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蛊”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时至今日，人们仍旧无法对“蛊”这种东西拥有正常的认知。
古人喜欢将一些无法无法根治的病毒或者是突如其来的疾病称为“中蛊”，1958年，中国曾发生过一起特大疾病灾难，直到今天，人们提起那段往事，仍旧习惯将它叫做蛊毒。
事实上，1958年的这场疾病，和传说中的蛊毒没有丝毫的关系。它是一种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中国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将这种疾病控制住。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灾祸？让人们闻之丧胆，饱受折磨。
坐地日行八百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青山绿水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1958年6月，毛主席作诗一首，描写的是一直泛滥在中国的一种瘟病。
这种瘟病，就是当年夺走千万人的血吸虫病。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是一种寄生在人们体内，先是慢慢折磨人类，再夺走他们的生命。
这种寄生虫叫“日本吸血虫”，人类最初发现它，是在1904年的日本，随后几年，又陆续在中国境内发现这种寄生虫的存在。
起先人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寄生虫，更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这种寄生虫会给中国人们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病。
有明确典籍记载，1935年，中国就已经出现病例，人数多达一千万人。但当时的医疗水平并不高，医生人数也非常少，十几年来，仅仅治愈了不到500人。
1948年，正是战争到达关键的时刻，驻扎在江浙沪一带的解放军，却突然出现了很多的伤员。这些伤员无一例外都是发烧，咳嗽，腹泻，拉痢疾样大便，还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胸痛，呼吸困难。
当时的军医从未见过这种症状，起初以为是急性的肠胃炎，但吃过药之后仍旧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还加重了病情。
生病的人数越来越多，最严重时有3万多名战士都中招，军医立即向上级汇报，请求调派更多的军医前来支援。
经过检查，医生最终确认，他们就是感染了这种“日本血吸虫”。这种疾病终于受到了重视，无数医生夜以继日研究治愈方案，最终救回了大多数人的性命。
这些士兵之所以会感染“日本血吸虫”，和他们的食物来源也有很大的关系，根据当年民国时期的记载，在江浙沪多水源的一带，这种病属于高发状态。
当时的解放军生活很是艰苦，有时候人们为了解渴，会直接在河里舀水喝，而不是烧开了再喝，寄生虫无处不在，混进人们的水源和食物中，进入人体。
根据医学家研究，这种日本血吸虫就像是正常的虫类沈磊，会经历虫卵、毛蚴、胞蚴、尾蚴、童虫、成虫等几个阶段。
虫卵寄生在粪便中，然后发育成毛蚴，在进入河中一种叫“钉螺”的生物身上，发育成尾蚴之后会钻出钉螺进入水中。
然后通过水源接触到人们，进入人类体内之后，发育成成虫。成虫会在人体内产卵，虫卵又随着人类的粪便进入大自然。
这种寄生虫之所以恶毒，是因为它们在进入人体之后，会钻入人的静脉甚至淋巴，然后再转移到肺部和心脏，之后便游走于人体的各个器官之内。
他们需要在人体内吸收养分，最后会引发肝硬化，静脉高压，腹水，脾大，食管静脉曲张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人们会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由于会让人类的内脏肚皮肿胀，最终被它寄生的人类，会呈现一种大肚子的形态，宛如一个骨瘦如柴的孕妇。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建国之后，毛主席立即下达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筛查病例，并及时治疗。这一筛查，竟然发现中国有超过几亿的病例。
在上海，有些地方的发病率竟然高达95%，江西一带则占据50%以上。长江流域以南几乎都被这场疾病笼罩。
在江苏一带，甚至有很多地方出现了“寡妇村”，“棺材田”，“无人村”，可见当时情况之惨烈。
从清朝末期到建国之初，各地县志记载中，因为血吸虫病而灭绝的村子多达4000千多个。“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主席生动的描写了当时的惨状。
1949年12月，华东军委会成立了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半年之后，中国正式成立了第一个血吸虫防治专业机构。
当时有2000多名医生紧急赶往各地，进行治疗。当时中央给出的指令是，对于重症村，需要到户治疗，彻底消除隐患。
为了彻底根治血吸虫病，就要做到预防和治疗同时进行。一方面要抓紧时间研发特效药，另一方面还要尽快整治环境，从根源上将血吸虫消灭。
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接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治疗血吸虫的特效药吡喹酮还没有研发出来，只能献给病人注射锑剂。
