他自己去,并让李雪峰去了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

由于北大讲了话,李雪峰回来后感到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说:“少奇同志,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话……”

听了李雪峰的话,刘少奇说:“你不能代表!”

刘少奇的表态后,李雪峰感觉到自己犯了大错,便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刘少奇想了一下,说:“那也不要!”说完后,刘少奇便将电话挂断了。



那天,在放下电话后,李雪峰越想越不对,总觉得康生和陈伯达合伙欺骗了他,上了他们的当。

后来,在提到这件事情时,李雪峰说:“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1971年9月24日,在处理李雪峰的问题时,周恩来总理对毛主席等人说:“李雪峰对他的错误并没有实质性的认识,他已经是两次跟错人了,其实就是故意在他们那里投机,是送上门去的……他在林彪未死之前对林彪始终有幻想,这样的人逮捕法办太重了,可以开除他的党籍,让他继续交代错误。”

不久后,中央决定开除李雪峰的党籍。对此,纪登奎感觉到有些重了。

1973年,在和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向毛主席汇报时,纪登奎向毛主席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吴、李、邱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当时,听了纪登奎的话,毛主席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

后来,随着纪登奎阅历的增长,纪登奎逐渐明白了毛主席话里的意思。

不久后,李雪峰被开除了党籍,并被隔离审查了8年。直到1982年4月,李雪峰才获得了平反,恢复他的党籍和领导职务。



在李雪峰看来,他所遭受的那些不公正对待,不是毛主席的错。

1986年6月,李雪峰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

后来,听说有人要全盘否定毛主席时,李雪峰气愤地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就是有人全盘否定毛主席,这是极其错误的。有些刊物上还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东西,甚至说冷战是苏联挑起来的。这纯粹是卖国贼的论调!这种不谈阶级,不谈时代的论调,应该批一下!”

在说这些维护毛主席的话时,李雪峰是发自内心的,他知道毛主席没有私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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