但这种药副作用有很多，而且治标不治本，一些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根本不能使用该药剂。对于一些晚期患者而言，注射锑剂还会引发心肌梗死。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只有不到4万名医师，最终国家还是决定采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办法，让更多的中医参与进来。
1953年，毛主席受到了民盟主席沈钧儒的一封信，沈钧儒详细的向毛主席汇报了各地方的灾情情况，收到信之后，毛主席立即召开会议，再次催促治疗血吸虫疾病的进程。
截止到1956年，共有90多万患者得到治疗，1957年则有超过310万的患者重新恢复健康。
1958年，经过医学人员夜以继日的研究，sbo酯投入使用，这是一种杀死血吸虫效果更强的药物，并且副作用相对较少。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医学家继续研究出了酒石酸锑钾肠溶片和盐酸奎宁锑。对于血吸虫的治疗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毛主席的两首《送瘟神》，就是江西省余江县的血吸虫被消灭时所做的。然而战斗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而是开始。
这场席卷长江以南的疾病，让很多人束手无策，医学人员也是在摸索中前行。在这场战斗中，很多病人等不到治疗就已经死去。
还有些患者，即便在治愈之后，也会留下后遗症，不能干重活，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休息，很多人在战胜了病魔之后，又死于穷困。
早在1957年，中央就向各地方下达指令，要求在7-12年之间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好在该疾病在一开始受到了控制，人们也认识到这是因为环境不卫生而引起的，因此积极的参与环境中，在医生奋力救人的同时，新增患者也在不断地减少。
从1960年开始，很多当地政府虚报情况，导致中央以为疾病得到了控制，致使血防站撤离，多地病情出现反弹。
1962年，中央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根除血吸虫病。最后又重新派遣专业的医疗小队深入各地，并且把重心放在农村。
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65年，各省的医疗小队基本已经达到165个，病情再一次得到了控制。血防工作也在期间得到了整治。
奋斗在第一线的，除了医生，还有万千的科研工作者以及解放军。他们的任务就是控制血吸虫的传播途径。
人们已知的血吸虫，是寄生在钉螺身上，当务之急，就是消灭钉螺。另一部分，就是组织带有血吸虫的粪便进入水源，造成污染。
当时战后的中国十分萧条，四处都是破败的景象。人们也市场不注意卫生，随地大小便的事情人人都做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地方对粪便开展整治管理，兴修公厕，增加排污系统，粪便集中处理地也要加荫加盖，还要定期处理。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人们逐渐重视起卫生问题，各家各户也在自家修建厕所，之后再做统一的处理，或者是当作肥料，或者是集中处理排污。
这些还不是最让人头疼，最让人头疼的，是生长在河泽中的钉螺。这种螺就像螺丝钉一般大小，数量之多，难以根除。
在经过讨论之后，人们粗粗给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药物杀死，将有效的药物投放进河中，消灭钉螺，另一种就是改变环境，将河流改道，让钉螺失去生长环境。
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无疑都是一种重大的挑战。在河中撒药，势必会污染水源，而大自然降解这些药物又需要很多年。另一种河流改道，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还要随时防止会有滋生新的钉螺。
1956年开始，很多地区的人民更加热衷于河流改道，他们不辞辛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将长江沿岸的很多河流改道，并且在新的河流旁边开垦荒地。
第一阶段的治理初见成效，但由于1963年再次反弹，人们只能再一次想办法消灭钉螺和污染源。
“钉螺面积大无边，病人治了又感染。八载功劳是不小，谁知消灭是何年？”这一年，瘟病反弹，奋斗在一线的医者，含泪写下这首诗。
为了让全国人民都参与进来，血防人员四处进行口头宣传，还印刷了很多单页，下发各省各县各村镇，希望全国人民能够重视起来，齐心协力一起消灭血吸虫。
一时间，在民间开始了消灭钉螺的大热风气，人们向河流中大量的投放药物用来杀死钉螺，五花八门，中西药都有。
最常见的，还是一种叫五氯酚钠的药粉，这种药粉见效极快，但就是需要反复投放，虽然不能完全灭绝钉螺，但可以保障它的数量减少。
对于大面积的钉螺，人们则采用“围湖造田”，最终将钉螺深埋地底，时间一长，钉螺就会化作植物的养料。
截至1970年，长江以南基本上已经难以再寻找到钉螺的痕迹，可以说是效果甚佳。光是湖南省，就对180万水田进行大清扫，确保再没有钉螺出现。
原本打算在7-12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最终却花费了近几十年的时间，直到80年代中期，血吸虫才渐渐地消失。
那一代的中国人民，经历了强敌入侵，经历了战争，又经历了瘟疫和饥荒。那段岁月，是中国最艰难的岁月，好在人们并肩前行，消灭了这些隐患，才有了今天的大好河山。
